动荡岁月回忆:我家在文革中

 

曹维录

 

 

 

我的父亲是个很奇怪的人。48年初从天津市迁到武清县王庆坨镇居住,当时除了父母和我哥哥三个人之外什么也没有,租了一间土坯屋子,刮风满屋子飞尘,下雨到处漏水。土改时考虑到我家的实际情况,在街面上分给我家三间漂亮的瓦房和许多家用的东西,要是一般的人,会高兴得找不到北,但是我的父亲却死活不要。土改工作队每天到我家作工作,接连两三天。父亲对他们说:“我们家不穷,老家有地,也有房子,闹水灾才下卫(天津)的,虽说十几口子(指没分家时的大家)我一个人找饭吃,没冻着谁也没饿着谁,我没苦,也没有仇。只要随便儿(就是自由),我个人可以挣来房子。”无奈,工作队只好放弃了动员工作。

父亲果然凭着自己的努力,在五年之后用七石玉米买了房基地,并盖了房子。

1956年,全国开展合作化运动,王庆坨也不例外,到处组织互助组。父亲愁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终于有一天,他和母亲在屋子里挖了很深的一个坑,把很多粮食埋了起来。他说:“人们都要倒霉了,要不饿死很多人才怪呢,你没听当官的说吗?‘在过去,冻死多少,饿死多少!’就是说再过一段儿时间就会有冻死人饿死人的事。现在年头儿不正,歪打正着,这个派儿(指政权)不会长久。”父亲把“在过去”理解成“再过去”,因而惶惶不安,可是后来发展的结果,确实让他不幸而言中了。说句玩笑话,他这才叫“歪打正着”了。

64年四清运动中,阶级成份要重新划分,第一榜下来,我家被定为贫农。父亲知道了以后,非常不高兴,一再鼓动我的哥哥去找生产队。他说:“这是欺侮咱家是外来户,咱老家有地也有房子,够不上富农,但上中农没问题,凭什么把咱家划为贫农?”我哥哥当然不会去找队里,那时贫农是很光荣的,有些人就因为是贫农,说话走路都很神气。我家是工作队扎根的户,工作队长和两个工作队员每天到我家吃饭,父亲就找工作队长交涉,让他把我家的成份改过来。工作队长就笑着对他说:“大爷,您的老家我们去过了,房子没有您的,地也没有您的,您是革命依靠的好贫下中农。”

在我的印象中,四清过后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队也没有撤走。我们家有两个人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一个是我的哥哥,另一个是我的母亲。哥哥当时年轻漂亮,脑子聪明,干起活来手头快,也很有力气,能说能干,是培养入党的好苗子。父亲知道后,就一再对他说:“你不能入党,也不能当干部,你要记住我的话,说出大天来不能入这个党。”哥哥是父亲领养的我叔叔家的孩子,自幼丧母,他很听话,工作队动员了他好多次,也不起作用,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普通农民。我母亲成为学毛著积极分子是因为她要学文化,那时没有识字课本,她就整天拿着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学,其实上边的字没有几个她认识的。

母亲被工作队宣扬成了名人,还被推选为人大代表。这一下可急坏了父亲,他到了大队部,指着上边母亲的名字(他不识字,却认识母亲的名字。)说:“这个人不合格,把这个名字划掉。”当时许多人认识他,就把他连说带劝拉了回来。回家后,他整天闷闷不乐,他对母亲说:“官面儿的边儿不能沾,你说,高景山真的多吃多占了吗?我看大队干部里就他对人还算和气,没有官架子,愣给整死了呀。”母亲说:“我不会入党的,我也不是当官的那块料儿,你就放心吧。”又过了几天,工作队把母亲的人民代表证送到了我们家里,大红本本,上面有各级政府的审核公章,父亲就更坐不住了。

一天,父亲对母亲说:“这个文化大革命更利害呀,他们没有好主意,出个道儿就害人,薛达家三天就整死了两口子呀,人家能把这事忘了吗?早晚有一天人家不找寻这事吗?我看透了,他们认准了要让你入党当官了,我们要想办法。”

这以后,父亲每到王庆坨的大集日,就到街上去,看到老家来的赶集的人,就和他们了解老家的情况。

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很快就影响到了社会上,到处都有人在议论文化大革命,谈论破四旧、立四新,谈论“三家村”和“造反有理”等。父亲对我说:“你们学校斗老师,批黑帮有你吗?”我说:“没有我。”他说:“没有你就对了,别跟他们瞎掺和。‘造反有理’,造反倒有理了?现在你造别人的反,以后别人也造你的反,那还有完吗。再者说了,老师有什么错,老师就是教你学知识的,没有知识以后你什么也干不了。不要让人家把你当成傻狗,一啾啾你就上,他们这是巧使唤人。”我对父亲的话并不是完全赞同,总觉得他的话是那么愚昧和落后,离我们是那么遥远,但他说的老师不是坏人,不要斗老师我还是同意的。我认为,老师不管有没有错误,总之我们不能打他们。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间不长,我们家打了一次架,起因还是因为我。

我家房后边有一赵姓人家,家里的男孩子和我同岁,他的父亲在49年以前是一个给地主扛长活的。文革时,花生是油料作物,生产队种得很少,一年中很难吃上一两次,能吃到生的花生也是极大的享受。这个赵姓男孩子经常和我说,他们家过去给地主扛活时生活很好,地主家管吃喝每年还有五石棒子(玉米),他爸爸经常从地主家弄好多花生回家炒着吃。当然,他这也是听他爸爸说的,因为那时还没有他。

在那个地主阶级被当作最反动的阶级被斗倒、斗臭、消灭的年月里,我经常听到一些人为他们鸣不平。他们说,过去的地主其实都是很仁义的,仗势欺人的非常少。道理很简单,地主要是对扛活的不好,人家就不给他干了。那个时候是随便儿(自由)的,人们可以到别处去干。村里有一个姓张的地主,家里挂着“千顷牌”,有上万亩地。在农忙时,他家给干活的吃馒头、肉,而自己家的人却吃饽饽(玉米面作的饼子)和没有肉的菜。说这些话的都是那些当年给地主扛长活和打短工的人,他们对过去的日子很怀念。那些年月,我们经常听到不同于书本上的另外的地主的故事。

有一次,我带一个同学到家里来玩,在吃饭时我们说起了过去的事。我说:“我们就不该对地主总是那么没完没了,地主其实不是坏人,那个时候人们也不挨饿。”我哥哥很生气,他说了句“你看见了?”我说:“我没看见,但我听说了,和我说这些的都是经过那个时代的人,相反,我们现在过的才不是人过的日子。”哥哥不耐烦地说:“快吃饭吧,你哪来那么多话呢?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我就对他说:“不是说我们现在解放了吗?不是说人民当家作主了吗?怎么日子反倒不如以前了呢?说地主不好,现在还不如那时候。”哥哥和我并排坐在饭桌的一面吃饭,这时他一回手,突然一掌向我打过来,我猝不及防,这一掌实实地打在我脸上。鼻子被打破,血流了満脸。

由于哥哥是抱养的,所以我父母从来不打他。这一下父亲可不干了,他趴在炕上不住地冲哥哥磕头,又嚷又闹:“活冤家,你这是要我们一家命来了。你干脆把我们一家都打死吧。你就是爷!我们都服了你了不行吗?”哥哥一时不知所措,我的同学也上来劝架。母亲对哥哥说:“不就是说话吗,干嘛那么下死手打你弟弟?”哥哥自觉理亏,红头涨脸的一句话也不说。其实我们一家心里都明白,我挨打是因为我带去的那个同学,我们那些话是不能当着外人说的,万一那个同学显积极,把我说的话向党告了密,再添油加醋地发挥一下,我们一家可就真的没法活了。薛达家三天整死两口的事让人听了心惊肉跳!那些日子里,时常有地、富、反、坏、右被整得自杀的事,也有因说错了话被戴了反革命帽子的。

父亲终于联系好了老家,有生产队愿意接收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商量了一下,这时哥哥已经结了婚,他不想回去,我还在上中学,也不能走,于是父亲就办了我父母和弟弟三个人的户口。一切都办妥了之后,那时搬家很简单,父母背着行李和简单的吃饭用具,弟弟赶着五只羊,这就是我们的全部财产,离开了王庆坨。

哥哥心里很不安,父母经过多少年的辛勤努力,只有三间土房子和一块地皮,都给了他。他想,别人会不会说是我把父母挤兑走了呢?我成了什么人了。父亲对他说:“不要胡想了,现在只有回老家一条路了。如果还留在这里,你妈绝脱不掉入党、当人大代表这条路,那样一家就都完了。”多少年来,我们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入党、当人大代表就那么可怕。当时父亲这样说,我们也不好当面和他反对。哥哥对父亲表示,以后他会努力过日子,帮家里在老家把房子盖起来。如果我不想回老家,能上学就继续上学。不上学了,他会帮我盖房娶媳妇。最后他表示,父母走后,他不入党,也不当干部,就老老实实当一个普通老百姓。后来哥哥果然没有入党,也没当任何干部。

父亲对我说:“要好好上学,多学知识,文化大革命不会长,到什么时候没知识也不行,身上有力养一口,心中有力养千口。不要和他们一样起哄斗老师,社会不会总这样下去,以后随便儿了(自由了),就在街面上开一个小商店,衣食不会有问题的。”

我的父亲死于上个世纪90年代,虽然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看到“随便儿”社会制度出现,但他还是比较放心地去世了,因为在我家的所有人中,没有和现政权沾边的,也没有一个人入党。还有一个让他高兴的,就是我的妻子是地主出身,每当人们夸奖我的妻子文静、漂亮时,他总要补充说:“她们家是大家主儿,好几辈子都是地主。”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父母和弟弟走了,哥哥去送他们,几个人渐渐远去,弟弟赶着五只羊跟在后边,消失在茫茫原野里,通往老家的小路上。

(注:上次的回忆文章《学校里的黑帮室》,经与有关当事人核实,作如下改动:一,校长白振东也关在黑帮室里,靳朋由于当时在小学,所以那里没有关他。二,黑帮室先后存在了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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