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掌握过军权的胡耀邦

 

昝爱宗

 

2005年11月20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日。胡耀邦在中共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人心。据说他是中共领导层的最民主的领导人,具有开明、廉洁、改革的人格魅力为人所称颂。在1977年打倒“四人帮”后就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80年2月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1981年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任总书记(不设主席)。1987年1月16日,他因所谓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病在北京去世,引发了中国各地纷纷要求民主的群众示威,以及随后发生震惊中外的“六四”。

最近,北京传出消息,中共中央批准将在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胡的工作地北京、出生地湖南、安葬地江西同时举行纪念活动,并出版官方版胡耀邦传记,收集他的文章作品;并举行研讨会讨论胡耀邦的生平事迹。这将是自1989年“六四”发生以后的十几年来,中共中央首次公开举行过任何胡耀邦的纪念活动。

胡之所以深得人心,并不是他担任过名义上的最高领导,而是他从来没有掌握着军权,不恋栈权力,一心想为国家做点实事,但是“好心却得不到好报”,最后还被迫靠边站,令人同情和感慨权力场上的冷酷无情。

胡、赵从来都是副手

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的葬礼是由杨尚昆主持的,生平事迹和评价是由赵紫阳宣读的。胡生前的最后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杨的身份是国家主席,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赵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家军委副主席。

赵是党的第一把手,杨是国家的第一把手。事实上,他们却都不是中央的第一把手,胡耀邦生前也不曾当过实权的第一把手。实权的第一把手是谁呢?就是出席胡耀邦葬礼但没有发表讲话的邓小平,邓当时的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和国家中央军委的主席。自1981年6月时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辞职下台后,邓就接任军委主席职务,成为自毛泽东掌握军权后牢牢控制政局的最具实权人物。换句话说,无论是国家主席,还是党中央总书记,都是邓的副手。在军委控制的“枪杆子”面前,胡、赵、杨这个“中央”只能向邓低头称臣,不能自以为是。

按照正副手的职务高低来说,在军委里面赵、杨都应该服从邓的领导,这叫“下级服从上级”,是组织原则。1982年起成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的权力高过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的权力。自1987年以后,邓就不担任党中央和政治局职务了,自然也不会成为继任总书记赵紫阳的副手,所以依此规则注定邓永远是高于胡、赵、杨之上的真正第一把手。

相比之下,1981年就开始担任中央第一把手的胡耀邦,是毛泽东以后中央中央委员会最没有实权的第一把手。他担任中央主席和总书记以后从来没有在中央军委“枪杆子”里面担任过副主席职务。1987年1月他因“违反集体领导原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而辞职,赵随后接替,代理总书记,并于当年11月兼任胡任总书记期间从来没有涉足过的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这也预示着年迈的邓要选定赵为他的接班人了,也就是说党的第一把手要真正“扶正”,必须由同一人担任党、军第一把手。后来的事实证明,在邓的领袖身影下,胡做不到这一点,赵也做不到这一点。直到1989年“六四”以后,63岁的老人江泽民非常意外地出任中央总书记职务,11月起就被“决定”为中央军委主席,85岁的老人邓小平辞职。江掌握军权后,一当就是十五年,直到2004年他才辞去党中央军委主席职务、2005年辞去国家军委主席职务。辞去最后一个职务,江已近80岁高龄了。接替江的是另一位胡总书记:胡锦涛。他也是先当然党的第一把手后,此后才逐渐获得军委第一把手职务的。至今,虽然江泽民已经全退,但在党内外的排名仍然是第二位,和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时代邓小平的排名大致相同。

胡锦涛和胡耀邦第一次面对面时

1942年10月出生的胡锦涛,第一次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是在1982年,39岁,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省部级干部。而说起他当时的职务,却只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是副厅局级干部。他此次升任候补中央委员,属于连升三级。1980-1982年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副厅),1982年9月十二大后至12月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正厅),1982-1984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1984-1985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正部)。现在看看,也有不少省部级正职,也是候补中央委员,如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杨传堂、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藏族)、内蒙古自治主席杨晶(蒙古族)、青海省省长宋秀岩(女)、江苏省省长梁保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司马义?铁力瓦尔地(维吾尔族)、河南省省长李成玉(回族)、辽宁省省长张文岳、海南省省长卫留成、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等。

胡锦涛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就成为当时中央领导人关注的对象,是“第一批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的接班人”,受到包括胡耀邦在内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全体领导的接见——当时的媒体认为是“满堂红”的欢迎方式:1982年9月13日下午,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和政治局、书记处的其他领导人,在同参加中共十二大的全体代表合影后来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全都到场同39位新当选的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见面。当时,胡耀邦等中央领导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当胡锦涛等新委员依次步入大厅,领导人都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表示欢迎。这种“满堂红”的欢迎方式,使年轻的委员们“既兴奋,又有点紧张”,他们围了一圈,坐在中央领导的后面。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人员一一唱名,简要介绍这些新一辈接班人的情况。第一个被介绍的,是52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女副部长李淑铮,是新当选的候补委员。介绍最年轻的中央委员王兆国时,胡耀邦插话说:他是小平同志发现的人才,是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副厂长。报道说,“王兆国也同前面几位一样,原地站了起来。陈云问他多大年纪,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答‘四十一岁’。陈云侧过身来对着王兆国亲切地招手说,‘请你再站近些,让我仔细看一看。’王兆国离开座位,来到大厅的中央,脸上激动地泛着红光。中央领导仔细地端详着这位1966年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露出了满意的会心的微笑。轮到介绍下一位时,胡耀邦说,你们胆子大一点站到中间来!于是每一位被唱名的同志都照办了。”王兆国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是1941年出生的,仅比1942年出生的胡锦涛年长一岁。

在全体中央委员中,王兆国最年轻;在全体候补中央委员中,胡锦涛最年轻。当组织部门介绍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时,称他为清华大学毕业生,只有39岁,“是最年轻的”。他们在被介绍后,还一一走到最高领导面前握手。这39人中,除了最年轻的王兆国和胡锦涛外,还有新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46岁的郝建秀(现任政协副主席),53岁的民政部长崔乃夫,53岁的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李鹏,52岁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因获罪被判刑16年),47岁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52岁的福建省委书记胡平,47岁的交通部女副部长郑光迪,50岁的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52岁的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何光远,52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寿,51岁的空军某军长于振武等。“将近一个钟头的会见结束了。胡耀邦最后说,今天是同大家认识认识,这一次见面的,只是中央委员会112位55岁以下同志的一部分。其他的同志,今后开全会时再分两次见面。”

此后,这些接班人中有一些先后当上最高领导集体一员,如李鹏、李瑞环。但职务最高的便是胡锦涛,成为最高领导人,成为真正的“党的事业的接班人”。当时,同样首次选入中央委员的1926年出生的江泽民,已经不属于“中央委员会里112位55岁以下的中青年”了,超龄一岁,就将近老年了,自然没有与胡耀邦等领导人一一握手的荣幸。现在回头看看,假如1989年没有“六四”,也就根本不会有江泽民成为接班人的可能了。江泽民接班成为一个意外,而胡锦涛接班,早在1982年就开始成为被中央培养和扶持的“后起之秀”了——20年后终于修成正果,现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

1982年中共十二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当时的调子是“干部要四化”(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第一次当选的就有211人,其特点是“吸收了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具有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走上了中央的领导岗位”,除上述介绍的外,还有乔石、罗干等,到了1985年举行中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时又增选了一些成员,胡锦涛被增选为中央委员,李长春、吴邦国、贺国强、刘云山、吴官正等被增补为候补委员。现在,这些人都成为中共十六届政治局核心人物,毫无疑问的是他们都是借了中共十二大倡导的提拔年轻干部的东风,都“紧密团结”在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总理赵紫阳的领导下,二十三年后终于走上政治前台。

胡耀邦之死

胡耀邦身上的民主色彩是现在中共领导人最缺的东西。而胡耀邦发自内心的真诚,也是中共领导人最难得的真诚。李锐回忆,他在“十二大”之后到1984年离职以前,由于工作关系有时列席书记处会议,亲眼目睹书记处开会情况,以及总书记如何主持会议并处理一些事务。当时,胡耀邦总书记在人们面前总是平等的一员,由于他个子矮,有时发言似乎比别人还矮一点。他性格爽朗,谈吐幽默,没有半点儿官架子。当时全国有2000多个县,他公开表示自己跑了1600多个。李锐说这是中共历史上几位主席、总书记中的最高纪录。

但是有时候,政治家的真诚、廉洁和才能,往往在权力斗争中,成为自己的绊脚石,成为被别人打击和排挤的对象。如在1986年5月,邓小平主动约胡耀邦到家里谈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人事安排。据中共元老李锐回忆,当时胡耀邦说,我已过70了,明年“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说,我、陈云、先念全都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耀邦由衷地赞成。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中共总书记和中共委员会领导下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私下谈话,后来成为胡耀邦挤走邓小平、想当军委主席的“野心”。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在回忆胡下台的史实有如下记录:“邓大人曾经对胡耀邦说自己要退下来,老实的胡耀邦信以为真,立即表示赞成,并且说:你下,我也下,我们带个好头。邓小平早就不满意胡耀邦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便肯定这是胡耀邦乘机逼他让位,企图取他而代之。邓小平毫不掩饰地指明了这一点。他还说:如果这几年我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一个人,看错了胡耀邦。胡耀邦上了这个大当,他的一片好心肠被当成驴肝肺。在那次决定叫他下台的会上,他被辱骂得一无是处而做了违心的检讨之后,这个满怀赤子之心的汉子毫无办法,只有痛哭一场。”

觉得上了当的胡耀邦并非想当什么军委主席,只是有邓“这么一说”他才“由衷地赞成”,因为83岁的邓是家长,70岁的胡必须做到“下级服从上级”。1989年4月23日《参考消息》援引《澳门日报》的纪念文章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是中共中央的第二号核心人物(第一号人物是”第二代核心人物邓小平“)。对于‘胃口大’的港澳记者,胡氏自然成为非常重要的采访对象。”有时候,胡耀邦屡屡按照邓的要求“出风头”,说一些邓的理论,最后却又被邓搞下去,不但没当上军委主席,而且还失去了中央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职务,仅在“违心写检查”后才得以保留政治局委员职务。

后来,邓小平照样稳坐自己的军委主席职务,直到1989年6月又“废黜”另一个总书记赵紫阳后,才无奈辞去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一实权职务,时年86岁。有媒体这样写道:“邓小平以身作则,在1989年他86岁的时候主动提出退休,提倡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为全党树立了楷模。”(见《南风窗》杂志,杨继绳文)86岁辞职,还叫以身作则和楷模,可见中共宣传机构的吹捧有招和肉麻之术。

1987年1月,71岁的胡耀邦被迫承认犯了政治“错误”而辞职后,保留一段时间政治局常委职务,总书记职务由开明派领导人、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接任。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大”召开,一向光明磊落、忧国忧民、勤政务实的他再次受到欢迎,被选为政治局委员,高票当选,但实际上是虚职,有职无权,只是到处走走,比如去的最多的他的家乡湖南。

到了1989年4月5日,李锐应邀到胡耀邦家中长谈时,胡总结性地谈了10个问题,其中涉及许多分歧,在这些分歧中他认为并没有什么错误,执行的是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却被逼得在那个“生活会”上做检讨。他最后谈到:“如果中央重新给我做个合适的结论就好,不做也没有什么,去见马克思也是安然的。”

三天后,也就是1989年4月8日上午9点,以政治局委员的降职身份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胡耀邦,在会议进行40分钟后忽然感觉不适,遂举手向赵紫阳请假。赵发现他的气色不好,在座的一位政治局委员立即抱住耀邦,连忙说:“别动!别动!”当即给他服硝酸甘油,缓解了病情。15分钟后,有几十名医护人员进入政治局会议室作现场抢救(因系心脏毛病,不宜移动)。至当日下午4点,胡耀邦病情稍见好转后,被转入北京医院治疗。

2005年1月出版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也证实了这一消息:4月8日,政治局例行星期五会议按惯例于上午9时在中南海召开,议题是教育改革问题。作为主持人,赵紫阳总书记坐在桌首,这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可以让20个人就座。他所取代的那个人,胡耀邦,坐在桌子中部,几乎就在江泽民的对面。1988年胡邦的心脏病曾经发作过,身体一直不好。会议进行了40分钟后,胡站起身,打断了总书记的讲话。他说:“我感到不舒服,可以离开吗?”

“当然可以,要当心身体。”赵说道。然而,胡并没有走出去,而是又坐了下来。他几乎以慢动作把双臂放在桌子上,将头埋在中间。“谁有药?”赵马上问道。这是指高级领导人应随身携带的包专门药品以备急救之需。“我们需要硝酸甘油!”同为政治局委员的江泽民高声说:“我有。但我以前从没有用过。”他接着问,“有谁知道硝酸甘油怎么用?”“我父亲犯过心脏病,”一位教育部门的官员朱育理说,“给我吧。”江跑到朱的边,朱拿过药,把它放在病人的舌下。医生被喊了进来,随后胡被送入北京医院。第二周,胡似乎有所好转。但在4月15日7时43分,他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10分钟后就去世了。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发了这条令人悲痛的消息,数小时内学生们开始在北京各校园里活动,寻思如何纪念这位曾经捍卫过他们的权利的人。4月16日,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开始是纪念这位前总书记的活动,但不久变成支持他曾倡导的自由价值观的示威游行。学生们打出标语和旗帜,要求结束腐败、加强民主并允许更大的新闻自由。他们还要求重新为胡做结论——撤消以前加在他身上的保护“自由化”等不实之词。

参加并组织八九民主运动的刘晓波后来撰文写道:正因为胡耀邦的下台太不合程序、太有悖道义,也因为胡耀邦的为政之德颇得党心,所以,胡的下台得到了党心民意的广泛同情,他才能在中共十三大以高票当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委员的选举中,胡耀邦获得了173位中央委员中的166票,未投他的七票中,还有一票是他自己的。而整肃胡耀邦中最卖力的邓力群却被差额出中央委员会。所以,胡的含冤而死才能激起体制内外的广泛同情和义愤,引发出自下而上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动员的八九民主运动。

“六四”之后的每年11月20日胡耀邦诞辰日,4月15日胡耀邦忌日,尤其逢“五”逢“十”,官方都没有举办过公开的纪念活动,甚至党报上也难得看到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个名字,仿佛中共党史上不存在这么两个总书记。直到如今,中央决定大规模纪念胡耀邦,实事求是地恢复胡的名誉,并借此恢复“八九六四”的历史真相,应该是良好的争取民心、争取改革派支持的开端,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动作。如果中央仅仅是通过高规格的仪式去纪念胡耀邦,而不提当年广大知识分子、大学生、社会各界人士为什么纪念胡耀邦,不恢复胡耀邦、赵紫阳先后下台的历史真相,不重新评价胡耀邦、赵紫阳的历史贡献,那么,这与16年来胡耀邦和赵紫阳被遗忘或被忽略又有什么区别呢?

纪念胡耀邦,重要的是说与做一致,尤其是胡耀邦身后的新一代接班人,更应该感应到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思路和政治改革精神,将他们未竞的大业继续下去,切实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恢复党政分开,实行司法独立,继续1989年6月中断的新闻法立法进程,落实宪政和保障公民权利,真正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发达、民主、自由的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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