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坨是一个大镇，王庆坨中学却是个只有六个班级的小学校，整个校园占地面积不超过十亩，校址是原来的一个关公庙，前后有三个小院子，在６０年代，她是全镇唯一的一所国办中学。学校朝南开门儿，门前有一个大约三、四亩大的地方就是学校的操场。操场的西南面，越过一条道路，有一口水井。开始，学校就吃那口井的水。到了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在操场的正南边，由公社出资打了一眼机井，此后，学校的３００来人就改吃那个机井里的甜水了。

学校的第一道院子最大，四面都是房屋，院子中间有两棵将近百年的大槐树。春天，校园里槐树花开，香漂四溢，夏天，硕大的树帽摆动着，差不多盖住了整个校园。下课的时候我们围着大树跑着玩，太阳火毒的时候我们在大树下乘凉，快到傍晚时大树招来的丝丝凉风，让人感到无比的惬意，如果不是因为搞文革，校园留给我们的将永远是诗的记忆。

我们学校当时连老师带职工只有二十多人，事隔几十年，我还能一一说出他们的名字。学校里有三个姓李的老师，两男一女，都是教语文的，分教一、二、三，三个年级。我在６４年考入中学，开始是那个女的李老师教我们。她叫李国福，二十四、五岁，身材魁伟，四方大脸，短发，大嘴，厚嘴唇，长得有点黑，那时她还没有结婚。李老师对我的印象可能不太好，那时我们家很穷，我穿得很破，整天挠头抹脸的，从不知道收拾自己，给人一幅邋邋遢遢的感觉。学习也不太好，作文总是得５５分，从来也没考过及格。尽管如此 ，我一直享有学校发的助学金，李老师认为我最需要经济上的帮助。许多年后，我见到李老师，她还能说出我的名字，年龄和当时的家在什么地方等。

第二个李老师叫李得良，到二年级时就是他教我们语文了。许是一眼看高一眼看低，这个李老师对我的语文水平很欣赏，我不再得５５分了，经常得８０多分。他认为我很聪明，主要表现在讲完的课文差不多就能背下来了，在作文中用词丰富，语句通畅，半文半白的《三国演义》我也敢一篇一篇地翻着看，真是不简单。缺点是思维不连贯，说着好好的这事，下句跑到别处去了。李得良是个“麻子”（脸上长了很多雀斑），文革中造反的学生和他叫李麻良，我听着很不舒服。他很爱笑，说话的内容常常被笑截成许多部分，有一次他和我说：“你呀……嘿嘿，你知道……嘿嘿你知道你象谁吗？你就是……嘿嘿你就是那个孔乙已。”我说：“他们给我起外号，叫我傻济公。”他听了以后笑得前仰后合，不住地说：“哈哈，都象，……嘿嘿都象。”前几年我和他在一起谈话，他和我说：“嘿嘿……，我们学校前后有三个外号叫‘傻济公’的学生，一个现在是数学教授级别，一个是县常委委员，嘿嘿……，只有你……嘿嘿……”我说：“不只是我，我们三个都辱没了这个绰号。”他听了后，只是笑。

第三个李老师叫李铁成，他是教三年级的，我在要升三年级时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所以他没教过我。但他的事我听过了许多，后来我又和他成了同事，在一个学校教书。铁成老师高个子，脸很黑，身体很好，是学校蓝球队的前锋，有人说只要球到他手里他就准能投进去，还有人说他是省级球队的。我们都很爱看他打球，灵活的身驱带着球在队员中钻来穿去，一举手一投足，姿式都很正规。他是学校里最有口才的一个，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深受学生们喜爱。他经常对学生们说的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旦名成天下知”、“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些，在我们当时的学生听来，都是很新鲜的。但万没想到，这些到了文化大革命时，都成了他的罪证，他的腰也在文革中被打坏，直到我和他在一起教书时也没全好。

１９６６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到处都在谈论“三家村”的事，班里的学生干部经常不在班里，神神秘秘地出来进去。工作队进了学校，有了文革领导小组，校长靠边站了，老师不到班里上课了。那些经常被叫出去单独谈话的班干部和积极分子，成了学校最早的红卫兵，带着红袖标，说话、眼神都极为不同，高人一等。很快，学校一些成分高的教师和职工被当成“黑帮”揪了出来。

校园里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了一些人最爱说的话。不论男生女生，说话时总爱说“他妈的”：“造他妈的反”，“游他妈的街”都成了人们口头语。学生中传阅着用蜡纸印的“革命造反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当时学校里的“黑帮”，就是指那些出身成份高的老师和个别的在反右中被定为右派的职工，“牛鬼蛇神”面积就扩大了。有一次我把“造反歌”给我的两个朋友看，他们都是中农出身。一个学生到我跟前一把抢走了歌词，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为什么把歌给他们看，‘牛鬼蛇神’造谁的反？”在当时“宁左勿右”的环境下，我也不敢吭声了，我的两个朋友小声分辩说：“我们是中农出身，怎么是‘牛鬼蛇神了’？”

那是一天的下午，天阴得很重，刮着嗖嗖的凉风。我一进学校，就看到院子里大槐树下围滿了人。有人和我说，李得良被揪出来了。一群红卫兵把李得良围在中间，他头发蓬乱，脸上似有划伤，滿脸的汗道子，衣服的领口被扯断，低着头站在大树底下，眼神无光，看得出来，他挨打了。所有的学生眼睛里都闪着愤怒的光，一个二年级的男生站在他跟前，用手扯住他的后衣领，像是抓到了一个贼。我不忍看到打人的场景，就拉着我的一个朋友离开了现场，回到我们班里去了。走出人堆我才注意到，各个教室的墙上都贴滿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内容大致是“李得良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李得良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李得良反党、反人民罪责难逃”等，有的把李得良的名字颠倒着写并用红笔打了十叉。那一天我的心里很乱，我不知道学生们为什么那么恨自己的老师，我也不明白他们打人为什么那么下得去手。

整个校园都乱了，我们都没有心思再学习了，有的在屋子里说话，有的东一头西一头地乱跑，积极分子、红卫兵们在写大字报、还有人在关心着谁有可能再被揪出来，这屋那屋地乱打听。老师们一般不出来，他们都怕看到学生为自己贴的大字报，因为一旦有了自己的大字报，离被揪出去挨斗就不远了。

李得良被揪出来的那一天我没有回家，原因是到晚上下起了大雨，我被雨截在了学校里，我和几个不住校的学生把教室的桌子摆在一起，我们就睡在了上边。各个教室都灯火通明，有的在斗老师，有的在写大字报，有的不知在干什么，弄得桌椅板凳叮噹乱响，到半夜时我们才睡着。

到天快亮时我们又被一阵嘈杂声吵醒，有人进来和我们说：“李铁成给揪出来了，说他撕了大字报。”我们几个走出教室，只见几个三年级的学生有的揪着他的头发，有的揪着他的衣服，连抡带推往三年级教室里拖，嘴里还喊着：“撕大字报就是破坏四大，就是现刑反革命，打倒现刑反革命！”我心里又是一阵乱，不住地想：他干嘛要撕大字报呢？撕那个有什么用？再说那些大字报也不是给他贴的呀。猛然，我想起来了，大字报不是他撕的，是让雨冲掉的，是让风刮掉的。极有可能是他从那张掉了的大字报跟前过，就被学生当成撕大字报了。我赶紧回教室，把我的想法也写成大字报，为李铁成鸣不平。当时有好几个学生同意我的看法，就一起在我的大字报上属了名。

我们出去贴我们的大字报时，已经是早上八点多了。三年级的教室里在斗李铁成，李站在凳子上，两只手向后平着伸出，腰弯到９０度，几个学生坐在他的身边，稍不如意，动手就打。我们几个贴上大字报就回家吃饭去了。

再回到了学校时，已是快到十点钟了，一进校门，就看到三年级的学生正在围攻在我的大字报上属名的学生，还有一些人在看我们的大字报。我赶紧走上去说：“大字报是我写的，他们只是签了名，你们想怎么样？”

他们说：“你为什么替反革命说话？”

“你们凭什么说他是反革命？你们说他撕大字报他就撕大字报了？我还说你们也撕大字报了呢。”

“铁证如山，还想抵赖吗？你站在反革命立场说话，想和文化大革命对着干吗？”一个学生拿腔撇调地这样说。

这时三年级的学生越来越多，大家都抢着说话，你一言我一语乱作一团。我们就退回了教室。并作好了准备，他们要是敢进来，我们就往外打。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辩论，其实我的胆子不大，辩论时没有害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时上边有指示不得把斗争矛头对着学生；二是因为这些天学校里打老师使周围的农民非常气愤，他们发狠要到学校揍那些打老师的学生和在背后指挥他们的老师。

就在一两天的时间里，我担心的另一件事发生了，李国福老师也被揪出来了。我担心她被揪主要是因为：三个姓李的语文教师，两个都被揪了，会不会把她拉出来凑个“三李”什么的？另外，李老师还是个大姑娘，让学生胡乱整治，脸面怎么办？但革命似乎不想这些，她还是被揪出来了。一大群学生围着她拖过来拖过去，有人用剪刀剪去了她许多头发，还有人更坏，刚熬好的浆糊往她头上刷，在她身上贴大字报，李国福被烫得两手不住地划拉头，到处乱撞。

李国福老师被揪出来，造反派的理想状态就出现了，他们被打成“三李黑店”，是一个“黑帮团伙”，叫着好叫，批着好批。

“黑帮”们上街“游街”是一个很壮观的场面，瘸子校长白振东走在前边，造反派把他的古装版的书撕得一条条的，用绳串起来，挷在一根长棍上，让校长扛着，象招魂的幡。第二个老师两手平端着一个凳子，再往后边的老师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边写着名字，用红笔打着十叉。十几个男男女女的老师一溜摆开，两边是带着红袖标的红卫兵押解着，浩浩荡荡就象是死了人出殡的队伍。到人多的地方，就把凳子摆在前边，“黑帮”们轮流上去作检查。当然，看的人很多，但他们只是看热闹，没有人关心谁执行了什么教育路线。

学校学生打老师的事激怒了周围的农民，就在那几天，出现了农民冲击学校的现象。将近１００多农民冲进学校，非要找出打老师的学生不可。他们说，我们不是来打架，是来说理的，我们就是要问一问，为什么打老师？这群农民确实没动学校一点东西，也没打人，直到夜里十点来钟才散去。那些打人的学生藏在教室里不敢出屋，文革小组的老师向农民解释，说《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文章，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所以不会有人打老师的，不要听信别人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