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笔下的西藏政治犯

 

王一梁

 

 

 

编者按:在胡锦涛即将访美之际,诗人井蛙发起一个签名活动,就洛桑丹增一案致函胡锦涛——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阁下:

我们是一群热爱自由、尊重世界人权的文化人。我们中除了藏人之外,还有一些热爱、关注西藏文化的人,更多的只是一些佛教徒和芸芸众生。

我们给您写信,是因为我们听到目前正被关押在波密监狱里的洛桑丹增病情恶化的消息,这使我们感到十分忧虑与难过。我们为此向您呼吁,要求在您的关照下,让洛桑丹增获得必要的治疗,使他能够及时地获得保外就医的权利。

我们知道,当1988年发生所谓的“拉萨骚乱”的时候,您正是共产党在西藏的最高统治者,如今您又身居党的总书记这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不管您是否知道“洛桑丹增”一案,抑或在这个案中还有您的亲自插手。我们认为,无论是从您过去的经历来看、还是以您今天的地位来说,您都有责任、也有能力关心这位已在您的监狱里被关押了17年的囚犯。

生命既是宝贵的,也是短暂的,一个人的一生中能够耗掉多少个17年?!

在此,我们表达对于洛桑丹增的命运的悲哀!同时,也表达我们对于他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的极大愤慨!

扎西德勒!

主要发起人:井蛙(诗人,美国)

签名支持名单:曾建元(台湾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洪哲胜(民主论坛主编,美国)、蔡楚(诗人,美国)、郭小林(诗人,北京)、格勒巴桑(藏民)、格桑梅朵(藏民)、孟浪(诗人,美国)、王一梁(狱中作家委员会,美国)、晋逸(诗人,深圳)、杨长镇(苗栗最愛縣中華文化與台灣本土化研討會)、子歌(学生、香港大学)、多吉(网民,西藏)、张裕(狱中作家委员会,瑞典)、杨天水(独立作家,南京)、王長榮(staff member ,香港)、刘飞跃(维权人士,湖北)、王超华(美国洛杉矶)、万生(作家,法国)、蒋品超(诗人,美国)、任不寐(学者,加拿大)。

 

大约是2001年之春的某一天,警察突然把我从牢房里叫到外面大墙的角落处,严厉地向我问道:

“你怎样看待海外民运分子与法轮功、台独、疆独、藏独联合起来这件事?”我脱口而出道:“那当然是一种时代潮流的趋势。”

警察一愣,最后说:“你回去吧。”

整个谈话就结束了。根据我的经验,外面一定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大事,否则,警察也不会例行公事,找我表态。这次简短的谈话,使处于信息封闭中的我十分激动。但从我出狱后了解到的情况看,这些年来,似乎并无“民法台疆藏大联盟”或类似的联合阵线出现,这一切都只是出于当局的推测以及我在牢里的想象。如果不是井蛙写了一篇小说《把手伸出窗外,洛桑丹增》,是写西藏一名政治犯的,我恐怕也早已忘记了这一幕。

一个西藏大学的学生,在上学路上,因为看热闹,结果被指控用石头杀死了一个巡警,被判死刑。后来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最后再被改判为18年。井蛙的这篇小说即围绕着各种传说展开,而每一种新传说又引起了对旧传说的质疑。

“拉萨人都不敢相信,但他们都相信这些个传说是传说来的。是一张张嘴巴像亲吻一样传到另一些嘴巴里。”

“拉萨街头到处都在流传着这个故事。我真怀疑,那个年代拉萨根本没有真实的故事发生过。”

但这个故事的原型却是真实的,和这部小说主人公有着同样名字的洛桑丹增,现正在西藏波密札木监狱里服役。在写这篇小说之前,井蛙还给洛桑丹增的妹妹打了电话。上月27日,她刚去过监狱探望洛桑丹增,可是在电话里,她的声音发抖着,什么都不愿意说。这个细节到了小说里,那发抖的声音就变成了一脸的恐惧:“我问同样年轻的妹妹卓尕,你相信你哥哥是冤枉的吗?她一脸恐惧地说她不知道。”

井蛙这种介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小说风格,不禁让我想起博尔赫斯。

现在大家都知道,早在上世纪80年代,被引进中国大陆的所谓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那里面写的东西,发生在独裁政府下的事情,其实都是真实的。就连出现于上世纪初期的卡夫卡小说,在21世纪的今天,也正不可思议地越来越成为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这是卡夫卡名篇《变形记》的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以前从不认为卡夫卡作品具有现实意义,可是当他入狱后,便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二十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变形记》时,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我就会把它用于最近刚被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处十年徒刑的诗人师涛身上。

就像格里高尔·萨姆沙一样,师涛也几乎是一天从睡梦里醒来,发现自己已变成了一只躺在共产党监狱里的虫子。如果师涛真是出卖了国家机密,这种“变形记”也许罪有应得,至少在他做的时候,自己知道将要承担什么后果。可是,师涛的“变形记”却是在毫无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指控这项罪名成立的全部证据竟然是,他曾在海外网络杂志上,发表了一份他作为记者的“特权”所知道的文件。记者能够知道的事情,怎么当被读者知道了后,就成了“泄漏国家机密”?像这样荒唐的构思,恐怕连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博尔赫斯也虚构不出来。

博尔赫斯有篇小说,写一个复仇者的故事,其中每个细节都是真实的,虚构的只是它的时间与地点。反观按在师涛身上的罪名,尤其是当这种罪名被人们简化为三言二语,成为一种口头传说时候,看上去确乎就像是真的一样了:“出卖国家机密,判决10年!”

但问题出在它的细节上,因为并不存在“国家机密”这个细节,于是,整个故事也就变成了一部荒诞剧。同时,也越发凸现出当今中国,这个正像是中了恶魔的魔法一样的国度,其邪恶与恐怖的程度。

我没犯罪

        大人想打我就打我

        他们开心他们伤心

        草地上的脚印他们也说是我的

        我明明没有脚印

        怎么会踩死一朵花

……

——井蛙:《虫子的监狱》

井蛙的这首童诗《虫子的监狱》,其实正是为师涛的入狱而写,但在读者面前从未表明过这一点。井蛙知道,作为一首童诗,它的读者对象首先是那些小朋友,假如通过她的诗能为读者献上自己的想象,唤醒人们身上的同情心,那么,事实上她的诗已经成功了。

远离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为了让人们有一天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

这正是一个诗人对于自己作品的极大自信,以及诗人作为诗人的光荣之所在!

与《虫子的监狱》不同的是,在小说《把手伸出窗外,洛桑丹增》的副标题上,则直接点明:“写给仍在波密监狱的政治犯:洛桑丹增”。作为一名狱中作家委员会成员,井蛙几乎每个月都有可能看到一名中国大陆作家入狱。仅从今年1月起入狱、已被列为“狱中作家”的就有:张林(1月29日入狱)、严正学(3月8日入狱)、程翔(4月22日监视居住)、陆建华(4月入狱)、许万平(4月30日入狱、李建平(5月27日入狱)。

在这份名单上,除了张林已被判刑5年、严正学被恶警殴打后获释外,其余的人都正在等待着判决。

当看到中国大陆几乎每个月都在抓人,再多抓一个作家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地方呢?更何况,洛桑丹增早已是一个湮没在人们记忆之中的发生在17年前的旧闻了。然而,正是当新闻不再是新闻的时候,文学诞生了。“老人像一个读者,故事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虚构的。所以,她那布满皱纹的额头永远也无法读懂一篇像小说一样的故事。她清楚的记得,有个晚上,她做梦了。梦见洛桑丹增在哭诉。他把消瘦的手长长地伸出铁窗之外,在哭喊着,高叫着……

另一个晚上,我梦见了洛桑丹增,我像去见一个深深爱着的恋人一样去见他,我想看看他的眼睛,他看见我了吗?我喊着他的名字,他焦虑地从监狱里站到窗口,我把手伸进去,想与他握手,可是,一名狱警在黑暗中用枪指着我。

“如果你敢跟他说话,看我不把你也逮起来!”

我恐惧地看着狱警,看着枪。看着洛桑丹增的个子越来越小,小得几乎看不见。

井蛙写完《把手伸出窗外,洛桑丹增》后,把它贴在了藏人文化网的个人博客中。本来,事情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文学像人一样,各自都有自己的命运。可是二天后,当井蛙再一次打开自己的个人博客时,使她吃惊不已的是,发现这部小说竟然已被人删除。

这是为什么?

这其实本不应该是一个由小说家所要提出的问题,如果仅仅是因为在这篇小说上出现了洛桑丹增这个犯忌的名字,就遭到了被人腰斩的命运,那么就改名为强巴丹增吧、或任何一个名字都可以。这对一部小说说来,其实丝毫也不会改变这部小说本身所具有的魅力与力量。

但正是在这里,井蛙却不肯让步,因为写这篇小说的初衷,对她说来,与其说是为了唤醒读者的想象力,倒不如说,更多地是为了抵制人们头脑里的遗忘。

于是,她要大声疾呼:这是一个新闻!这是一桩关系到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命运的大事!。

她要让整个世界都知道一个真实的洛桑丹增!并梦想通过你我的努力,能够给予洛桑丹增一定的帮助。

以下就是我所了解到的有关洛桑丹增的几幅速写,但愿一个真实的洛桑丹增,能比诗人的一首诗、小说家的一部小说给这个苦难的世界带来更多的希望……

班旦加措是一名坐了共产党33年监狱的西藏僧人,后来,他终于逃出中国,在达赖喇嘛的建议下,他把自己的一生写成了一本书:《雪山下的火焰》。在有关洛桑丹增的各种传说中,班丹加错所写的洛桑丹增是我所见过的、写得最详细的、也是最权威的文字。

作者曾和洛桑丹增关押在同一个牢房里。在《雪山下的火焰》中,班丹加错写道:“洛桑参加了1988年3月5日在拉萨发动的示威游行,那次事件中有一个年轻的警察从窗口摔下死去,中国当局控诉洛桑谋杀了这名警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跟这宗死亡案件有任何关联,抗议的人冲进拉萨市中心大昭寺旁边的一座建筑物,警察追赶众人,在混乱之中,有一个警察不幸从窗口摔下来,洛桑被逮捕了,被判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当我1990年10月到达扎奇的时候,这两年快到期了。”

班丹加错与洛桑丹增的第一次见面本身就十分感人。那时候,他刚被狱警用一根一米多长的电棍打得死去活来,仅有的三颗牙齿在这次受刑中都脱落了。

“一阵铁链在地上拖拽的晌声加上人的话声,犯人现在下工返回宿舍了。有一个二十多岁,身体强壮,名叫洛桑丹增的人,直直走到我面前问,‘师傅,他们对你用了重刑吗?’我无法回答,仅仅拿手遮住了面孔。”

在这本书中,班丹加错还告诉读者,正是洛桑丹增领导了西藏监狱有史以来首次犯人的示威行动。

事情起因于一个名叫拉巴次仁的政治犯的死,入狱时,拉巴其实还只是一个中学生,洛桑待他就像自己的弟弟一样。

“一个在医务室工作的犯人走进我们的宿舍,把消息告诉了洛桑丹增。洛桑僵立在那儿,眼泪从他的面颊流下来。我们大家面面相觑,不知该作什么。拉巴死亡的消息在政治犯中间很快传开。在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扎奇发生了。

洛桑丹增把他床垫上铺着的一张白床单撕成两半,在一边他用很美的西藏文字写着‘我们哀悼拉巴次仁的逝世’,在另外一边他写下‘我们要求改善政治犯的生活条件。’“

示威行动之后,洛桑丹增想到自己必死无疑。

“洛桑丹增把他别在制服上的达赖喇嘛像章取下来,他二年的死缓很快就到期了,今天的事他很可能被立刻处以死刑。‘我并不需要活得长’,他说,同时把他曾很骄傲地佩带过的达赖喇嘛像章交给我。我们都垂下眼睑,只有洛桑脚链拖在地上发出的声音。 ……”

《雪山下的火焰》的译者廖天琪在“译后记”中写道:“译完班旦喇嘛的传记之后,只有一个想法:像德国总理勃兰特七十年代在华沙犹太人墓前下跪一样,有一天,中国的元首也应当将达赖喇嘛请回布达拉宫,并向他及西藏人民下跪请求原谅。”

无疑,这也是译者的一个梦想。

1988年之春的“拉萨骚乱”中,在拉萨街头出现了一个人,他“身着军装,头戴钢盔,两眼目光炯炯,英姿勃发”。这人就是今天的中国元首胡锦涛。

200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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