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月２１日台湾爱国作家李敖先生在北大的演讲，因为屡触“敏感话题”而获得一定程度的褒奖——我想这正是李敖北上处心积虑所追求的真正目标。透过这次演讲，人们可以重新解读“秦制”之下士人存在的基本道德状况和心态。李敖是一面镜子，他在北京大学真正脱光了自己。

李敖这些年来因为过于贪图名利，并报复台湾那里的私敌，不断谄媚北京，似乎回光返照。然而，李敖自己最清楚这种道德上的堕落正在使他日益不安，他的骄傲和胡说不仅是哗众取宠的天性使然，也是掩盖耻辱的技术装备。我们首先感谢神，这位创物主将道德感或良知（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吹进了每一个人的里面，因此他使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在做恶犯罪之后都会受到内在的谴责并产生内疚感；这种内疚一方面通过死不认错来掩盖，另一方面则通过混淆是非标准和利害标准来掩盖（如用“聪明”这个工具理性掩盖“无耻”这一价值理性）。但所有这些掩盖却导致了进一步的内疚——这种内在冲突永远寻求释放的途径。

我不想把任何人描述为一个完全缺乏道德意识的犯罪机器，上述的“绝对谴责”无疑构成了李敖这些年的十字架。他不可能不知道外界关于他“欺软怕硬、唯利是图”的批评，而且他在里面无法真正回绝这些批评。遗憾的是，这种精神上的自我不满，选择了攻击“价值理性”作为自己的逃路。这种不断向底线放冷箭“边打边退”的逃脱战术，由于可以裹挟着贱民群氓的多数声援、互相利用而获得表面上的胜利，但却无法真正击败内在的追问——上帝问那人：“你在哪里？”

很多人可能带着嫉妒的心情看着李敖北大的赎罪之旅，并抱怨李敖因为海外身份这一优势可以逃避“秦城”的恐惧。然而，李敖在北大的演讲真的是洗心革面吗？仔细研究李敖精心策划的表演内容，你会发现一个可怜的灵魂如何在玛门和上帝之间左右逢源却左右为难的。我看了这演讲只是为这灵魂难过，这被世界捆绑着的灵魂不配演说自由，因为他根本没有自由。李敖反复强调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的演讲极尽拐弯抹角之能事，一改其长期标榜的嬉笑怒骂、汪洋恣肆之性情，何等可悲。李敖是跪在北大责备丁关根的，但因为摸到口袋里“硬硬的东西还在”，却在每次责备出口的时候马上用手去安慰丁关根的脸——与此同时却又拉着世界来看：我批评了，我不胆小；但紧接着，又压低声音用调笑去抚慰冲淡他的批评展览可能招致的不块……可怜李敖！

圣经上说，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你不能既拜上帝，又拜玛门（财利）。“公共知识分子”既然标榜自己以真理为念，就不能同时把名利放在真理右边。如果想两方面都占，结果就会出现李敖式的囚徒困境——他奢望自己能逃离犹大的悲剧，可以一边数钱一边享受十字架的荣耀。这种道德上的贪婪和知识上的无耻，在中国文化界具有普遍性。李敖“与众不同”地通过“文化口淫”赢得群众，其实这种赢得群众的方式与伪君子们通过“圣洁”攫取注意力和贱民拥戴的伎俩如出一辙。这种上下表演，都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内疚及其自我饶恕而已。

李敖表演自由向外在批评和内在不安声辩，但绝不得罪地主，后者意味着各种利益。为此他精明地做了如下技巧性安排：第一，用黄色笑话冲淡政治批评导致的紧张状况，以取得“老不正经”因此可以信口开河的政治赦免权。这也是给地主或财主一个台阶。第二、“打着大红旗反小红旗”，吹捧“最高”却嘲笑“校长”——这种二丑艺术实如鲁迅所言，男人看是女人扮，女人看是扮男人。第三、用“聪明”这一技术理性掩盖“自由”这一价值理性，不仅为坦克事件辩护，也为自己的机会主义事业辩护，同时兼顾“自由主义事业”——然而这种兼顾完全混淆了是非，把自由主义事件解释为“因不够聪明所以该杀”。这一辩护不仅在事实上颠倒黑白，而且在逻辑上归向自身——长期以来李敖所炫耀的自己遭遇的所有苦难或政治迫害，皆是因为自己不够聪明因此本是“应该被迫害”之事。第四、通过宣传自己很多钱捐献给了“正义事业”来反驳外界关于他贪财忘义的批评，只是这种批评不知道是解决的问题还是把问题更深刻地展示出来了——我们无疑责备一个人正当所得，但李敖近些年来的收入有不少确是“赃款”，这不是通过偶然挥金如土就可以销赃的。第五、通过相对主义为“坦克事件”辩护，这一点，使李敖的赎罪之旅大打折扣——玛门再一次击败了上帝，这是李敖的宿命，对这一悲剧需要同情超过需要责备。

李敖用美国１９３２年的事件来说明“人民逼政府开枪”，“哪个国家也不能容忍人民占据中央广场”这一道理；他说：“局面造成了我们逼他开枪，我们要不要反省，我们为什么这么笨呢，看看有没有什么聪明的方法……”李敖讲的假道理早已经被鲁迅在“３-１８惨案”后驳倒了，因此不是什么新理论。因为按这一理论，和平抗议就成了政府开枪的充分条件了，就把“政府门前”看成了“可死之地”。因此也不能说：李敖进监狱是因为“局面造成了我逼他关我，我要不要反省，我为什么这么笨呢，看看有没有什么聪明的方法……”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作为“历史学家”的李敖，在用美国１９３２年事件来为５７年后的悲剧辩护的时候，却精心裁减了基本事实。第一，１９３２年，美国军队驱散的示威人群并不在“华盛顿广场”，更没有“打枪，多少人死掉了”。美军也没有开枪屠杀，主要是释放了催泪瓦斯。“巴顿用自己马刀刀背把这个老兵砍出了华盛顿。”第二、从示威者这方面比较，情况同样大不相同。北京发生的示威完全是和平的，其目标是追求民主和自由，而美国那里爆发过暴力事件，由于美国共产党的介入，要求暴力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呼声开始抬头。那时，不少文化人和“工人阶级代表”提出了“向俄国学习”、“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的口号。纽约有３·５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在俄克拉荷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劳联一位发言人在参议院某委员会作证，也谈到了“工业城市暴动此起彼伏的问题”。在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季，艾奥瓦州的斯托姆湖、普林加尔、范布伦县和勒马斯等地都因取消农场回赎权问题发生了暴动。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左转了。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的有多斯帕索斯、舍伍德-安德森、厄斯金-考德威尔、马尔科姆-考利、林肯-斯特芬斯、格兰维尔-希克斯、克利夫顿-法迪曼、厄普顿-辛克莱、埃德蒙-威尔逊等人。威尔逊极力主张“从共产党人手中把共产主义接过来”，随后又补充说：“俄国是世界上道德的顶峰，那里是一片光明，永存不灭。”威廉-艾伦-怀特把苏联称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斯图尔特-蔡斯在《新政》一书中问道：“为什么只有俄国人能享受改造世界的乐趣呢？”还有研究者指控：美国共产党凑了进来，他们派出了约翰？派斯去指导老兵怎样把事情闹大。共产党的介入引起了华盛顿权力层的警觉。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运动出现，有人就此评论说：在亞特蘭大等地區，出現了法西斯協會、什麼藍衣社、白衣社、黑衣社、褐衣社，還有民兵團、民族主義黨等等。還有人口出狂言：“如果美國什麼時候需要一個墨索里尼的話，那就是現在。”“寧可接受獨裁者統治，也不要國家癱瘓。”第三、后果完全不同。美国那里，胡佛总统受到舆论的公开谴责，此举当即断送了自己的前程，罗斯福在选举中大败胡佛，当上第３２任总统。１９３２年９月号的《财富》杂志干脆骂总统撒谎，此外，《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和国会听证会都对美国总统及“戒严部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阿拉巴马州参议员雨果？布莱克严正指出，“作为一个公民，我公开抗议这种以军国主义的方式来对待那些失业和饥饿的游行民众的行径。”西莱姆？约翰逊参议员直称它为“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然而胡佛向麦克阿瑟下达了什么样的命令呢：“你立即带领联邦军队赶赴骚乱之地，包围受到影响的地区并且就地清场，不得延误。一切妇女和小孩应该给予照顾和友好对待。请运用一切人道手段来执行这个命令。”但是在远东，首先是“不惜一切代价”，然后是“稳定压倒一切”……

李敖面对北大学生对中美两起悲剧的诠释是历史学的羞耻，不过这种羞耻是为钱袋服务的。但公平地讲，李敖这次演讲总比在香港那里的口腔生产运动要令人尊敬得多。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李敖北上不过是“新政”借用的卒子之一。在目前新旧政治板块冲撞盘整、攻城掠地之际，李敖这种“体制外开明人士”大有利用价值，他可以用来“在底线之上把问题显明出来又不至于搞的你死我活，一损俱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官方媒体在“教育、医疗、住房”这“新三座大山”上大做文章，其政治用意显而易见；而李敖进入北大，从这最敏感的政治地带发起向陈至立及其背后的力量的进攻，确实是“聪明”之举。正如笔记者在相关文论中所言，大学及教育领域是中国江泽民主义化最彻底的部门。然而政治与金钱的互相利用，必然将“公共知识分子”塑造为丑角，他在这两种力量压挤之下，绝不可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尊严。如果试图维护自己的尊严的同时又捍卫存折的利益，就会陷入李敖这种可怜的处境。

就在李敖北大演讲第二天，北京主流媒体一方面封杀李敖演讲中的“敏感内容”，另一方面则一改前两日片面追捧报道的形势，开始出现“李敖演讲不及格”、“听众褒贬不一”等报道。另据东森新闻报导，李敖２２日上午透露，他已遭到北京方面约谈，因为２１日在北大的演说让中共台办与宣传部敏感。然而李敖却向媒体表演自己将继续“辛辣如常”，不怕“情缘已尽”。然而，９月２２日，新华社转人民网报道，李敖在京接受访谈直言中国改变穷苦要谢共产党。这篇报道说，知名文化人士李敖２２日在北京走进电视访谈节目的摄制棚，接受电视访谈。他在访谈中说：“中国曾经经过那么穷苦的日子，现在虽然还是会穷苦，但比起以前真是程度不同了，感谢中国共产党！”另外一个被新华社展出的滑稽镜头则是：李敖（看着自己在人民大会堂前的照片）问随行人员：“反分裂法是不是在这里通过的？”当得到肯定回答后，他便要求在此地留影。见到这张照片，他连声赞扬摄影师：“拍得好！”……不过说李敖到北京确实做感恩之壮或者是真的，因为“共产党”（部分通过香港“鸡雏卫视”）确实改变了李敖的“穷苦状况”。但李敖２２日的谄媚，主要目的不是感恩，而是消灾（也帮助邀请他的人消灾），是为北大演讲那点可怜的勇气的后怕并“挽回经济损失”。京人一句，可怜李敖。

政治赵本山已经退了。政治超女在那里歌唱着民主。今天，文化“芙蓉姐姐”李敖来了——在他挺胸扭臀、搔首弄姿之际，“人民”得到了满足和快感，“公告知识分子”大得安慰和嫉妒，“地主老财”们在刘姥姥身上榨取了政治利润和娱乐消遣——只是李敖本人，正如从电视台返回家中的“芙蓉姐姐”一样，心地更为荒凉饥渴。让我们等待，更“超凡脱俗”的表演将用来掩盖这一天为自己赚得的新匮乏。

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１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