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不允许群众越级上访，因为那样做与法相悖。……在有的地方……是很忌讳群众越级上访，轻则认为是给自己脸上抹黑，重则对越级上访群众采取”非礼“措施。……。依法规范信访工作，切实保障信访渠道畅通。这包括如下几层涵义： 一是要坚决纠正到上级机关和信访部门驻地对上访群众搞”拦、堵、卡、截“的行为； 二是……。”——摘自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５日国家信访局副局长王月宗在全国信访局长会议上《调整工作思路，端正工作导向》

从２００１年国家信访局副局长王月宗的讲话、到２００３年胡锦涛总书记及党中央、国务院、最高法院等就处理冤案发出的一系列批示、文件，应该说，上访问题已引起国家高层领导的重视和关注。然令人匪夷的是，事实情况非但未有丝毫缓转； 相反，北京永定门西街甲１号——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信访局接待室驻地的门口、胡同，竟已成为全国恶性伤害案件最频发地和无部门管地区，在京上访者的生命安全已全无任何保障！ 为此，不得不向最高领导、权利部门及社会各界控告、呼救！试问：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信访局接待室，究竟是受害者的灾难所？还是地方黑恶势力的庇护地？！

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信访局接待室（北京永定门西街甲１号）被截访现场纪实凡到过首都北京的上访者，大都领教过截访者的厉害。然刚过２００４旧历新年、发生在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信访局接待室驻地的截访，则比以往更多了血腥的肃杀味，这让本就已被北方凛冽的寒风刺打得缩紧了脖根、衣衫褴褛、栖居路边、桥洞、忍饥少眠、一脸焦黄的上访者，更如霜打的衰叶，惶恐、萎顿，望局生畏。有冤深不惧、勇闯狼群的，则必做好挨冷拳、冷腿、负伤挂彩的准备。

一、我的亲历：

１、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９日（初八）上访国家信访局接待室，如临敌阵，

我叫马亚莲，上海黄浦区人。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９日，我和段春芳等数十多个上访者同去国家信访局接待室。虽然事先对在接待室门口被大批地方政府的人拦截已有心理准备，但现场状况仍让我们惊悸。

刚下２０路车，就看到信访接待室所在地的胡同口密压压的挤满了截访的公安便衣，路边停满截访者的车辆。我们走过去，马上就有一大群人围上来揪住我们的胳膊、衣服，凶神恶煞的要我们拿出身份证，否则不让进。看到我们人多才松手放行，而个访的稍不配合或抵抗，则立马遭致推搡、群殴。

走进胡同，一路上都有截访的盛气凌人的喝问：“是哪儿的？”并令我们出示身份证，不断有上访的被截、拖、打，逼其自行退出，有个别的上访人在他们的威势下随截访者而去。

我们好不容易挨到信访局的大门口，却被更密实、人造的截访墙哄然堵住，人被拽、推得前仰后倒，我们横冲右突、高声呼叫，才挤进有二个保安看管的信访局铁门。进去后，我们责问保安为何视若无睹时，保安面无表情地要我们快进去，并称：他们只管不让接访的进大门，对外面的情况无权管。

我们履次将此严重侵犯人权、生命权的情况向国办治安科、公安、接待登记窗口反映，均被推托。理由都是：只管大门内的，铁门外、胡同里的问题另找北京公安。而实际上，就算打了１１０也没用。

２、２００４年２月９日无辜被截访者用脚踢、用石块扔头，向国家信访局和公安报警，均置之不理。

２００４年２月９日，我和杨伟民等数人再到国家信访局接待室，好不容易冲到大门，刚要进去，见一突破重卫、刚要进大门的女上访者被一截访男人从背后猛踢一脚，我们立刻群体指责并责问保安，那男人迅速退去，保安依然不理不睬，那女上访人无奈地带着哭腔对我们说：“根本无处告”。从接待室铁门出来时，杨伟民刚走出大门，竟也莫名其妙被截访者踢了一脚。

下午，气愤之极、投告无门的我们，到国家信访总局投诉，信访总局称已打电话联系，让我们下午再去接待室，不会有问题。然下午我和奚国珍依然遭到围堵、拖拉……。更恶劣的是，当我们从接待室出来后，由于胡同中间的截访者将路完全堵住、无法通过，奚国珍只好用手推他们让路，这批畜牲竟倒打一把，恶狠狠地斥问奚干吗推人，我让奚快走，别理他们，他们竟在我们走过去后，用石块扔我们，由于奚走得快没被扔疼，而我因驻拐走得慢，被扔中后脑勺，疼痛的我立即与奚返还接待室，大声呼冤，要求进接待室找领导处理，被保安拖住。我们向恰巧在登记大厅的接待员２０４反映，他马上跑进由保安看守着的接待室内回避，并称：胡同里的事找北京公安，我们管不着。我再找长驻国务院二办信访接待室的北京公安，也全然回绝，说他们只管大门里的，大门外的治安不归他们管，还借口你又没看见是谁用石块扔你的，没法处理，要我们自己打１１０反映。更有甚者，还睁着眼睛说瞎话，全然否认有此截访的违法事件存在，对我提出：“保障公民人身安全是否公安的天职？此类严重伤害案为何能公然发生在党中央的眼皮底下、发生在负有重大使命的国务院信访接待室的门口？”全回避不理，竟还说：你又没造成什么后果。 呜呼！法治当空，天理难为！看来，现在人命案如此之多，全都是公安蓄意放纵而为。

让人回味的是，第二天，当长驻国家信访局的公安领导马队长应约出来接我们时（在我们向他控告和交涉下），那帮原本将胡同口堵得水泄不通的截访者，立即分成二排，自动让路。我们一路通行无阻。

又让人的愤懑是，事发那天，我在国家信访局胡同外的ＩＰ电话亭打１１０报案时，刚说出是反映在信访接待室胡同里被打，１１０就立即挂断电话，我坚持拨了七次，最后说是在一个单位的门口发生的纠纷，１１０才来接警。那天，我们到天桥派出所时，一女警察突口而出：“又是接访的打人”，她还对其他警察说，前天一个１９岁的男孩被打得很严重。我报案后至今无任何回音。

３、辽宁省本溪市上访人孙维琴（女）因抗争截访不成，被逼无奈吞药自杀——后被救。

２００４年２月５日，我和孙维琴及大庆上访者到国办、人大接待室，在心惊胆颤、历经艰险越过一次次如狼似虎的公安和地方政府人员的堵截下，终于通过胡同来到信访室大门，刚要进去，孙维琴突被一群身强力壮的男人围住，气势汹汹地扯住她，还用手不断地点她，并一掌掌地使劲把她往外推，被淹没在壮汉堆里的孙维琴声辨自己是合法上访，无奈羊入虎口，无丝毫用处。我见状立刻向近在眼前的门口保安大声呼救，岂料，保安竟佯装不知，笑咪咪地说：“人家是正常接访谈话，要你起什么劲。”此时，我看到被围在截访群里的孙维琴突然倒地，更大声地呼喊，保安竟仍无动于衷，还毫无人性地说：“谁躺地上了？我怎么没看到？”我只好高声呼叫：“国家信访局无法无天，公然截、打上访人”，才有一长驻国家信访接待室公安出来，厉声要我进去，别管闲事。此公安还称：他们只管接待室大铁门内的事，大门外、胡同里的事不归他们管。后来我看到有公安拿照相机去拍了照（后来还对准我拍），来了一辆公安车，才知孙维琴吃了药。一个多小时后，被灌肠后虚弱之极的孙维琴被送进接待室，她浑身发抖、泣不成声地坐在人大接待室冰冷的水泥地上，我们很多上访人一次次的敲人大接待室窗口，才有接待员出来看了一眼。孙维琴后因极度虚弱而暂被他们开恩短暂（十天）施住原本理应给上访人住的接济站。

二、来自受侵害者的陈述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９日下午，陕西省咸阳上访人李小婷（女，无家可归者）在大门口排队领表时，因不理截访者强行查看她身份证的违法要求，无辜被一名黑龙江警察殴打，在她挣扎并高声呼救时，一群截访者竟一哄而上，拳脚相加将她打得遍体麟伤、躺在地上无法爬起……。

也时常遭到截访者殴打、并目睹李小婷惨遇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太来县江桥镇江桥养殖场工人邓殿全（上访十五年未果），见李情况危急，急呼“要打死人了”，不顾一切冲上去指责并哀求他们住手、拚命拉开打人者时，立遭河南的四个截访者痛殴，邓殿全浑身是伤，腿被打得无法走路，在临时栖居的马路边养了几星期才稍好转……。

令人丧气的是，在李小婷和邓殿全向国家信访局治安科控告后，被李和邓指认的凶犯竟全部被治安科处长当场放走，未得到丝毫惩罚。而李小婷历尽艰难、当面呈递国家信访局副局长王月宗和全国人大信访局副局长的控告，都石沉大海。

更让人悲拗的是，李小婷因控告无门，无奈在国家信访局接待室的墙上写字，以冀能引起领导的重视，而被国家信访局令当地政府接访后，竟险被送进看守所关押。

欲哭无泪的李小婷说，由于国家信访局的纵容，现她上国家信访接待室时，基本上每天都在胡同内遭到踢、打，受尽屈辱的她为解决主要问题，只能接受“教训”、忍气吞声、蒙耻挨踢。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２日，邓殿全又看见二个山东上访者因不理截访者查看身份证的无理要求而被恶打，鉴于上次“教训”，邓不敢再打抱不平；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３日上午，上海唐霞珍、徐兆兰等数人在胡同里被拦截，唐霞珍、徐兆兰被踢数脚，唐手也被抓伤，血痕条条。她们怒不可遏，向国家信访接待室反映，得到的是与我们同样的答复；当天下午，上海的付玉霞也在胡同里被截住不让进，瘦小的付说，截访者狠命揪住她，都快把她拎起来了。

悲叹的是，即便侥幸进入国家信访、人大信访接待室，也都失望而归。所有的上访者，无论问题是否应由国务院、人大直接处理，都被推到各部委或最高法等，大多数上访者，连接待员的面都未见到，就已在窗口登记处被打发了。很多上访人都苦笑着说，干脆不如改名“人民群众来访踢发室”。

……。

可以说，有着象李、邓及我们同样遭遇的不计其数，除非不踏入此雷阵。

所有的上访人都十分清楚：如没有国家信访局和公安的指使或默认，地方政府、公安敢如此为所欲为吗？而堂堂国家信访局，如果真连门前的这点小事都管不好，其存在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纳税人花钱，决不是用来让官员们造“牌坊”、养截访流氓的！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