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导，杨振宁１４日在乌鲁木齐招开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认为“中国大学对社会的贡献非常大，大学造就出来的人才对社会的贡献人们时刻都能感觉到，这一点不容置疑。”

尽管杨说他的言论“不容置疑”，但还是有专家学者冒“大不韪”对其提出了批评。有文章认为：一个人发言，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必须是以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和证据为前提。杨振宁以八十多岁的高龄发表此等与公众常识相左，和事实相悖的言论，要么是自己没有掌握应该有的材料和证据，对国内教育的现状不了解；要么是在试图借个人影响力，为国内针对高等教育弊端与失误的质疑声浪减压。如果真的是后者，那么，这种声明绝非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肺腑之言。

遗憾的是，对于一些善意的批评，杨振宁不但不反省，反而固执地表示将继续坚持这一论断，并声称这是“亲身体会让他作出的判断”。那么，事实是不是如杨振宁所言？抑或是如有些人所说，杨是在借个人的影响力，机会主义地粉饰目前的教育制度和大学教育？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也只能根据我国大学的实际现状来作出回答。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国大学的收费同中国公民收入的现状相比，极不合理，不仅居于世界上所有国家大学收费之首，而且远远超出了一些特别发达的国家的收费水平，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没有过这样邪门儿的收费。教育市场化使上大学成了中国平民不堪重负的高档消费，由此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有许许多多的学生、家长因交不起高额学费而自杀；有许许多多的学生为交学费去卖身、当坐台小姐、许人作妻；还有许许多多父母或学生本人为交学费去杀人、抢劫、绑架、偷盗、诈骗；有的家庭为交学费背了一生还不完的债，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甚而至于家破人亡。人们说：“考不上学将来穷，考上学马上穷。”“考得上，上不起。”最近报导：有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女学生为筹集大学学费借钱请客，结果造成了８２个人中毒。

不合理的教育制度还造成了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公平现象，有统计显示：农民子女与工人、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进入高等学校的可能性之比为１比２·５比１７·８比１２·８比９·４，其中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１比４比３１·７比２２·６比１７·４。农民阶层与整个非农阶层的整体差距是５·６倍，在全国重点高校中是９·２倍，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１７·９倍和３１·７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假象的掩盖下，真正的工农大众被抛向边缘，权钱所代表的强势群体占据着高等教育的庙堂。所有这些教育中最根本的制度问题，最终决定着教育走向成功还是失败的问题，却不在杨振宁的视野之内，都被杨振宁巧妙地回避了，因为他说的“大学教育很成功”不是指这些，而是根据“全世界对大学的责任”达成的“共识”，是“教育年轻人、做尖端研究、为社会服务三项重任”。

我们不妨迁就一下杨振宁先生，且不去说现行的教育体制通过一层层的障碍已经把弱势群体的“年轻人”档在了大学之外，使大学教育成了名副其实的“教育强势群体年轻人”；也不说成千上万因交不起学费而走上堕落、犯罪、自杀、精神失常、变态甚至在异国他乡演绎络绎不绝的杀人命案，我们就从杨振宁所说的三个方面进行一下粗略的讨论。国际上到底有没有杨所说的“共识”，就我本人来讲，因不是业内人，所以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知道的，就是从这三个方面讲，我们的教育办得也很不成功。

纵观当代大学生，缺少独立意识，不具个人尊严，没有道德底线，缺乏自信，缺乏毅力，缺乏创新精神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他们没有分辨真假、是非的逻辑能力，没有区别善恶、正邪的道德基础，没有审视好坏、美丑的艺术素养。当然，他们也决不敢抵制强加给各门学科必须学习的政治课程（在以后工作中可能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政治课程，至少占去了学生五分之一的学习精力）。

在网易《语丝评论焦点》里，编者综合有关文章，列举了《当代大学生九宗罪》，择其要陈列如下：

一、生活腐化：追求档次，崇尚名牌；经常光顾高消费文体娱乐场所；配备高档通讯设备；外出上街，常坐出租车；聚会交友，大讲排场等。

二、堕落傍款：“傍大款”在今天的中国女大学生嘴里，说起来不再那么时髦了。时下全国高校的美女群就是绑款族，越是名牌大学越是公开，越是校花美女越有可能。

三、玩物丧志：“一起床就开始玩《传奇》、半夜了宿舍楼还在激烈地打ＣＳ……”日前，以“ｃｓ”（“反恐精英”的简称）、“传奇”为代表的网络游戏在大学校园中十分盛行。

四、寄生依赖：大学生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收入，维持高消费无疑要依赖父母，有钱就花，花完就要，花得心安理得，全不顾父母的窘迫。

五、理性的侏儒：８９年后，由于当局的血腥镇压，百姓顺从，知识界的胆怯，中国社会群体进入犬儒时代。大学生不敢怀疑现实、尤其是权威，无条件相信国家报纸、电视、教科书，用所谓的“唯物辩证法”来对待现实中的经济混乱、政治腐败，以及一切污浊的社会现象。

六、政治的冷漠与投机：一方面，大学生们表示自己厌恶现行政治，但同时，他们又不可避免、不顾廉耻地投靠现行政治。他们既不理解又不相信共产主义，但同时，为了各种实际利益，他们又踊跃参加党课学习，主动申请入党。

七、学术精神的失落：他们睡懒觉、逃课、上网、打工、谈恋爱……但就是不肯认真读书。临到考试，他们便毫无羞耻地作弊，其作弊手段完全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八、道德素质低下：当今中国大学生中鲜有雅皮士，而更多的是嬉皮、泼皮。他们行为放荡，毫无基本的道德感。 

九、生理与心理缺憾：现在，大学里经常活动着的只有两种人：迷恋足球的男生，以及练健美操的女生。某校一位女生刚爬上八楼，就犯了心脏病，死在楼梯边，另一男生则死在运动会８００米跑道上。

对于以上的“大学生九宗罪”，有人评价认为：尽管有些地方有偏激和不全面之处，“《当代大学生九宗罪》还是说得十分地道的。”所列九宗罪里没有列出象马家爵、陈志鹏、刘爱生、陈立宏以及广州三大学生杀人藏尸等大学生暴力问题；多得举不胜举的抢劫、偷盗、诈骗等大学生刑事犯罪问题，因为这些都似乎可以作为独立的和个别的案例而忽略不计。就单以上九宗，就足够触目惊心的了。

据杨子晚报２００１年８月３１日报导：南京新形象公司负责人罗某伙同某高校女学生詹某先后招聘百余名女青年女大学生搞“三陪”和卖淫活动。凡被录用的学生都要交２００元押金，提出特殊服务的顾客到外面谈价，他则收取１０％介绍费。女生出台费最高的达５０００元，嫖客什么人都有。根据有些人的调查，卖淫在一些大学里占有很大的比例。

杨振宁先生，如果以上所述都算“大学教育很成功”，那么请教一下，什么样的算不成功？

前不久，著名数学大师丘成桐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认为目前国内的教学体制和大学本科的教学模式，不可能培养尖端研究人才。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修养和学风都在下降。哈佛毕业生的论文水平比国内有些院士写得都好，如果不进行教学体制和教学模式的改革，中国科技至少后退２０年。这些看法同杨振宁的看法是如此截然不同。

丘成桐先生的论断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实例进行佐证，目前大学生和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弄虚作假现象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大学生的学术论文到处剽窃，胡乱拼凑，毫无学术价值。大学生作弊现象就连清华、北大这样一流的学校也不例外。四川某高校大三学生小谢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刚进大学没多久，师兄就到宿舍“传授经验”，说逃课、作弊、谈恋爱才是大学真正的必修课。这样的大学生将来如何、用什么去作尖端的科学研究？

作弊现象不仅在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就是在为人师表的教授和讲师中也屡见不鲜，这方面的案例俯拾即是。社科院的何作庥为了政治目的，毫无根据地造假，诬陷一个修炼的群体；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薛某某被发现他其实是个地地道道的骗子；“陈国生事件”在学术界已成为具有特定含义的专有名词，他盗用别人的专用书号和专用条形码、并仿照其封面设计私自印刷出版自己的“研究专著”；唐河因胡编乱造《世界文明史》照搬外国人的著述而声名狼藉；一个叫林某某的大学讲师写的《新闻采访学》抄袭了人大新闻学院蓝鸿文的同名教材。当老师的取巧、走捷径，没有严肃的学术气氛，作学生的上行下效就难以避免了。

讲到为社会服务，当代大学生也难当其重任，起码说不能起到一个大学生应起到的作用。有调查显示，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自我薪金期望逐年下降，而专科生却呈上升趋势；四成用人单位对大学生不满意，国企对大学生最没有信心。

大学生的工作能力不强或许不仅仅是大学教育造成的，其责任应由整个教育体制来承担。应试教育使学生自小就学会了一整套怎样应付考试的本领，在长长的教育链条中，学生的天才被一点点地扼杀了，学生成了“高分低能”的考试机器，他们学习的唯一目的是考一个高分。前几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老师向学生提问，“雪融化了以后是什么？”被提问的学生回答说，“雪融化了以后是春天。”这是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回答，可是他得到的是零分。老师告诉他：“雪融化了以后是水”，“是水”当然没错，可是“是春天”就错了吗？一个说的是物质的物理变化，一个讲的是自然界的变化，这时你即使有一千张嘴也是没用，老师会告诉你，这是标准答案，你必须死死记住了，在高考中你是没有机会去同阅卷老师分辩的，唯一应该作的是记住标准答案，才能在艰难的竞争中处于强势。大学作为学生走向社会、服务社会的最后一道关卡，其教育甚至还不如大学之前。

二○○○年一位北大学生投书光明日报，揭发批判著名学者刘军宁到该校演讲时宣扬自由主义，当然刘军宁会因此受到“惩处”，而这个学生也会因此得到从刘军宁身上剥取的政治利润，这可是全国最顶尖的大学呀。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北大女生弓琳，她因把形象代言人的一万多元酬金交了党费而哄动一时，这两个北大的年轻学子竟是如此地“英雄所见略同”。如果这两个人代表了北大的基本状况，那大学教育不是很让人担忧吗？不去好好学习业内的真本领，却学会了投机、取巧、走捷径，借助学业以外的东西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然而，这些东西却是从小就会的。

也许有人会说，或许这两个学生的认识就是这样的，他们有坚持和表达自己认识的权力，不能把人家正常的观点表达加上不好的动机。当然，我也希望如此。但我想，那个学生如果真的表达的是肺腑之言，他会找机会同刘军宁交流，他会得到刘军宁的尊重和礼遇，而不是借助和学术毫不相干的外来强力支持自己的认识，他应该知道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同样，弓琳如果真是出于对党的热爱，她也会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去表达。

这样的学子能很好地服务于社会？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杨振宁能发出那样不同于公众常识、与事实相悖的论断一点也不奇怪。人们非常熟悉这个人，对他的熟悉和他在物理上取得了什么成绩几乎没有关系，他首先是一个爱党、爱国主义者。在他看来，党领导下的国内一切都是好的，完美无缺的，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杨振宁是一个美国人，他能用一二百年前美国某人说的话证明美国其实很糟糕，也能发挥自己想象证明中国的现状很美好，还可以巧妙地把自己在物理学上取得的成绩无限膨胀地转化为政治资本。中国“大学办得很成功”的表态，其实和国内大学教育现状没有关系，这是一次政治表态，对民众是政治诱导，对国外是政治宣传，对他自己，则是在八十几岁的高龄希冀着因政治效忠而带来一次大的政治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