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马堪敏案”深度报告

 

杨银波

 

 

 

作者按:本文经马堪敏亲人审核修改后,首发《民主中国》。

在马堪敏的尸体已冰冻四天的夜晚,我决意为这个普通公民记录一点历史。在他那个“冤死不告状,穷死不做贼”的家乡,我非常担心这个死于车祸的魂灵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悄然飘散。在这个国家,主宰着无数人命运的那些人说:“人,只要有足够的智力、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资源,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所以,我也固执地认为,也许我的这篇文章能为这种可能找到一点希望。

(一)马堪敏之死

马堪敏,男,1941年出生,2005年7月8日凌晨四点死亡,死前居住于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东沽港镇得胜口村先锋大队。其父马西忠,90岁;其妻王叔萍,53岁;长子马伟臣,28岁,已婚,有子(四岁);次子马伟杰,26岁,已婚,有子(三岁)。在这个九名成员的家庭里,一场犹如地震效应般的车祸,把家里家外的所有人都带入了深深的悲伤。

7月7日夜,马堪敏和妻子王叔萍如同往常一样,在地里摘葱、洗葱。每年的这个季节,他们都会凭这一点葱到集市上卖个价钱(当地价:一元钱六斤葱,情况较好时一元钱四斤葱)。赶集的日子,大约是:逢一、六,到东沽港集市;逢二、七,到煎茶铺集市;逢三、八,到王庆坨集市。7月8日的目的地,即是王庆坨。王庆坨是个相对繁荣的小镇,位于天津市武清区,集市所在地离马堪敏家约25里路,若是赶一趟驴车的话,约须三小时。

7月8日凌晨两点多,没睡几个钟头的马堪敏夫妇起床,出发。凌晨四点,运着两、三百斤葱的驴车行进至离王庆坨收费站约二里路处,一辆从后边疾驰而来的汽车将其撞翻,马堪敏当场昏迷,驴被砸在车下,肇事车辆逃逸。一场近乎发生于河北、天津交界处的致人死亡的车祸,迅速牵动了诸多角色。第一个被牵动起来的,是幸免于难但又惊恐万状的王叔萍。此时的她,望着昏迷的丈夫,连肇事车辆的车牌号、颜色、型号及其它特征都未来得及细看,就几乎“傻眼”了。

这一路段,没有明亮的路灯,也没有公用电话,王叔萍更没有手机或小灵通电话,但她要让亲人知道这件事。她离开事故现场,呼救求助。此事的现场,空无一人,车辆却在不断穿梭,但竟无一辆车在此停下救人。接到第一个电话的,是马堪敏的儿子马伟臣、马伟杰,两人又迅速通知一位非常仗义的王庆坨镇私营企业主尉自立;唯独,他们没有通知警方。凌晨四点半,尉自立开着桑塔纳赶到现场,马堪敏对门的邻居也开着面包车赶到现场。

当地至今流行着“拉过死人的车,不吉利”的观念,那位邻居因此离开。事后,尉自立那辆满是鲜血的桑塔纳的确无人愿坐、愿借,更是证实了这种观念的流行。离事故现场最近的医院是王庆坨医院(10多分钟后送达),由于抢救不够及时,马堪敏再也没有活过来。同一时间,尉自立报警。凌晨五点半,河北当地交警“事故科”赶到事故现场,欲做尸检,但条件是家属须交几千块钱,否则就算自动放弃。除了拍照,“事故科”再无作为,匆匆离去。河北“马堪敏案”就在此刻定格,似乎真的如那个“否则”所言——“自动放弃”。

(二)“马堪敏案”的本身

没有足够确凿的证据,是本案侦查的最大难点。可能有的证据是:王庆坨收费站保留的事故监控录像(较为模糊),王庆坨医院的诊断证明,当事人王叔萍勉为其难的回忆;至于目击证人,更是难于寻找。还有,更糟糕的是——事故现场被破坏。这个破坏集中于两个时间段,一是从事故发生之时王叔萍离开现场寻求帮助到她回到现场,二是家属、尉自立送马堪敏到王庆坨医院抢救到回到现场。在这两个时间段里,驴车上的葱被人抢光,被害者身上带的一点零钱也被人掏去。

还有两个问题。第一,“马堪敏案”是事发河北省管辖范围的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这是一起重大刑事案件,何况“肇事者逃逸”更属性质恶劣,因此除交警“事故科”以外,更应由河北刑警插手,具体到当地,即是东沽港镇派出所(电话:0316-2890230)、安次区公安分局(电话:0316-2013193)、廊坊市公安局(电话:0316-2333030),至少当时的交警“事故科”应通知刑警;第二,除涉及专业医学(药物)等少数尸体鉴定外,一般尸检在区公安分局都配备有专职人员,系免费的公务性质的职能范畴。

还有一个关键:马堪敏是被车辆从后面撞上来的,肇事者属于典型的“追尾”性质;而不是相反。因此,这个案件的定性非常明确,100%的刑事、民事责任皆出在肇事者身上。作为刑事这一块,因本案已严重到“致人死亡”和“肇事逃逸”的程度,不是轻微犯罪,而是严重危害社会(交通)公共管理秩序。在已经报案的情况下,即使家属要求撤案也不允许撤掉,所以很明显,警方对本案的受理必须是100%,否则易于成为“死案”,难以激活。

站在肇事者的角度,有可能选择:继续逃逸它处,躲避,装修车辆,换车牌号,卖车……。在肇事者有多种选择和线索紧缺的情况下,警方与家属都是极为被动的,他们的搜索范围是如此巨大。这种情况,只适宜于排查。也就是说,这辆仍然通往王庆坨方向的车,在7月8日凌晨三点到五点这个关键时刻,它在王庆坨收费站以及附近收费站的监控录像里都是有所存留的;同时,警方应对汽配装修厂、车管所等特殊场所进行留意,争取发现可疑车辆。

侦破案件的方法可以有许多种,但最值得提醒的,仍是警方行政作为的意愿。对于警方而言,“马堪敏案”是一起没有额外经济收入的命案,不比抓赌博嫖娼那样有外水可捞,而警方的性质区别也正在于此。为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作为本案关注者,我应提醒如下人物重视并敦促此案:廊坊市市长王爱民(电话:0316-2012815)、安次区区长王金忠(电话:0316-2122914)、东沽港镇镇长康书义(电话:0316-2890214)、廊坊市公安局局长陈庆恩(电话:0316-2013482)、安次区公安分局局长王子元(电话:0316-2013193)。同时,我恳请孟繁浩(廊坊市检察院检察长,电话:0316-2152000)过问此案;再者,欣闻孙玉文(安次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干警)不久前获得嘉奖,我也希望他以此案为又一个重要考验。

(三)马堪敏的真实处境

要深刻地认识一个人,一定要知道他所处的社会背景。马堪敏,东沽港镇一个普通的村民,而这个东沽港镇却不普通。在历史上,此地曾发生过“东沽港大屠杀”事件,约有110多人被日军杀害。数十年前,此地百姓为“土匪”居多,由胥里树统领,后来被魏大光于堂二里组建的“二七之队”吞并,并一起投奔了贺龙。魏大光29岁时,在一次遭遇战中死于日军之手;胥里树49年后,成为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同一队伍里的廖汉生是开国将军(廖汉生是红军)。

如今的东沽港镇,辖得胜口、东四街、南泊村、椅子圈、邓场村等,位于廊坊市安次区最南端,距天津市中心30公里、天津港80公里、廊坊市中心40公里、北京市中心100公里、保定市中心90公里,处在京津保“金三角”的中心。通过调查,我仅仅有限地知道这里的东沽港粮库、东沽港镇劳动服务站、得胜口粮站、得胜口建国织带厂以及被评为“2004年市级民俗户”的得胜口村乔桂英等4户人家,并非如政府宣传的所谓“定位在以高科技产品的开发与生产为主,兼有商贸批发、仓储、餐饮、娱乐、度假、维修服务等综合项目开发”的位置,这即使是作为此地的“梦想”,也令人不敢奢望。

东沽港与王庆坨虽均是“镇级”,但经济悬殊巨大。据了解,此地唯有极少数人到王庆坨这个被誉为“自行车王国”的镇上打工,更多人是传统的凭借自助自给经济艰难维生的做庄稼的农民;得胜口村更是无一人愿意远赴外省打工谋生。经济的贫困,信息的缺乏,意识的保守,皮肤胶黄、满脸疲惫、风尘仆仆的人们,是这个地方最深刻的记号。马堪敏常年生活于此,多年以来都是以种田为生,所谓“经济作物”,无非只是种在五亩地上的葱、棉花、玉米等廉价农作物而已。那条去往马堪敏家的道路更是难走,从112国道的其中一个路口——得胜口——下车,须花五元钱的出租车费,大约走四公里路才能到马堪敏家。我们可以由此想象到,马堪敏夫妇凌晨赶车拉葱的情形是何其艰辛。

尽管如此,64岁的马堪敏在这个家庭的份量仍然是举足轻重的,他的死亡对于存留下来的其他家庭成员来说,无疑是一场比车祸更为严重的撞击。请看他们的艰难:生前的马堪敏有些耳聋,旁人须大声“喊话”他才听得见;他的父亲马西忠,1997年重重地摔了一交,没有进医院,自己忍痛养伤,从此行动极为不便,如今已入90岁高龄;他的妻子王叔萍,经常脑疼,还有胃下垂、静脉曲张等病;他的长子马伟臣,现在是一名普通电工,每月只有600元收入,妻子要带年仅四岁的小孩,再无经济来源,并且为减轻家庭负担,马伟臣三口是自己租房子来居住的;他的次子马伟杰,仍然以种田为生,有妻有子,经济负担更是沉重。

马堪敏一家的房屋位于一片人烟稠密的平原之中,除马伟臣三口租的房屋外,其余六人只能拥挤在四间屋那么狭窄的“砖墙瓦顶式”的小房里面。他们的具体生活情况是这样的:不吃粗粮,只能吃白面、蔬菜,大米很少吃(因为大米比白面贵),一般没有经济能力吃肉,家中的“肉类动物”只有一只狗、一只驴,那是用来看家和干活的;穿的衣服虽然不象过去那样穿“补丁”,但很少添新衣服,几乎都是旧衣服,属于“你穿完了我穿,我穿完了他穿”的情况;马堪敏活着的时候,200元—300元就足够马堪敏、王叔萍、马西忠一个月的开支,一旦生了病,都是吃些很廉价的药,挺过去就算了。大约用了五年时间,这一家人才总共攒存出4000元人民币的血汗钱,即每月净收入不足70元人民币。

马堪敏有两个妹妹,大的叫马堪娟,嫁到邻村一户农民家中;另一个妹妹叫马洪茹,29岁时嫁给了一位知识分子(当时是教师,现在是作家)。在马家,马洪茹是最令众人羡慕的人,其原因即是“不用干庄稼”。作为农民,马堪敏苦苦煎熬着,以7月8日赶驴车拉葱为例:王庆坨集市竞争非常激烈,若迟到一步便无摊位可占,所以他们必须凌晨两点多起床,再经三个钟头奔波,才能争取在凌晨六点之前赶到集市。至于所得,若是全部卖完,也不过就是三、四十元左右。难怪,马堪敏的亲人说:“20多年过去了,这个家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变化。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也还是那座山,人也还是那些人。”

据马堪敏的亲人反映,马堪敏的品行极好。这个人非常老实、朴实,从来没有跟人打过架,不抽烟,不喝酒,任何一种赌博都不会,虽然日子过得很艰难,但只要是有亲人到访,他一定会买烟、买酒、买肉、买鱼来招待。而这个在普通人眼里觉得“十分平常”的习惯,换在当地的其他农民,却是能省则省的。这一切,都是因为那让人难以体会的贫困。我知道,倘若马堪敏当初并没有因为他父亲是“地主”的缘故而被剥夺上学机会,我想他的道路也许还有另外一条,或者更多条。然而,7月8日,这个人的突然死亡,竟是如此无声无息,让我压抑得可怕。

(四)马堪敏死后

“现在的事儿,就是这样了。”马堪敏的儿子说。什么是“现在的事儿”?这个“事儿”指的就是:如果警方在几天之内破不了案,这个案子也只能这样不了了之,忍气吞声。他儿子的唯一解释是:“我们是老百姓嘛。”这里的“老百姓”,指的就是弱势者,无权、无钱、无关系。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一个经济问题:30元/天的尸体冰冻费。还有,人多放一天,就会有好多帮着办事的人在那里吃饭,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为避免费用的不断扩大,他们目前做的两件事是:一,帮忙办理死者后事;二,通过亲人、朋友,找公安里面的关系,力求破案。这第一件事,据我所知,包括火化、棺材、土地费、请道士、做斋三天、摆丧席,约须5000元;这第二件事,我有一个疑虑,这个疑虑就是侦察机关与媒体的矛盾。

一个涉及人命的案件,公众有知情权;一个疑团重重的命案,公众就更有知情权。因而,媒体介入此中,非常必要。但马堪敏亲人的担忧是:公之于媒体会不会影响警方破案的信心,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和阻力?诸多实证证明,媒体是最能广泛摸索社会动态的信息组合平台,它的介入和追踪将把事态引入另一种高效率,使弱势者越发立于一个相对公正和有利的地位。仅以东沽港镇为例,其民间事件被公诸于省级媒体的,据我所知就有三件:2003年11月14日,《河北日报》发出报道——《东沽港检疫检查站职工沈长悦被打致死案一审判决结束》;2004年11月5日,《天津日报》发出报道——《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狂妄之徒被法办》(苑某某等14人冲击东沽港镇派出所,将民警闫某殴打致轻微伤);2005年1月4日,《河北日报》发出报道——《究竟谁对这起事件负责》(案发东沽港镇红旗加油站附近)。

同时,律师的帮助也是最得力的,他们更能准确地摸索到案件的预期进展,并有当面接触公检法的足够多的机会和足够硬的资格。

(五)马堪敏亲人的一段话

“在以前,这里的亲人、邻居、朋友往来还是比较频繁的。同乡之间,团结得很好,具有帮助他人的习惯。但是改革开放了,这里大多数普通人并没有受益,人们却越来越各顾各的了。遇到小事,大家帮;遇到大事,就躲起来了。20多年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逐渐冷漠,人的道德水准逐渐下滑。这是个‘得’不偿‘失’的下滑过程,非常悲哀。马堪敏的死,不得不让人想到这一些。”

注一:联系方式

1、王叔萍(马堪敏之妻),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东沽港镇得胜口村先锋大队;邮编:065064;电话:13785585970

2、马洪茹(马堪敏之妹),电话:137855859703、尉自立,电话:13803007567

注二:7月8日,尉自立向马堪敏一家捐款100元。7月9日,杨银波向马堪敏一家捐款300元,并特别致信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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