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缘起

现在是2005年午后4点钟，茶楼的服务小姐敲门而入，换去桌上的水瓶，我受惊一般从笔记本上抬起脸，却见刚刚闭嘴的陈墨正死盯着玻璃窗外的泥泞街道。乌青的天色象浸饱了墨汁，而散乱的车辆和行人是溅动的淡墨点。我皱着眉头说：“这种阴天已持续了半个多月了吧？"

陈墨道：“或许还要长，我在成都生活了60年，记忆中的大半都是阴天。有时早晨起来，感觉上已是傍晚了。”

“所以成都人酷爱搓麻将，一进入麻城，夜与昼的界限就糊涂了。”

“我对麻将没感觉，我一生的嗜好就是书。”

服务小姐幽灵般地闪出门去，我想起一位朋友曾私下告诉，陈墨长期患忧郁症，甚至有过自杀的情结。我叹口气，嘴唇翕张两下，却问不出口。而陈墨似乎懂了，悄声而决绝地说：“无论有多难，我都要撑下去。”

“你怪蔡楚吗？”我问，“正是由于他在海外宣传《野草》，引起关注，你们才应运复刊，一步步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老朋友们指责我犯了路线错误，该开除出党。”陈墨居然笑了，“其实这种路线错误，我、蔡楚、邓垦、九九、鲁连、乐加等等，一出娘胎就犯了。我们都是黑五类子弟，父辈往往非关既杀；接着又迷上诗歌，错误就更大了。比如蔡楚，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写地下诗，21岁就因为诗歌《乞丐》被揪出来批斗，25岁因屡教不改被关押了100多天，26岁被缺席判刑，并逃亡在江湖上打临工，直到1979年文革结束后，成都中院才撤消原判，宣判无罪。后来，他移居自由世界，继续写诗，宣扬《野草》，筹建独立笔会，都是早年路线错误的延续。”

“如果你重新活一次呢？”

“没想过。总之，搓麻将是一辈子，爱文学也是一辈子，哪种错误更严重呢？”

“不晓得。”

“不晓得？那就继续访谈吧。”

老威：这是创办《野草》以来，你遭遇的第一次抄家？

陈墨：中共统治这几十年，政治气候总是乍寒乍暖，所以根据以往积累的教训和经验，老《野草》们暖则聚，寒则散，几乎每个人都有为避风头而逃亡的经历。我在1970年下乡当知青时，曾遭遇清理阶级队伍，那阵林彪副统帅刚爆炸，全国人民还懵头懵脑的，就开始集体学文件，民兵三天两头还查夜。我是黑五类子弟，又从成都带了几大箱子中外名著下乡，因此“做贼心虚”，就抓紧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半夜，在房子中央挖了一个深达几尺的大坑，忍痛埋书。

老威：九九在他的纪实小说《魂断台北》里，曾描述了你坑书的情景。你当时光着膀子，锄头、碗、盆交替使用，书坑刨成了，自己还跳进去，捡起一本本“贼赃”，东翻西翻，一副舍不得的守财奴像。后来，你听出暗地有人监视，竟吓得一哆嗦，失声尖叫：“哪个？”

陈墨：他只得现身了。这真是书生骇书生，他不睡觉，想干啥？莫不是分赃来了？于是我装着填坑，他也装糊涂，支吾着走开了。

我跟着又把书挖出来，转移到更秘密的去处，再坑一次。并在周围绕着圈子侦察，确认无人窥视，才松了一口气。因为那年头，谁说得准？直到几十年后，好奇的九九还在问：“墨黑兄，你把宝贝到底藏哪儿了？”我也说不清了，只好回答：“广阔天地，藏几本书岂不容易？”九九不满地笑道：“狗日的警惕性真高过头了。”

老威：那你这次没把文字罪证先埋了？

陈墨：我算开窍了，是祸躲不过，根本来不及挖坑！两个刑警一进屋，就问：“你是陈墨吗？”我答是；又问：“你是否在火车南站的某某地方印刷非法出版物《野草》？”我也答是。于是他们宣布：“从现在开始，这屋子里所有东西都不准动，否则你要负法律责任。”

我只好陪他们在客厅里干坐，心里想着电脑里存着许多犯禁文字，很着急。刑警中的一位只有20多岁，同我儿子一般大，他稳操胜卷地冷笑着，大约是专门搞电脑的——待大队人马开到，他才如临大敌地坐到电脑前，开始检查。他们抄了两三个小时的家，抱走了电脑，里面存有网上下载的500多篇文章。除了廖亦武、王怡、余杰、肖学慧、冉云飞等的个人文件夹，还有与蔡楚、万之、北明、贝岭等海外作家的通信；我个人历年的文稿；中文独立作家笔会的所有资料。

我精心保存的从创刊至眼下的全套《野草》及《诗友》都损失掉，其中包括剩下的《野草》成品，作者和读者的来稿、来信。当然，《野草诗选》《野草之路》《野草》成员的照片，我与蔡楚合著的《鸡鸣集》，雪梦、九九等人的文集，我个人的《何必集》，北明送的光盘，王怡接受台湾采访的CD ，统统在劫难逃。3.5吋的软盘就有17张哪！

老威：一个文人的一生被一网打尽了。

陈墨：我感到从里到外被掏空了，心脏一抽一抽地疼。这辈子逃过藏过多少次！十几个警察搜查时，我就翻江倒海地呆立一旁，脑子里走马灯似地转，文革中的黑书市，我和邓垦等人经常去“非法淘书”，正在兴头上时，突然有人喊：“联防来了！”于是没命地狂奔……

为了看一点书，做梦都在狂奔！做梦都在埋书！被人发觉了，还在梦中把身子扑上去，盖住书坑，任人踢任人踩也不让开。还有关闭《野草》联络处，还有自我悲壮地宣称“我已做好坐牢的准备”，当然还有鲁连之死……可没料到，大祸当真临头时，却没有一点征兆！

我一生的主要价值就是《野草》啊，但面对国家的合法抢劫，我只能干瞪眼。

老威：你还算幸运，自1949以来，没被抄过家的文人很少。我先后被抄过10来次，神经弄得比耗子过街还过敏；而你虚惊了那么多场，才撞上一回真的。

陈墨：警察们满载而归，我也随之被押到火车南站派出所。这时成都市公安一处的人才出面，一直审讯到凌晨3点多钟。

老威：请把审讯过程讲一讲。

陈墨：公安一处又叫政治保卫处，很有些整人的经验。他们先由两个人来与我摆闲龙门阵，并声明不记录，这两人东拉西扯，绕了一个多小时，才换上正式审讯人马。开始前，还向我念了一段印好的官样文章， 如“与本案无关，可不予回答；但与本案有关的，必须回答”之类，接着就在笔录抬头写：“非法出版《野草》案。”我看了，表示不同意，就争辩道：“《野草》只是个内部刊物，文学交流，谈不上非不非法。”

双方争论了一阵，主审警官就说：“好好，那就《野草》案嘛。”

审讯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野草》文学社的组织形式是否具有非法组织性质？是否有较为严密的章程及入会手续？这太可笑，因为《野草》们的交往很松散，几十年一直停留在“以文会友”的层面，所以我实事求是地否定了。2.花大量时间纠缠历史过程，比如《野草》那年创刊，那年复刊，哪年改刊名，谁和谁怎么认识的？杂志上的作者情况，主要和次要人物，笔名和真实姓名，住址，工作单位等等。我拒绝回答，我说牵扯到《野草》作者的情况，你们自己去调查，我是不能回答的。

老威：老《野草》们几乎是笔名，要警察自己查清，还比较麻烦。

陈墨：但也有极个别真名。他们正是这样顺藤摸瓜，先后传讯了殷明辉、无慧、维才、雨樵等人，有的还不止传讯了一次。

老威：也就这么回事吧，让当局摸清一帮秀才的情况又能咋样？如今毕竟不是毛时代。

陈墨：他们最后追问我的工作单位和经济来源，我说这与《野草》案子无关，我有权拒绝回答，由于我的口气显得急迫，激发了他们的种种想象，认为有欲盖弥彰之嫌。

老威：欲盖弥彰？

陈墨：在抄家过程中，他们搜出了三张《房产证》，房主分别是我爱人李明达，以及她厂里的出纳和会计，并且还有收房钱的字据。

老威：这的确与《野草》无关嘛。

陈墨：我当时本能地产生了戒心，因为从审讯中，我渐渐明白，要从《野草》中找出漏洞，定我的政治罪，可能没那么容易。社会还是在进步，至少在面子上，当局还是在强调“依法治国”。公安编不出非法和反动的证据，那检察院、法院也通不过。所以，公安机关面临新形势，不得不改变策略，政治上寻不出突破口，就从其它方面搞垮你，比如在网络上激起公愤的“刘水嫖娼案”。刘水是中文独立笔会成员，在网上发表了大量抨击社会丑恶的时政文章，被深圳公安视为眼中钉，却无可奈何，就蓄意制造了“嫖娼案”，将刘水劳教两年……

老威：大约在七、八年前，上海著名诗人陈XX 被公安机关“现场捉奸”，关押了8个多月，从此脸面扫地，精神垮掉了。陈XX 我见过，小个子，老实巴交，就因为他曾是海外反动杂志《倾向》的国内编辑，公安老是找他的麻烦，却碍于国际影响不便直接下手。于是迂回作战，雇了一个鸡，去和陈XX 交朋友，双方逐渐混熟了，陈XX就领她上自己家。不料这厢刚一入室，公安就破门捉奸，把陈XX搞傻了。

陈墨：我过分戒备，因为如此下三滥的手法令人汗毛直竖。但是，我越拒绝回答，他们越认为抓住了把柄。终于在几个月后，他们对我爱人下手了……没想到嘛……

老威：从凌晨3点你被释放回家的情况看，他们没在你身上捞到什么。

陈墨：11天之后的6月20号上午，我被传讯了第二次，在成都芳草街派出所，直到下午五六点钟才放出来。审讯单位还是一处，开头还较客气，后来态度就变了，很粗暴。因为他们已根据《野草》上的某一真实姓名寻到线索，并由此追踪，掌握了较详细的情报。紧接着的21、22、23、24号，雨樵、维才、无慧、邓垦又被传讯，重复审问了《野草》的组织性质及形式，经费来源，有无海外资助，一期印多少本，发行方式等等。

老威：这些我大致了解。当时人心惶惶的，大伙聚一起喝茶，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海外的万之、黄翔、郑义等作家还提名《野草》群体为笔会“自由写作奖”的候选者。我记得你像一个闷葫芦，总是坐在那儿不吭气；蔡楚让你写写事件始末，你也迟迟不动笔。

陈墨：我生性好静，不想做新闻人物，更不想因此而接受海外采访，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风雨雨就过去了。我根底上是个读书人嘛。

电脑和其它东西都要不回来，按《扣押清单》上的单位找武侯区刑警大队，推说一处管；找公安一处，门也不让进，太窝火了。

一直拖到2004年12月份，一切风平浪静，我仍旧懵懵懂懂地过日子。许多朋友问我《野草》还办不办？我总是回答：再拖一段时间。

我永远难忘2004年12月9号下午5点，我爱人李明达刚开门进屋，随即涌入十几个警察。其中有第一次抄家来过的，也有从未露过面的。《搜查令》宣读后，我还以为抓我，就主动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来人回答：“七处，就是经济犯罪侦察处。”接着直奔我们的卧室。这次抄家与《野草》和书籍无关，主要目标是《房产证》、帐本、存款、各种字据。

第一次没收电脑后，我无奈之中又买了一台，才没用两天他们又要第二次没收！我急了，不禁心疼地叫唤起来：“你们要检查，把主板取走就行了嘛！头次的电脑还没还！”他们回答：“我们使用一天，后天叫你儿子来取。”于是达成书面协议。而待我们如期领回电脑，一开机，却发现是台报废的死机器。

直到李明达被带走许久，我仍觉得在梦游，刚才是我签的字，我还以为是针对，唉。我们父子俩如热锅蚂蚁，在家熬到半夜，方接到公安方面拘留李明达的通知。

她被关到成都市看守所，这是刚从城里宁夏街迁过去的新监狱，占地几百亩，能羁押几千人。李明达患有心脏病，人也刚强，我担心她一时想不开，出意外，就请了律师，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办“取保候审”。可直到前天，我才接到“不予取保候审”的通知，理由是“不利于侦破；有可能串供。”

老威：听说你爱人已正式逮捕半个月了？

陈墨：是。

老威：罪名呢？

陈墨：职务侵占罪。

老威：余杰和王怡讲，你找过一处处长？

陈墨：余杰回成都探亲，一处处长曾建就借机找他和王怡喝茶。王怡要求他们不要插手此事，曾建答应了，彼此的印象还不错。可我这个小人物找去时，曾建的脸色就变了，他明确答复：“这桩经济案是我们在查《野草》之际发现的，我们当然要交办给七处。目前已到检察院了。”

老威：你莫太难过，墨兄。

陈墨：回天无力啊。

老威：请讲一讲这桩案子的始末。

陈墨：我和李明达都是老知青，1970年在农村结婚，1975年底从盐源县双河公社双双办病残回城，无资格参加正式工作，为了糊口，于1976年入街道生产组。由于在一群婆婆大爷中显得有文化，不久，我当了副组长，她任会计。几年后，形势变化，我退出来搞个体户，她却与生产组共同发展，当上了厂长。

这个厂由估绵组和纸绳组合并而成,其中有四分之一的残疾人,而且年龄偏大。所谓“估绵组”,就是把汽车修理厂擦过机器的废棉纱捡回来,用碱水煮了,再放河里淘洗干净,晒干了卖出去。这种变废为宝的脏活粗活,正常人都不愿干,而尚失其它生计能力的老头老太太们只能走这条路。

而“纸绳组"就是生产中药铺里捆扎药包的纸绳,以废纸作原料,搓了,用胶水固定。这种原始手工活利润太薄，于是李明达绞尽脑汁,率领大伙脱贫致富,她根据市场需要,组建了“成都市武侯区胜利弧型玻璃厂",生产汽车挡风玻璃。还请来几个玻璃匠,手把手教大伙划玻璃,配窗户框，这活儿简单,又比较赚钱。以后厂里加大投资,开了三个门市部,研究出弧型玻璃,供不应求。

后来由于时代的发展,交通部对汽车玻璃的质量有统一的要求,李明达的厂被迫退出市场,停产了,门市部也承包给老职工了。幸好她有先见之明,在做厂长的次年,投资几万元买下红瓦寺共和村的一亩地盘,搭建玻璃库房。转眼至1988年,这块位于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学院区之间的地盘增值，于是我介入,先找私人贷款20来万,搞成都望川校园文化站；后通过四川大学教授珠玛,与市电影家协会签共建合同,他们出资金,我们出地盘,将文化站扩建成娱乐场所。执照主管单位是市文联经济管理处,我是法人代表,利润按四六分成。

联合经营了四年,生意极火暴。稍后,玻璃厂的主管单位----致民路街道办事处与厂长李明达协商,撤消联合经营,把隶属关系转回办事处。

在2001年之前,学院周边的录像、台球、旱冰、电子游戏、卡拉0k都火爆,我们却是开这些连锁娱乐的先驱,连公用电话也是第一家,那时候,学生为了打长途,在门口排起拐弯的长龙。可2001年副总理李岚清视察四川大学,见学生们贪玩,就强令关闭东侧门。一道墙阻断了财源,加上修路,去校园非得绕道,我们的生意就猛地淡了。

亏本三年，文化站终于要拆迁了，2003年出了告示。根据拆迁政策，那一带营业房的赔偿最低也应为每平方米500元，按1000米算，玻璃厂该得550万元。所以，这是一块令人眼红的肥肉。

老威：从原始的生产组起家，你爱人的创业史真不简单。

陈墨：玻璃厂停产，转型为文化站后，原来的老职工在家休息16年，照发工资，照买劳动和医疗保险；而李明达的工资才227元，多年没涨。

老威：停产这么多年，名义上还是集体经济吗？

陈墨：97年改制（股分制）流产，留下了后遗症；以后把隶属关系转回办事处，也算重大失误，因为一旦脱离市文联，文化站就直接面临8个主管单位。象一群狼，围着这550万的拆迁赔偿打转，只要扳倒厂长李明达，剩下的老弱病残职工就好打发了。

而李明达生性倔，不拐弯，她叫人守住地盘，拆迁费不兑现就不搬。坚持了一年，由于拆迁问题在全国都闹得凶，中央就指令改制，让拆迁公司与政府职能部门分离，以免官商勾结，鱼肉老百姓。

一群狼正愁找不到吃羊的借口，况且这是只迄今不妥协的脾气大的羊。恰好出了《野草》案，借《野草》又牵出经济案，况且又是一处交办的有政治背景的经济案，谁也插不上手！

老威：如果你爱人这只头羊被吃掉，那剩下的老弱病残羊咋办呢？

陈墨：弱肉强食嘛。只要李明达的罪名成立，哪怕罪不大，法人资格也得取消，而这个名义上的集体企业就任人瓜分了。

老威：那么“职务侵占”能成立吗？

陈墨：这话题要追溯到1997年，玻璃厂拆迁。李明达为了维护职工利益，与开发商谈判，对方为了勾兑关系，在拆迁合同之外，奉送了三套面积70个平方米的住房，位置在玉林小区。当时每套价值13万元。

开发商把《产权证》办成了厂长李明达和会计、出纳的名下，因为其它职工有自己的住房，而厂长在任多年，却一直以厂为家，没有自己的房子。这就构成了“职务侵占”，因为这是以“玻璃厂拆迁”为前提的赠与，一旦拆迁办说，这房子是属集体的，我爱人就没希望了。

老威：你家有几套住房？

陈墨：就眼下构成“职务侵占”的这一套。97年前，我们住了10年厂房，还是1988年发大水，街道办事处救济安排的。真是心急如焚，因为一旦判下来，我们父子就得搬出去，没有家了。

老威：你家平时没有积蓄？

陈墨：我们这代读书人，受够了传统束缚，生活观念很老。李明达当了24年厂长，这次检察机关查帐，却没任何问题，也没小金库。冤啊，老威，说到底都是我爱文学、办《野草》的结果！我原准备即使喝粥举债，流落街头，也要把李明达保释出来，我曾托了好几个人，我甚至还筹备了几万元，可没人敢接钱，在这个贪官污吏招摇过市的盛世，我却勾兑无门。

李明达有心脏病，个性又强，在家我还得让着她。这次坐牢，真担心她想不开，出啥子事。我曾向公安部门要求，关我，判我，换回李明达，我毕竟是个筋骨较强的男人嘛。

老威：这一招太狠了，抓了老婆，把你逃跑的路也堵死了。不过，纵观古今文人，你毕竟不算最倒霉的。保重吧，墨兄。

附录：2004年《野草》蒙难记略（陈 墨） 

    2004年6月9日，星期三。因每周星期三上午，我与流沙河夫妇等文友都要定点定时喝茶，故上午按约喝茶去了。又因今日乃我岳母冥祭“烧七”之最后烧纸日，故午后赴岳父家。直至傍晚约七时半时，始还我家。

返家后尚不足五分钟，两个警察就上门了。他们一进门，便向我宣布：“我们从印刷厂查获了《野草》第93期，现我们要对你进行调查了解，请你们全家配合我们的工作！现在你家中的电脑等东西都不能动！否则后果自负！”这二人就在我家客厅不请自坐了。我也失去了行动自由，叫我在客厅呆着，什么事也别作，哪儿也别去。

    约莫过了半个小时，一群警察蜂拥而入，约十来个，为首者问明我的身份后，即向我宣读了“搜查令”，然后就开始分房搜查。把我妻叫去，搜查卧室；把我儿叫去搜查安在他室里的电脑（我儿已24岁，该电脑属他所有，我也附带用用：主要输入我的文章，下载网文，跟朋友联系。他们查看了我所有的文档与电子邮件。）；我的客厅兼我的书房，是这次搜查重点。在整个搜查过程中，无论在卧室或在电脑里或在客厅某个书柜里一旦发现了他们认为的“罪证”，均要把我叫去当场指认，并用摄像机录像。搜查共进行了三个小时，然后将所搜查出的东西堆满客厅茶几，逐一登记。最后叫我在搜查令和搜查物件清单上签字按手印。并叫同来的我所居住公寓保安二人（一直在旁静观）作为他们“依法办案”的见证在清单上签字。然后就把我带到火车南站派出所。时已凌晨零点半左右。

当晚从我家中搜去的东西计28项，其中重要的有：1. 《野草》创刊号~第三期油印本（1979年所印，已是绝版本，甚为珍贵。）；2. 《野草》85~92期若干本；3. 《野草》93期（甲申360年成都大屠杀祭奠专号）打印一校稿；4. 《野草》85~92期诸友之手稿若干（无电脑的朋友来稿均系手稿）；5. 我的手稿若干（其中有几篇成文尚未输入电脑）；6.《何必集》、《野草诗选》、《野草之路》几十本；7.《何必集》、《野草之路》软盘各一，《野草》85~92期软盘8张，诸友稿盘及《杜远澍遗作选》等软盘5张；8. 《野草诗选》出版茶话会录像带一盒；9. 王怡接受电台采访CD一张，北明《6*4配乐诗朗诵》CD一张；10. 电脑一台（中有我的文稿几十篇，我下载的文章资料约400多篇，我儿的学习资料、工作资料[考律及律师事务所]及有关个人隐私的资料文本就太多太多了）。

在该所“刑二室”，对我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询问”（非审问，据说尚未立案，我的身份还不属“犯罪嫌疑人”。当他们向我宣读“与本案无关之任何问题可以不予回答”的告之义务时，我反问：“既然未立案，怎可先抄家？此程序是否合法？不弄清‘本案’案标，我无法回答。”辨论结果，“本案”概念特指“地下刊物《野草》案”，而非关《野草》之事，我可以拒绝回答了。比如问及我的经济来源时，我明知他们有“异议分子刑事化”的手段企图，也就据此而不予回答了。询问分三个方面：1. 办《野草》的全部经过及参与的主要人员及这些人的详细情况；2. 《野草》93期策划经过及参与的主要人员及这些人的详细情况；3. 有关“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情况，及成都地区会员的个人详细情况。对以上三方面，我皆如实回答。因为他们所搜去的资料中（《野草之路》及电脑），已非常详细；但均系笔名，查无可查。故凡问及他人之实名实情者，我概不作答。并声称：“我是主编，理当承担一切责任，跟其它人无关。追查我，你们还有理由，因为我搞的这份地下刊物毕竟有违你们的《出版印刷管制条例》；而追查投稿者，则意味着欲“以言制罪”。你们有兴趣、有本事自个儿查去，休想从我口中突破！须知这是做人的底线。你们充其量判我三年。三年后出来，我还可以毫不羞愧地见朋友。朋友若是我出卖的，我两头都输了，四十多年的社会经验，会让我干如此傻事？”就这样软磨硬抗，直到凌晨3点40分，他们见再榨不出其它油水，出乎我意料地把我放了。当然留有后手：“最近请勿出门，我们随时都要找你！”

 十一天过后，6月21日8点30分，警察打电话给我，叫我到我户口之管辖的芳草街派出所去接受询问。上午，所问同上次一样，我的回答也依旧。中午让我回家吃饭。下午，警方态度大变，所提问题皆为其无从掌握者，即从所搜去的材料和我的供词中从未言及者。比如近期茶会碰头之地址、参与人员及所言内容等，还有跟维才的男友有关的事情等。因此，我估计警方已突破了某友之口，而此人最大可能是参与近期茶会的殷某。经过这十一天的精神准备，我之回答均按“大包大揽”之既定方略，凡问及他人，一律不予回答。对之弯来绕去不厌其烦的提问，我一再强调：“你们认为《野草》犯了法，一切责任由我主编承担；若认为某篇文章有问题，文责自负，请你们去问他本人。若欲以‘组织罪’想一网打尽，那是徒劳；因为我们事实上是个非常松散的文学爱好者团伙，绝对没有任何组织形式，既无纲领，也无会规，既来去自由，又无权指挥别人和承担听别人指挥的义务。再说，四十年的斗争经验也绝不容许我们搞组织形式，绝不容许有任何把柄留给你们。何况我们现正面临严重的意见分歧——绝大多数朋友都很低调，都趋于‘闲适平庸化’，唯我坚持政治批判，不敛锋芒。这足以证明我等绝无组织，实乃散沙一盘，而且是对贵党绝无伤害力的散沙一盘。”警方见无缝可钻，遂温言相劝，言谈之间，意在凸显其“人性化办案”也。其言论大体如下：1. 时代在进步，人权在改善，政府也在作角色改变，我们也由专政机构变成了服务机构，国家正向好的方便发展；2. 你也老了，家庭幸福，生活也不错，要珍惜，何苦为了出名跟政府对着干？发点牢骚，骂骂共产党，于事无补嘛，你也清楚，我们安心要抓你会找不到点理由？3.因此，《野草》不能再办！当然，私下里互相交换点看法，文章互相传观，我们是管不到的，但一旦有了刊物的形式，我们肯定要管！若文章在海外有了政治影响，我们不找你的麻烦，上头就要找我们的麻烦。这一点还请你多多理解！然后就把我放了。而且并未“约法三章”、“听候处理”或“下次再来”一类。但我知道，事情远未了结。

果然，接连几天，消息传来，草友无慧、唯才及雨樵均被“询问”了，邓垦家也来了数次，只是他目前未在成都，暂时末跟警方谋面。但被追查则无疑也。一时当然弄得人心惶惶、满城风雨。因此，各种言论都有，攻击我的言论自然不少，落井下石的行为也有；而那些帮我准备上法庭一搏，又找律师，又找“非法出版物”证据，教我“司法程序”及应对语言要领的朋友也不少。我基本做好了事态发展的准备，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静观其变吧。

第二次被询问后，我知道本案已由市公安局一处接管。或者自始至终，都是一处，派出所及武侯分局出面，仅权宜也。

在两次询问中，我均对他们的搜查行为是否合法表示存疑（因其出示之搜查令无局长之签名），而违宪则是肯定的。

在两次询问中，我均不承认欲加之“非法出版”与“非法结社”之罪名，并一再表示我之所作所为，并未越出宪法赋予公民之权力所限。我未犯法，更未犯罪。

本案未了。现在四个多月过去了，虽然再无草友被问询、抄家甚至拘留，但警方还在找邓垦。我被抄走的东西一件也未归还。

（因此，蔡楚在海外发文抗议，事前未经商量，此行为与我无关，与本案无关，纯属他个人对此事件之表态。故其后果如何，也在我的希望之外。惟听天由命耳。）

                                                                           2004-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