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村里的一位母亲

 

艾豫民

 

 

 

播种希望

母亲,生我们养我们的人。在河南习惯上叫娘。

娘没有上过一天学,男女厕所上的标识她不认得,甚至连自己是哪一年出生的,她也不清楚,因为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娘只知道自己今年可能有68了。

娘说她从娘家出嫁大概已经有48年了,“我的大女儿今年都47岁了,我出门子(出嫁)第二年就生了大女儿”。

娘说她结婚的时候住的是一间泥巴做的草房子连个门都没有。结婚那天,婆家人从邻居家借来门帘,一张破床和一双破被子。晚上她就把新做的棉袄铺在身子下面的高粱竿席子上睡觉。

条件虽然简陋但,日子还是照样过着。娘这辈子共生了5个孩子,除了老大其它4个都是中用的(男孩)。

娘说,那时候是大集体,叫什么“高级社”,后来叫“互助组”,娘生完了孩子就下地干活挣工分了。“自己家里像”猪娃行“一样,每个孩子吃不饱都哇哇叫。”

“王八戏子吹鼓手,割脚剃头拧灯笼”是当时人们认为最下贱的活,娘嫁的男人就是干下贱活的,他是个剃头匠。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头发胡子长了都是他给剃的,并不收任何报酬,生产队每天开给9个工分。这样娘和他的男人已经很满足了,因为拿最高工分的生产队长也不过10分,娘没觉得他的丈夫干这活低人一等,反而感觉自己的男人很有能耐,村里那么多男人,就自己的男人会剃头。

娘和她的男人,靠自己的辛苦劳动过日子。用薯干和红薯面糊糊把几个孩子养活的白白胖胖的,孩子们个个长得象铁疙瘩,结结实实的。娘和他的男人都盼着自己的孩子快快长大。

短暂的“辉煌”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转眼已是80年代,娘的孩子一个个长大,她和她的男人却老了。岁月的痕迹就这样悄悄地爬上了他们的面容,而他们几乎没有觉察。

女儿已经出嫁,大儿子也已经结婚,娘和她的男人快当奶奶爷爷了。

对于现在的生活娘很满足,说是比毛主席领导的时候过的还好呢!那时候剃头工分拿的和生产队队长只差1分,也没有好面馍(馒头)吃,她男人还在给人剃头,现在不讲工分了,大人剃头刮脸8毛钱,小孩剃头5毛钱,一个月能挣200多块,加上分了几亩地,日子过的红火,娘的男人也高兴,时不时还喝点小酒。

美好的总不肯,也不愿为谁停留。

好景不长,地里种的粮食不够吃了。国家“皇粮”要缴,各种不名所以的杂费日渐地多了,每天催要着,再也缴不清。男人一日不闲地给人理发,挣的钱供不上家用;女儿出嫁和大儿子结婚,家里的钱早已亏空,吃饭已成了问题,5个孩子只有两个上过学,也只是念到小学二年级再也无力负担了。

“靠这个养活不了家了,我也卖血去”娘的男人终于放下了干了大半辈子的剃头刀。

“死老头子,你去卖血谁要你啊!人家都要年轻的”,娘认老了。

村里的年轻人都开始卖血了。娘16岁的小儿子也卖,跟着村里大一点的孩子一起,一直瞒着娘。

当养家糊口成为难题,一切也开始变得简单而明了。挣钱!只有挣钱!先挣到钱再说。

娘的男人和孩子都去血站卖血了,家务、农活全由娘一个人承担着。

娘说:“‘死老头子’卖血是因为家里太穷,快50的人了,一直惦记着要给二儿子想办法盖房子,要不谁家的闺女愿意嫁给俺孩子做老婆呢?”

“已经结婚的大儿子卖血是为了养活老婆孩子,还娶老婆时候欠的债,大儿媳走路脚有些拐,但不妨碍生儿育女,前后生了两个孩子,计划生育超生的罚款也跟着来了”。

二儿子卖血的钱一半是准备讨老婆的,另一半是帮他爹给自己盖房子的。那时候他已经二十好几(岁)的人了,和他年龄差不多的都定下来了。(定亲)

三儿子比二儿子小两岁,卖血的钱多半是吃了,穿了。这娃长得又高又大,就是走路有点不得劲(拐脚,)但好打扮,穿得和电影里的人差不多。

娘最疼的是四儿子,这孩子卖血的时候只有十五六岁。几个孩子中也数他对娘最亲,卖血的钱都给了娘,让娘积攒着,说是等他长大了攒够了自己盖房子,自己娶老婆,不让爹娘操心。

每天,村里的车辆来来往往,三轮车“隆隆”的马达声不断,都是来拉卖血人的。卖血人队伍越来越壮大,每个人卖血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新建的房子多起来了,洋马车子(自行车)多起来了。黑白电视机也有了,村民的穿着也和城市人差不多了”。

幸福?就这样轻易地从天而降?

人们并不知道,这幸福的背后酝酿着多么沉重的代价。

几年过去了,卖血的买血的突然间都消失了,说什么血里面有“饼干”(丙肝)。娘的男人把自己剃头的家伙重新操拾了起来,又要给村民剃头了。

四个儿子也都讨回了老婆,大儿子和二儿子自己的房子也已经盖好,老三和老四还和娘住在前几年建好的“里生外熟”(墙里面是泥胚,外面包一层砖头)的“新房”里。娘说攒够了钱,两个儿子都要盖新房的。

厄运悄然来临

1997年,娘的男人死了,发高烧,拉肚子,治不好死的。娘说:“死老头子真的死了,我不伤心,60岁的人了,活的(年龄)也不小了”。

1999年三儿子的媳妇死了,才28岁,她得的病和“死老头”的一样。有人说她得的是“爱死病”,听说这病得上就得死,也有人说是瘟人的,日历表上写的都有,有人拿日历表让娘看,娘也看了,但不认识字,也不知道上面说什么,娘也没有太在意,只觉得老四老婆撇下的四个女娃太可怜了,最小的孩子刚生下几个月就没了妈。娘说,她又成了孩子的妈,擦屎把尿的都得她去做。

葬三媳妇的时候,村里很多人都抹了眼泪。年纪轻轻的,大家都觉得可惜。更可怜的是四个孩子,这么小就没了娘,往后只能靠一个老婆子养活了。

2003年10月29日娘的二儿子也死了。

二儿子和四儿子都带了老婆孩子,去新疆种地。前几天,娘突然接到村里公用电话人家叫她,说是新疆她儿子打过来的。

“娘,我病的受不了啦!可能也是”爱死病“,我可能快不中(行)了,难受的厉害,治不好”。

娘说她一听就知道是二孩子,好几年没听见孩子的话音了,可她整日里想着。平常孩子舍不得打电话,逢年过节的都没有打过。

“那不中你快回来啊!你种的地先叫你弟弟给看着,赶紧回来,咱在家里找医生看。”

这时候娘已经知道“爱死病”是什么意思了,只要以前卖过血的人都会得“爱死病”,只要得上就得死,村里已经死了好些人了。村民都快吓死了,因为好多人当时都卖过血。

2003年10月X日,娘的二儿子从新疆回来了,是由老三去新疆接回来的。到家的时候已经成了一具温热的尸体,是在回来的路上死在火车上的。老三偷偷地从火车站租车把遗体运了回来。

日思夜盼的儿子就这样死了,死在回家的火车上,几年来的思念和牵挂,积了满满当当一肚子,到头来却只能对着儿子冰冷的尸首。娘的心思、牵念再也无处述说了,她的儿子就这样走了,丢下年迈的自己、丢下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孩子,走了……

娘哭了,老泪纵横,浸润了“岁月的沟壑”,风干了,留下深深的凄凉。

这年,她死去的二儿子刚39岁。

“天若有情天亦老”,岁月总是无情。

2003年秋天,二儿子死后不久,娘又接到一个电话,一样是从新疆打来,内容惊人的相似,就像老二当时打来的一样。不同的:这次电话那头是四儿子。

“娘,我也不中了,咋办啊娘!我受不上去啦!”一样的无助。

“赶紧回来,地里的棉花不要了,命要紧啊!”娘下了“命令”。四儿子从新疆回来了,他是活着回来的。眼前的儿子,娘几乎认不出来了。32岁正值壮年,却已经和死去的“死老头子”一样苍老,身体瘦得几乎变了形,原来体重该有140多斤,看上去很壮的那种,而今怕是90斤也没了;原本浓密的头发也已脱落的稀稀疏疏,让人想起田里缺乏肥料的病秧;衣服是以前的吗?套在身上,空荡荡的,像是套在了一个用木棍扎起的架子上;两只本来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早已没了往日的精神,搭配着瘦骨嶙峋的脸倒也协调;那走路的姿势是该用“蹒跚”来形容了吧;冬天的军大衣也裹在身上,远远看上去和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没什么区别。

回到家后四儿子很快住进了县医院,娘每天来往于家和医院。花一块钱坐三轮车,娘是不舍得的,10多里的路,娘全凭着一双脚。

2004年3月26日,娘永远忘不了的日子:她最心疼的四儿子死了。

一件不合体的寿衣套在四儿子的身上。又是一个年轻的生命!娘的心碎了,一次次地晕倒,含着泪呼喊儿子的名字。

白发苍苍的娘,挣扎着,使出浑身的力气,一有机会扑上棺材,哭喊着,是想再看一眼自己的儿子。儿子干瘪的双手,熟悉的脸颊,她多想再拉一拉、抚一抚,说上几句送别儿子的话,哪怕只是一句……

按风俗,送葬时是要放鞭炮的,两个孙儿跟着棺材走着,不时的停下来,脸上分明写着惊恐。看着可怜的孩子,娘哭得更凶了。

在场的亲眷、邻里,再也忍不住,将伤心欲绝的老人架开了,表情却惊人的一致,一样的平淡。见过太多类似的场景,大家已找不到新鲜的言语慰籍这个同样不幸的家庭了。

老人不会忘记自己曾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妻子不会忘记曾有过这样一个爱她的丈夫,可年幼孩子是否会记得他们这个再也无法给予他们疼爱的爹呢?

流尽的眼泪

娘用玉米竿和朔料布撑起的屋子被暴雨冲垮了,她和她他的孩子们没有了住的地方。三儿子已经病倒,窝棚又倒了,再也不能住人了。娘和几个孩子暂时挤进了大儿子的家,尽管那里也是一样简陋。

没了安定的住所,娘犯了愁。她想到了刚辍学的孙女——三儿子的女儿,已经15岁了,在农村算成人了。娘做主,给孙女找了个婆家,本村的。婆家也没钱,但比起娘一家要好过一点。

娘对孩子的婆家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能给她们盖一间“猪窝”一样的小房子,让她和几个孩子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就很可以了。

房子刚砌好,屋子里还没来得及填土,娘的三儿子就不行了。眼看弟弟要死了,娘的大儿子忙把他抱到了新砌的“猪窝房”里。

2004年6月,三儿子死了,这次娘却没有哭。娘说她的眼睛看不清东西了,眼泪也流干了。

但娘却在发愁:这个儿子怎么埋葬呢?家里亲戚朋友的钱已经借了一遍,再向谁家借钱呢?

正在犯愁,未及出嫁的孙女婆家人开口了,棺材钱他们出,她们说这钱不用还。娘的心里不是滋味,欠人家的是要还的,而自己是没有能力的。孙女已是人家的人了,尽管心里不舍得,但,娘想不出其他办法。

三儿子总算入土了,可娘的心里却放不下恐惧,三儿子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唯一最亲近的四媳妇,也发病了,住进了医院。娘象疯了似的,没日没夜地奔波于家和县城医院之间,成天里围着媳妇的病床,一步也舍不得离开,只有当院方嘱咐她到街上药店里购药时,娘才不得已走开。

在街上,娘弄不清方向,尽管家离城里只有10多里,但平时娘很少上县城。

娘一家又一家地寻着药店,嘴里不住的嘟囔着医生给她说的药名。娘一遍遍的念着,生怕一不小心忘记了。从北街到南街,从南街到东街,娘挨家问着,终于在一个角落的药房里买到了。可走出药房大门,娘却找不到来时的路了。靠着一路走着问着,娘终于返回了医院。只是到医院门口时,娘再也走不动了。她又饿又累,好容易挪到医院门口的石梯上坐了下来,娘摸出了口袋里的馒头,那是从家里出来时揣上的。只咬了两口,娘又把大半的馒头塞进了口袋,她没有时间把一个馒头吃下肚,因为媳妇正等着她买药回去……

晚上,娘还得回家,家里几个没娘没爹的孩子还等着娘照看。地里一大堆活也等着娘去干……

2004年10月4日,医院医生告诉娘,“准备回家吧,人恐怕是不行了,”娘心里也知道,可能媳妇也快不行了,躺在病床上的媳妇已经人连娘也认不清楚了,再说家里再也没有钱给媳妇看病了。

娘想到了死,想买几包老鼠药喝了不活了,“孩子们都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盼望啊!”可娘不敢,那刚出生没几个月的孙女,嗷嗷待哺,还有那几个未成年的孩子,需要她拉扯。“我死了不打紧,孩子们怎么办?”娘想通了。

她要活下去,她不能死,她要把这些孩子养活大。娘下定了决心。

她找了辆架子车,把媳妇从医院拉了回来,“咱回家吧孩子,这医院不好,离死人的房子(太平间)太近了,回家吧孩子,咱回家看病”。可怜的娘已经拿不出一分钱了……

娘和媳妇回到了家——“猪窝”一样的小屋。私人诊所里,娘好说歹说的给媳妇赊了两瓶吊针打上。眼睛不好使的娘很难看清楚吊针滴管里的药水是不是在往下滴,但娘的耳朵很好用,她能趴在媳妇的脸上,听媳妇在呼吸,这样娘知道媳妇还在出气,知道媳妇还在活着……

10月5日夜里10点左右,好半天,娘趴在媳妇的脸上却没能听到呼吸声。隐约看到媳妇嘴里面冒出了一团白沫,她知道,媳妇死了。

媳妇要下葬时,娘突然接到了上面“当官”的通知“你媳妇的尸体要去县火化厂火化,如果不去火化,就是埋葬了也要把尸体扒出来,还要罚款,你的孙子孙女也不能得到照顾,也不能进孤儿院”。

娘害怕了,娘把媳妇的尸体火化了,没有钱买骨灰盒娘,借找了一个装方便面的纸盒子,把媳妇的骨灰抱了回来,只要火化后就没有“当官”的管你怎么埋葬了,娘舍不得把媳妇的骨灰就这样丢掉,还是按当地的规矩,给媳妇做了一个小棺材把骨灰埋了。

现在娘和她的孩子们只有大儿子全家没有被HIV感染,可媳妇因为腿残疾也不能自食其力,也没有能力去照顾娘的老老小小。

无声的呐喊

三个儿子两个媳妇,加上“死老头子”一共六口人。家里剩下的是六个没有父母的孩子。

因为有娘照顾着,这些孩子便不能算是孤儿,也就得不到政府的照顾。

娘哀求了民政所的一个领导,(原先是被群众告下来的村委书记,而今却升了官)这个领导对娘说:“给你办孤儿证可以,不过你得请客,你孩子死,你没有火化,不火化就不算是孤儿,不请客办这个怕有困难”。

娘也问了村干部,村干部是这样告诉娘的:“你的孙女孙子不能进孤儿院(河南统一称呼”阳光家园“)因为他们有艾滋病,有病的孩子孤儿院不收”。

娘又走了10多里的路,先打听到公社(乡政府)在啥地方,然后再问,计生所,邮电所,派出所,土管所,只要是有“所”的娘挨个打听“你们管不管孤儿”,有些“所”还没等娘问到“孤儿所”这几个字,便有人急着回应“你找谁?下班了”。……

娘一直在寻找她心里所想的“管孤儿的地方”……

后记

1997年,娘的男人死亡,那年68岁1999年,娘的三媳妇死亡,28岁。

2003年10月,二儿子死亡,39岁。二媳妇也被检查出是病毒携带者,两个孩子,大的18岁,小的16岁,都已经辍学外出打工去了,2004年3月,四儿子死亡,32岁。

2004年6月,三儿子死亡,37岁,三儿子给娘撇四个女儿,最大的15,(已许配人家)最小的8岁而最小的艾滋病已经病发。

2004年10月,四媳妇死亡,34岁。四媳妇也给娘撇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大的9岁,小的7岁,9岁的男孩也没有逃脱艾滋病侵袭。

同年夏天,68岁的老娘在血液HIV化验中呈阳性反应,医生告知CD4细胞还有104个(正常人CD4800至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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