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冼岩们是何种“推手”?

——谨以此文缅怀十六年前的“六四遇难者”

樊百华

 

 

不是“保守主义者”俨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唯一的继承人么?不是“威权主义”代表着东方文明么?那么,当他们合力为古今中外最残酷的屠杀青年学生的血腥合法性,不遗余力地寻找“学术辩护”时,你还会迟钝于他们的冷酷么?

一个人,哪怕他不识字而只懂一些“不能偷盗”、“不能抢劫”、“不能杀害无辜”的天伦,哪怕他根本不知道“学者”、“教授”、“博导”是什么意思,哪怕他根本没能力早在江苏宿迁的“创新”之前就成了职业的“网络舆论引导者”,只要他还怀有例如孟子说的一点点恻隐之心,那他应当不会将刽子手吹捧成“改革开放”的“伟人”,不会将杀人视为“英名所系”;倘若以摆弄所谓“学术”居然也成了宠物、成了所谓“中产阶级”的一员,这本身也还不算太见不得人的营生,只要不是“巩固官家通吃主义新秩序”的“意识形态专家”,只要他对腐败真正有一点点义愤,而不是仅仅担心腐败会葬送“官家资本主义的新前途”,哪怕他万分在意社会安定,我相信,这样的“知识分子”也不至于像萧功秦、冼岩们那样放肆说:16年前的人道灾难乃“自由派”咎由自取。

若干年前,也就是我刚刚知道萧功秦们赤裸裸的“镇制主义”时,我是有难以按耐的愤慨的。这是什么主义?不就是毛泽东的有权就有一切、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百年不动摇么,不就是王震们的杀人有理、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么?不就是一代代统治者恬不知耻地当着世人说的杀人是“为了硬道理”、“为了民众有饭吃”么?按照这样的“中国政治逻辑”,韩国的“光州血案”应当彪炳千秋了,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毫无悲情可言了……我真是冥顽不化到连“仁政”都不领情的——共产党人中为了权贵们的安乐不惜消灭亿万民众以甩人口包袱(这首先是什么力量的罪孽?别有机心的萧功秦们自有怪僻说辞),这样的“兽道主义者”代不绝嗣,你看看,要“仁政”的冼岩们不是“仁心”可鉴么?只可惜过了“五四”,猴子变成人很难领受几千年“兽道”的蒙和骗了。

现在我已经不再对“镇制主义”感到义愤了——你怎么对满嘴“保守文明”、拜李光耀为“新家婆”的狼舅们义愤?中国的局面既然“进步”到“温情脉脉的面纱”(马克思语)让位于“冰水主义”,还有何“义”可言!既然小狼舅们说来说去不过是几句官话——请冼岩、萧功秦们自己来申述:你们的种种言论哪一句超过了官话、哪一句不是在变着花样为“中国特色的政治”辩护?“统治者们不改你们能蹦到哪里”、“服从统治吧”,这不就是你们翻来覆去、颠来倒去、反反复复说的“邓中心”的意思嘛!

只是你们越来越不放心越来越睡不好“小蜜”的打搅了,民众的种种反抗也好,你们幸灾乐祸的种种“自由边缘化”也罢,按文明说话其实已经崩溃的金融、股市、财政、房地产、生态环境乃至统治合法性,在在都不能让小狼舅们安稳了!每一个通俗的明天都可能有同样通俗的大震荡到来,待到集中营倒塌的时刻,海德格尔们脸面何置?

什么是激进?是激剧的进步吗?难道中国有过激进?难道中国不是太多阴沉阴险阴毒了吗?难道中国不是太多激烈的镇压、激烈的杀戮吗?难道劳苦民众不是每日每时地受着太多激烈的挑衅、欺辱,无时无刻地被激怒得无路可寻、无路可逃吗?金融、股市、财政、房地产、生态环境、科教、医疗、社保、三峡工程、国家剧院、奥运战略……哪里不是被专制腐败激烈地破坏了?

什么是政治浪漫?如果浪漫就是违背人心民意、就是非理性、就是异想天开,难道后毛泽东时代的 “稳定压倒一切”、“官商中产阶级”、“三个代表”、“三为民”、“蛋糕大了一切好办”,连同“四项基本原则”乃至种种“皇帝老衣”,就是求真务实了?难道邓小平的一百年不动摇、三步走、从小康到再花二十年全面小康就是理性了?难道“三讲”、“保先”就不是异想天开了?“学术佞言”可以炮制,但装着不知道毛泽东的政治浪漫不过是千年流淌的污泥浊水,借着脱毛之名,行嫁祸栽赃之实,让自由、民主的民间理想作胡赵悲剧、六四屠杀的替罪羊,这是不是谄媚到得意忘形、拍晕到了忘乎所以?

是的,正如圣洁的肖雪慧女士悲叹的“如今理想已濒临灭绝”,又如憧憬圣雄人格的秦晖先生悲叹的“如今是荆轲颂秦了”,萧功秦、冼岩们来点吊秦伐罪不过是千年不绝的落井下石罢了。

如今“思想淡出”的“学术”足可与隆乳、裤裆文学等等时尚比肩了。那么,既然萧功秦也忧心忡忡于“弥漫性腐败”,我就偏不明白,萧先生的理性、学术何以连价格双轨制下的官倒规模自不如产权改制中的化公为私却根源合一,也看不到?这个中国实在有趣,官方民间都说腐败,毛新宇、邓质斌们也说有腐败,康晓光、萧功秦、冼岩们也谴责腐败,好像13亿人都良知未泯,可是,正如“足球之夜”的主持人刘建宏说的那样:中国足球界的混乱与腐败,“只有传言没有真相”!中国足球的真相当然有的,就是球迷们熟知的足协及其代表的体制;政治腐败的真相也是有的,萧功秦、冼岩们避而不谈,没地方说的民众们都知道:当官的拿老百姓不吃劲。是这样,那么,与萧功秦们打笔墨官司没用,等当官的不敢轻视老百姓,冼岩们不敢拿自由派随意开涮了,就好办了!

你说专制是腐败的根源,“佞言家”们不乐意了,他们把民主制下外遇也被捉的丑闻与专制下的性垄断混为一谈说:任何国家都一样有腐败。

明明你在说:消灭专制政治要从保障人权开始、从构建公民社会开始、从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基本自由开始,逐渐向多党制、普选制、三权分立、宪政民主过渡,他们还硬是说你激进、浪漫、不懂得路径依赖、不切合中国实际……他们曾经献计献策说:搞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民主也行,后来不放心了,又说照李光耀的路子走可以,后来又说“新家婆”的“选举威权政治”也有风险,就又找到墨西哥的“党统社团政治”,当然,墨西哥还是从他们手中溜掉了,此后他们只有到中东政教合一、非洲的部落酋长国家捞稻草?不要煞有介事了,朝鲜、古巴不是还“稳定压倒一切”着嘛!不就是一切照当局旨意办完了嘛!什么技术官僚理性,中产阶级壮大了才有民主(还不好意思承认师承的就是经济决定论或者历史唯物主义),应当兼顾弱势群体啦,“威权主义”这个婊子何曾放弃过“牌坊梦”?那么,既然要“巩固官家通吃的新秩序”,要打让腐败拖成“雪地狐踪”的如意算盘,“合法性忧郁症”就是不能免除的。

什么“苏丹化忧虑”?我就不相信我揭露的“上位苏丹”没有历史学博导那样的“学术”;冼岩的高度威权必解苏丹化之忧,则连起码的历史教训都不记,连上位苏丹三番五次埋怨下位苏丹令不行禁不止的现实也闭眼不见了。

什么“对于腐败的治理,笔者也较萧先生乐观”,冼岩不要与你的康老师、萧教授搞笑了,一方面为自由派边缘化到“海外和防火墙外的网络”而幸灾乐祸,一方面又说:“当代中国的两种变化增强了治理腐败的胜算。一是信息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网络舆论与海外媒体的互动。这种越来越频密和成熟的互动,既令那些造成了严重后果的腐败行为无所匿形,又对中国政府治理腐败构成强大压力。”这里的“网络舆论”与“海外媒体”莫非发源于“江苏宿迁”的“公职网络导向”?

什么“学术”?将“党内民主派”说成“右”,而“党内保守派”倒是“左”,博导先生从哪里得到的学术根据?从邓小平理论、江泽民思想、胡锦涛报告,还是你认识的洋人学术朋友那里?

“威权主义”的“佞言家”们是专门向暴富集团献媚眼的“搅水女人”,他们心底里同样害怕“民主自由主义”坏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好梦,就从“否定文革”开始搅混水,办法是何东昌、袁木乃至各级宣传部、党委书记们用滥了的办法——将上访、批判、游行,将从“四五”到“八九”的民间觉醒,一概与“文革的奉旨造反”混淆起来,闲得发炎的冼岩这一回又突发奇想将自由派与当年在他看来“活该受难”(光南京长江大桥就跳下去几十位呀!)的“五一六”捆绑起来,用的完全是共产党的办法:只要是“敌人”就都是“邪教”。不论真假,“文革”当然是王元化先生也揭露过的“民主高调”、“共产主义理想”的泛滥期,但只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实行了民主好处多”那样的唱词,连“历史的先声”都不见的,萧功秦、冼岩们将人类有史以来“最低调”的“自由主义”,与邓小平有选择否定的“文革”混为一谈,这是什么学术作派?而将二十世纪的灾难判定为由“五四”发端的激进主义所出,还有什么学术可言?

事情当然有需要冷静区分的一面,毕竟萧功秦本人没有血债,毕竟何新们没有亲自审判魏京生、江棋生们,毕竟冼岩没有直接参与迫害现仍系狱的胡石根们,一如张维迎、樊纲这些“伪芝加哥派”毕竟不是大大小小的江泽民、李鹏们,但是,既然胡耀邦、赵紫阳悲剧以及与之相联的灾难,不仅有道义问题,更有法治问题,而例如冼岩点名的刘晓波、余世存们,竟然成了“胡赵悲剧的第一推手”,按同一逻辑延伸也即“自己谋杀自己”的“六四血案推手”,这样的言论难道只有学术、道义的分野吗?我看至少有侵犯自由派群体名誉权的嫌疑!

我这里要敦请法律专家们:我这样的看法是不是有法理依据?

“六四受难者”的鲜血还没有擦干,开始于毛泽东的政治还在延续,必须用苍白的文字维护八千万非正常亡者的生命尊严!

(说明:本文直接针对的文本是萧功秦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中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与冼岩的《自由派是胡赵悲剧的第一推手》;萧、冼二文见于《改造与建设》网站)

2005年5月29日于南京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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