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觉得我听「长征组歌」是一件好奇怪的事情。不是已经早就什么贝多芬了，马勒了吗？但是，不！

你首先没有弄清楚我是在什么时候听这个曲子。我可以告知，我的听乐时间是在一个多重的组合中出现的；简单来说，一头是文革高潮时期；另一头是现在；恰逢一个有关的纪念日。这样的两重组合是时间的分化和延伸。我的多重感觉在此音乐的织体中，宛如几重精神人格的分裂，并由此发出某种意义上的痛觉和快感。这样的痛觉是一会事情，而快感又并非完全和痛觉分隔和相悖，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水至清而无“愉”之时代的愉悦，就是人痛中之快。没有什么“痛苦是快乐的源泉”一说。甚至可以说，当我站在北京中学校园满布大字报的墙壁下，任凭炎夏热风洗涤我身心的时候，我的耳边骤然响起了这首曲子。

这个夏天是残酷的。６６年，或者６７年一样残酷。而今天，所谓的红色经典回潮，既得利益者和庸众对于这个残酷年代的残酷艺术居然趋之若骛。误解和对于历史的戏说，伴随着市侩哲学，或者包括哲学戏说，一起败坏着中国人的头脑。连同那些到中国来骗人民币的西方败类，他们那些炒做红色的热情，的确非常高涨，以至到达昏头胀脑的地步。这是一目了然的事实；而在事实中产生复杂局面的是，我们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要怎样厘清那种深入到我们身心中的时代的审美；那种审美带来的痛苦和记忆交织，就像前不久俄罗斯纪念二战阅兵一样；当苏联红军的军歌或者苏联的国歌奏响的时候，那些痛苦在记忆中复活，却是带着某种莫名其妙的荣誉感的。这个荣誉感是俘获我们深心的一种诱饵。而避开这个诱饵，对于成年人说来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把一段身心交给了毁灭者，以至他们可以玩弄这个游戏至今。

而我，就是带着这个忧虑来诠释红色歌曲及其双重审美的。一个是历史的还原；一个是历史的再解释。从这首曲子的特点，在我看来，有着一种不大不小的言之不详的忧郁。这样的忧郁是从作者不经意的疏忽之处流露出来的，甚而贯穿全曲。许多在文革中遇难的同学和熟人中似我辈者，多可以接受这个曲子，是为证？说是一种悲壮吗？不那么简单；说是一种凄苦吗？不全然如此；说是一种偶像的黄昏吗？更是牵强生硬……在我的曲解中生成的这首曲子，是在特殊的解析下存活的。这大概意味着，她让我可以将我的简直是一种近乎存在主义的感觉，注射其中（虽然，此觉的解析，我是在阅读了萨特以后才变得清楚起来的。那是八十年代的事情了；值得一提的倒是，我在六十年代中的时侯，发现家里居然有一本[厌恶].读之头也昏脑也胀，一种无言有感之力，我所谓健康的体魄受到天外之力之一击……）现在，我回忆这样的感觉，可以用过去未完成进行时态（很好笑！）

革命带给我的命运是黑色的，严酷的。我被几乎宣判为没有资格听取和占有革命文艺的那类人。于是，在学校的高音喇叭赫然传出这首曲子时，我的处境几乎可以说，是在窃听之。我的祖辈不属于长征中人，也许还是其敌人，我没有任何亲历感和哪怕是间接的亲历感。严格说，我在那个时期是应该走开之人。但是走开也好！滚开也罢工，我忽然在人们疏忽的一个偶然的黄昏，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曲子，而且是独自一人“享用”之，确忽产生了一种可悲和可耻的快感——因为，我在听“别人”的音乐。这个感受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吧！听别人的音乐，还要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感受自我，这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啊！但是事情就是如此。

热风中，大字报的碎片飘然落地，又从灰尘中崛起。音乐随着落日而红，而灰，而淡。音乐在慢慢地进入我的精神世界和我的肉体。她的回响居然延续至今还回声不断。为纪念亲人的祭日，我的妹妹一度在她的学校，将“戴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的哀悼之歌放响天际，以至震耳欲聋。那是她的悼念方式。此刻，长征之歌在我的校园里同样回声激荡，以至震动了我今天的心灵。所有这些红色经典，曾经在北京的街头燃起熊熊火焰——那是中学生在观看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北京天桥剧场周围，点燃的“行为艺术”之火；是那时候绝无仅有的所谓的“表现主义”。“娘子们”的特殊性感，在那个几乎禁欲主义盛行的时代，得以一逞。变形的结局和其正宗相反：一方面是青年人对于红色大腿的贪婪；再一方面，则是他们用现实之火，点燃心中之火。所有这些，和我听到的这个曲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截止现在，我所谓的听音乐，还是处在一种被动接收者的地位，是革命乐曲对主体的异化所致。其实被动者自认为是一种被动，已经堪称有了自主意识的第一步。可悲的是那些实为被动而自以为是主动者。那些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后来的大学造反派，就是这类自认者。哈耶克早就在他的关于奴役的书里告知我们，他们是利用而不是毁灭感情；利用人们对于音乐的渴望，来宣扬和煽动一种感情的“反物质”/反精神，是他们的成功范例。于是，在当时的年轻人里，主动地向人类的基本感情秩序和理性秩序的挑战，往往是用歌曲来打前阵的。其中的颠狂者，甚至可以将这样的人将不人的革命感情，谱曲填词，豪叫一通。这和西方的纳粹及索多玛导演的惨剧中的牺牲者，在莫扎特的钢琴曲中被侮弄，被屠戮，方式有异，但实质则同。

细分之下，那些真正的被动者的人群里，居然分化成为几种不同的人群。一种是甘愿做，而且始终是甘愿做被动者的人群；二种是变被动为主动者，虽然他们的主动其实是同样被利用的，是假主动，是皇上意志下的主动，他们获得这样的位置，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残害他的同类；再者，可能是后来被遗弃的原来的主动者，他们变主动为被动。一如老毛和当时的老蒯说的，你们不投降，就像土匪一样加以消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老蒯们就变主动为被动了。至于他们是否回复到像我听组歌那样，甘愿做一个被动的听众，就不得而知了。

在那个时期过去不久，我们这一茬人开始了大量的阅读。事关人的主动和被动精神的定位。在以后读到的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里，“我就是命运”的惊世之言，给了我一个震动。自我表现的觉醒，也许是从那句话开始的。再者，这样的主动精神，在极端浪漫主义的作品中，在于连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之流的启示下，开始适度膨胀起来，以至发展到：“我是一条天狗啊！我把日来吞了，我把月来吞了，我，就是我了”……的无法无天的程度。

艺术的极端崇拜和政治的极端虚无主义，在一个独特的背景中同时显现出来；这意味着，政治上的被动局面正在被偷换成为艺术的音乐的乃至诗歌的自我表现和极度膨胀。这类自我表现在七十年代，接上了“今天”派的写作。青春期的独立存在方式，对时代（也许是复数的时代）有间离作用。由此而来的主动精神，或许演变成为超越时代的本体，也未可知；自我和时代由此颠倒，一如像感觉中的“疯狗”之嚎叫。但是细析这样绝对化的自我中心论，其实还是一种犬儒主义的反拨。究其原因，都在于缺少适度的理性认识能力和对于自我的智性反思。有所不同的是，在革命的前提下化解自我，和在与革命的对抗中化解自我，起码在表面上是不同凡响的。

历史的片段是这样，历史的整体是否也是这样？我们的存在，我们听到的音乐，是我们的主动，是否仅仅在于自我的选择，还是加入了上苍的意志——这是东西方存在论的最大不同。是我们没有原罪感的中国人“自由”（孙中山就说，我们中国人从来不缺少自由；一盘散沙就是自由（见他的三民主义说）），还是有所寄托的上帝的选民不属于我们这个地域，我们享受的自由要如何转化，其迷尚且未解。

我们常说，莫扎特是上帝的宠儿，他是聆听到上天的声音而做曲的；诗人里尔克像他自叙的，是在记录上帝的声音，等等。革命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其意志是人群之所在，还是上帝的意志之所在呢？

如果说历史上的奇迹，如拿破伦和希特勒是“上帝的鞭子”的话，那么，长征中人对于老天爷的意志，又如何揭示之，定位之？

服从长征的革命的意志，是上天的意志作用于我们的意志吗？还是仅仅因为某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偶然性，乃至具体事件如“西安事变”的偶然性？

我们究竟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动的，独立于历史的绝对意志呢？

还是仅仅有一种中国人所说的，天人合一的意志；在这个意志中，人之成份，又占据多大的比重呢？

当然，这有点扯远了。

在一个常态的生活中，我们对待音乐的精神境界，往往要考量超现实的因素。音乐的神奇莫过于此。听到贝多芬的节奏和气魄，听到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和弥撒曲，人的主动精神不是要大打折扣吗？像革命和长征这样的事件，可以由此溯至俄国革命，法国革命，……上天的意志和人群的意志以至领袖的意志如何划分，也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问题在于，那时的人们，乃至今天的人们，尤其是我们中国人，都习惯于将领袖人物的意志终结化，而排除在他的上面还有一个意志。真正有魅力的音乐之指向，正在于此（包括贝多芬的命运和他的庄严弥撒）！

人们当然记得，在那些假主动者里，假戏一度可以唱真。这是耐人寻味的事情。主动者们这样做了，也这样唱了，舞了！（——至于他们和他们的文章是否冲出了文革的黑洞，变为真正的思想上的主动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关于民主和法制的；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异端思潮，还是大有商榷余地的。但非本文主旨）。这里，我想起一位作者回忆清华造反派即“４·１４”派战歌的创作和“演出”的种种情形——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他们这些勇敢的造反派，起码自认为是文革命运的操纵者，是革命及其歌曲的主动咏唱者。一旦这样的，其实是被赋予的，而非民主争取到的革命特权，被一纸皇上御批取消之，他们的地位一日之后就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我们姑且来看看，来听听他们当时是如何豪叫的吧！，“抢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

诸如此类的感觉转变成我六十年代的精神财富/精神垃圾。我知道音乐独立的或者说是相对独立的曲谱和声响——相对于歌词——在诱惑我们。我至今没有产生对内容的具体记忆，我分明只是在听音乐——在这个没有音乐的世界里——我只有听听这样的曲子。以获取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情愫。当然，这并不是说任何一首革命进行曲都具备此类功能。革命的抒情，常常是和民族的地域的情愫相衔接而结合的。作为国人的我，当然不会忘记那些民谣和小调，但是他们在那个时期是死过几次的。记得北京中学生中的飘派，曾经一度大唱三十年代的歌曲。周旋等人的旋律和苏联老歌的旋律同登其堂。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为了对抗和融合革命歌曲如组歌吧！

歌曲，应该说永远是青年人的专利。为了满足我青春的遐想，我是以青春的活力来面对[长征组歌]的。我幻想她会将我的自我（本我加超我）释放出来：或许是军乐般的模进，使得我的压抑感获得抒解；或许是陕西的民谣，让我受伤的心安静下来；或许，还有别的什么音乐的要素，在吻合我的意志。虽然，我明显是在接受美学上玩弄一种把戏，但是，原谅一个孩子的妄想吧！将日下的身影和人格颠倒，是一种游戏，还是一种艺术？我在颠倒这首曲子所有的指向和内涵吗？又有多少人，包括曲作者，可以号称是在完全地，完美地，准确地解释他们的长征呢？答案并不容易获取。一个偏差接着一个偏差，误读和误听，在时间上持续至今。再过一百年，人们又会如何来解释这个曲子？无人知晓。

所谓存在主义式的感觉何样？首先，我在当时没有这个概念。只是今天，我在为那种感觉做一个填补。

我看是这样的。你感到了你在他的感觉中是存在的；抑或相反。在歌曲里感到的东西，是你的误觉，而你既然如此感觉了，你就看见了你自己。

二，你意识到乐曲带来的一种存在，是由你的感觉加以配合的，你赋予她你的认可和你的参与，于是，你在选择；或者说，在被迫加以选择。

三，你的选择是无奈的，是错误的，不自由的。等等。

所谓此时有声胜无声的变形，就是此时有感胜无觉的还原吧！人无相无常，无形无觉，是我们的圣境，但是不是西乐的感觉，西学的境遇。用他们的话说，是要有一个化自己为他人的镜像效应的——比如说基督，就是化了以后——三位一体——才降临世间的。我还是他，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革命时代尤其显得突出。因为在革命潮水的裹挟下，如果凸兀自身的个性，他的映相之镜就会被毫无疑义地粉碎。这是“镜子”哲学的极端化解释吧！

我在校园荒凉而热烈的场景中被音乐俘虏，而我这个俘虏是窃喜的俘虏，就像我在以后的牢狱中看见吃不饱的农民，因坐牢而窃喜——他可以吃上饭了（或许并不全饱！）作为精神生活的严重匮乏者，作为容易冲动的青春期革命时代中人，被革命的，或者说准革命的，假革命的艺术感召而产生冲动，本在情理之中。其中有一个小小的区别是，在以往的革命或者说准备革命的时期，革命的音乐，如我儿时听过的[黄河大合唱]，因为没有身临其境的历史感，只流于边缘化的激动而已。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激动呢？是一种对于参与之的预期冲动；但是毕竟还没有参与，或者说，没有什么参与的可能性。

几年下来，革命的场景居然真的出现在我的面前了。但是和预期的结果不同，我的参与是在经历了变故的惨祸以后。换句话说，参与的冲动刚刚开始，就在开始尚未完成的时侯结束了；结束是残酷的，他意味着你身外于红色经典，直到今天。那么，是否所有不该属于红色经典的人群，都自外于之呢？不是！广大人群之中，无论各色人等，对之驱之若骛者可以数万人计。他们的选择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呢？究其原因，道理很简单，因为一直以来，他们都是属于没有自身精神财富的人群，是精神财富上的弱势群体————-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对待红色经典的态度，和我当年对待[长征组歌]的态度一样，是一种表面的接受和内在的变形。

我今天可以听到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声音和音乐，我听见了贝多芬和卡拉斯，格里高利素歌和巴赫……但是他们，还是循环往复在红色经典里做一种无以选择的选择。简单而言，古典和严肃音乐及其文化与之无缘；而他们又同样排斥非毛化时代的流行音乐及其文化，转回到毛时代的红色经典，似成为他们的必然出路。我当然祈祷这样的转变中有奇迹出现（一如人们常常问道：会发生第二次文革吗！）。

其实他们遭遇的奇迹如何，我不得而知。只是要说说我自己遭遇音乐奇迹的回忆。因为这个回忆，像是一个无法进展的乐章，迄今为止，只留下下行的趋势和残存的革命鬼火了。此话可以倒叙之。今天我听[长征组歌]，是源于我的回忆，那么，今天我听贝多芬也好，听勃拉姆斯也好，究竟有多少如逢旭日，如浴朗星的新新感觉呢！有，但很少了，可以将马勒除外，因为他是姗姗迟来者也！虽然，我们现在的听音设备可达高级——-ＨＩＦＩ，但是听到了什么呢？仅我自己而言，充其量是一些回忆和回忆的回忆。这个回忆，和我与他们的初次遭遇分不开；和我听[长征组歌]时的回忆同出一辙。其间的区别是，我听贝多芬是一种绝顶自由的感觉；而我听后者，则要大打折扣。然而因为同是青春的回忆，二者往往纠缠在一起。

你能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三套车]决然分开来吗？换言之，如何对待斯大林统治时代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的问题，就牵涉到这个层面。一张老肖交响乐唱片里的说明，记录了他的悔过书：说他的作品如何颓废而跟不上“党”的主张，云云。难道因为他接受了斯大林的奖金，就否定其作品的魅力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记得这位伟大的作曲家用“怪诞”来概括二十世纪。所谓怪诞，就是我所说的听乐（包括创作）的变形记吧！不只是[长征组歌]带给我们心理上的复调结构，我们在五、六十年代里听到的歌曲和乐曲，那些红色的或者说是红白间色的作品，都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多重的印象。用政治的甚至文化的标准来一概论之，是有武断之嫌的。我甚至幻想得到波兰女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申博斯卡如何评说她早年歌颂斯大林诗歌作品的文字；而君特·格拉斯，则一如既往地反对两德的统一和美国的单边主义。不是吗？俄罗斯还是将苏联时期的国歌，定为今天他们的国歌。由此及彼，我甚至想到，在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中的场景。小矮人书中主角奥斯卡因他的参与，瓦解了一次伪庄严，伪革命的纳粹音乐会。

长征会被什么样的丑角瓦解呢！

历史上“第二次”上演的是丑剧，还是一如既往的神圣，庄严的悲剧呢！

长征，姑且说是一个壮举，歌颂长征的作品，是一个同样的壮举吗？

我在１９６７年听到的她，有壮举之效果产生吗？

我在今年听她何故？

我们还会产生这样的壮举及其艺术作品吗？

她真的很忧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