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宋永毅兄之托，编辑焦国标先生的《讨伐中宣部》这本书。事情几近完成，心中五味杂陈。

有点痛快。虽然早就耳闻“讨伐中宣部”这篇文章，但是全文拜读却是在这次编书的时候。如此居高临下，一泻千里地痛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种种罪过的文字，读来确实使人感到畅快。这是众目睽睽下对官僚体系的责问，是法庭上对罪犯的公开审讯，是面对东方巴士底狱的大声呐喊，它喊出了中国公众——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新闻受体群对新闻自由的急切向往。我虽然离开中国多年，但是中宣部“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专政”的狰狞面目在脑海中依稀清晰。中宣部历来是一个限制和反对中国新闻自由的重要堡垒。对中宣部的讨伐，就是对中国新闻奴隶制度的讨伐，是对新闻现代世界的追求。就此而言，焦国标可谓是当代中国新闻自由的代言人。

有点惊讶。中宣部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独一无二“伟大光荣正确”因而批评不得的执政党。在我的记忆中，中共历史上首先公开批判中宣部的是毛泽东，他称中宣部是“阎王殿”，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不过那时他是红太阳，是大救星，中宣部长即便是阎王，在他眼里还是小鬼不如。今天，讨伐中宣部的檄文出自一个据说是受中宣部及国家教委双重监管的大学新闻系教师之手，而且行文如此直截了当，无所畏惧，在国内民众争相传阅之后飞速流出国境，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关注中国新闻自由这个当代人权的大课题，令人刮目相看。据说海外有人指责焦国标讨伐中宣部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倒想建议这些轻松的批评者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你在北京大学担任教职，你能够像焦国标如此这般“反贪官”吗？

本人毕业自中国复旦大学新闻系——那时北京大学还没有新闻系，我之所以在七十年代末考研究生的时候没有重返新闻系，原因之一就是觉得在中国新闻系离政治实在太近，没有学问可言；新闻系的培养目标是党的“耳目”与“喉舌”——而不是“人”。我当时就读研究生的哲学系与新闻系在同一栋小楼，因而经常回“娘家”看看师长学友，也曾经与朋友一起将日本杂志上一篇关于“公众传播（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的文章译成中文，登载在新闻系的内部刊物上。记得“传播学”的概念也是在那个时候慢慢进入中国新闻学界的。对中国新闻学界的痼疾，我有切身的感受，所以，焦国标的许多文章读来犹感亲近。

中国共产党在牢牢掌握“枪杆子”与“笔杆子”上久享盛名，它对报纸广播电视以及对新闻系教学系统的控制，世人凭常识难以理解。一九五七年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员教授右派份子就出在新闻系，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被当时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毛泽东的宠臣柯庆施点名批判为“新闻界资产阶级右派代理人”的原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先生。其主要罪名不过就是他在《新闻学大纲》中提出的“读者需要论（报纸不仅要宣传党的方针，还要满足读者的需要）”和“报纸商品论（报纸不但是宣传品，还是几分钱买一份的商品）”。这一镇压造成了中国新闻界近三十年的鸦雀无声。焦国标的讨伐檄文以及本书中关于民众“兼听权”和现代传播学的文章，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今天中国知识界为追求新闻自由显示出来的不同以往的胆略。它不是五十年代的“大鸣大放”；不是文化革命的“四大”——那时新闻系统不少人曾经利用大字报这个“自由”的武器批判过“资产阶级新闻自由”；也不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学生研究生们曾经在半民办的杂志上呼吁制定“新闻法”，鼓吹“同仁报”，也有一些精英起劲地朝党内开明派把持的中共组织部、宣传部跑。这本书告诉人们，被焦国标描述为在“猪圈”中生活的中国人毕竟不是猪，人的尊严和智慧让他们认识到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思想自由，也就没有作为人的一切自由。现代民主国家普遍享用的新闻自由，是中国人必须回归的天性。

有点心酸。在焦国标一些批评文章中指名道姓涉及的，有我在中国哲学界、新闻学界的熟人、朋友和同学。读到这里，也感惭愧。

有些人习惯做官方理论家——不过平心而论，他们的人品并非个个都坏。如果你与之私下交谈，也会发觉这些人心中忠厚与诚实的一面，偶尔也会看到灿烂的思想火花。可是一旦公开发表文章，必定惨不忍睹——当他们拿起笔的时候，就习惯地看强权的颜色。

焦国标提到的作为中国“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新闻学专业权威教材”两本书的編著者，正是我三十多年前大学新闻系的同班同学。焦国标批评说在这两部书中没有“新闻自由”应有的份量。因为现在手头不可能找到这两部书核对求证，所以我专门就此仔细询问过焦国标。我真的觉得心酸甚至悲凉。新闻的灵魂就是自由，没有自由就失去了新闻存在的价值。这些道理，我当年的同窗，今天中国著名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权威教科书的編著者，他们不会不懂。究竟是他们本来写入教科书的内容在领导审稿的时候被删，还是自己写作的时候就聪明地“自律”了？我不得而知。感慨之余也不禁自问：倘若我至今仍然留在国内，依旧在复旦大学教书，我写的文章，编的教科书又会怎样？我自信不会顺从权势者，但是我也不会公开声讨那些检查官。也许会在遮遮盖盖打什么“擦边球”，为了公开发表自己的“新见解”而煞费心机地搞文字游戏。

有点希望。焦国标自诩“阳光中国的阳光男孩”，我希望这缕阳光照进中共各级宣传部，让其中良知未泯者改恶从善；希望这缕阳光映入中国大小报纸、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的总编、书记的心坎，让他们壮起胆来，解除对记者编辑和自身的束缚；希望这缕阳光洒向中国各个大学新闻传播院系教授们的讲台，让他们在课堂上，在教科书里多说一点新闻自由。我在《流亡者访谈录》中与一些媒体朋友多次讨论过中国的新闻自由问题。多年致力于新闻自由“试验田”的《前哨》杂志总编辑刘达文认为，在中共的强权底下追求新闻自由需要“够胆”。原《世界经济导报》北办主任，曾经为中国新闻自由蒙受牢狱之灾的张伟国老弟也有一个说法，叫做“拱出一个新闻自由的空间”：在中国，新闻自由不是当权者恩赐的，而是老百姓自己拱出来的。好一个“够胆”，好一个“拱”字！每人手捧一支蜡烛，可以将黑夜照亮，大家带有一缕阳光，中国便会阳光普照。焦国标为知识份子提供了一个不畏权势的标杆。在当代中国，如果有一百个焦国标式人士各发表一百次公开的言论或文章，中国新闻界就会发出自由的万丈光芒。我期待这一天到来。

（作者附记：焦国标《讨伐中宣部》一书２００５年５月已由香港夏菲尔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