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五”与“四·二六”

 

易大旗

 

 

 
  大陆的反日狂潮已被轰然落下的铁闸截流,空余一地激情的碎片。上海《解放日报》的“四·二五社论”一出来,反日反得正在兴头上的“爱国愤青”霎时如遭雷殛,该社论和十六年前弹压民运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调子惊人雷同,就是所谓的“阴谋论”。

大陆民间的群众抗议运动,自六四被坦克辗碎之后几不复闻。虽说1999年“五八炸馆”的反美怒吼其声隆隆,但实系“政府行为”,当时的副主席胡锦涛出镜讲话,给广大愤青赐予“爱国”册封,便顷刻云散雨收,北京当局曾自诩为“收放自如”。如今旧戏重演,只不过遞夺了“爱国”的精神册封,而且转而变脸指为“背后有图谋”了。于是反日愤青感到无比委曲和别扭,一片爱国精忠竟遭官府封杀,直似阿Q之被“不准革命”。

说来所谓“收放自如”,对中国人民是一个极端侮辱的词语,教人想起卖艺场上拴着链子的猴子,敲铜锣、翻筋斗、拿大顶,等到主人一声吆喝,猴戏旋即收锣。且看中共在收放之间的操盘手段,“放”时不惧口水四溅,砖石横飞,但官方传媒对是次反日潮严加过滤和遮蔽,不容此类场面派生任何异端的联想,而又借国际传媒之镜像让反日喧嚣的分贝无限放大,挟民意而自重。一旦时分已到,“收”字诀祭出,便立刻“清场”,即便反日愤青旌旗所指是“扶清灭洋”,但极权统治的禁忌是不容脱缰猴子满街暴走的,哪怕愤青们没有民主自由人权的非分之想,却也要防患于未然。于是民气也者,用过之后就要丢回铁笼之中了。然而这种政治把戏玩多了,总会穿帮。

爱国青年不是猴子,他们是人,是人就会有脑子。本来,面对当下中国的政治气压和糜烂现实,处于青春骚动期的青年理应抒发出自己的愤怒,他们的前辈五四的一代、四五天安门事件、八九民运的一代,都是可歌可泣的时代先驱;今天这代青年对社会现状同样充满焦虑和愤怒。就在不久前,全国一大批高等院校的网络论坛被官府上锁加封,此举对被幽囚于心灵牢笼和专制铁屋里的青年意味着什么?无异于对家奴举起了象征着屈辱与卑微的烙铁,无异于对圈中牛羊抽起又一记凄厉的响鞭。清华大学与南京大学的学生也曾发出过不平之鸣,网络上的无数留言,显示出青年的热血仍在奔涌。然而,他们已经没有担负起天下兴亡的肩膀,已经被剥夺了批判现实的话语权,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暴力的国家机器,是一个集古今中外铁腕统治术之大成的政权。这尊暴戾的巨兽用利爪牢牢攥住权柄,紧扼住人民的喉咙,而它却通体喷着谎言的金漆。鉴于中国大陆的如此政体在21世纪已成了历史遗孑,为了延年续命,就需要制造大量的愚民,用谎言的牧笛和暴力的响鞭,把羊群赶向特定的谷地,而牧笛吹得最尖锐嘹亮的旋律,就是“爱国主义”。但是爱国也是要看寅时卯时的,如同鲁迅《风波》里所写,臣民脑后的辫子,何时盘起何时放下,都要看“衙门里大老爷”的告示,愤青们亮出的战旗,则如同“赵七爷的这件竹布长衫,轻易是不常穿的,三年以来,只穿过两次:一次是和他呕气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时候,一次是曾经砸烂他酒店的鲁大爷死了的时候;现在是第三次了,这一定又是于他有庆,于他的仇家有殃了。”今日穿上竹布长衫的赵七爷满面油汗地“捏起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向八一嫂抢进几步道,‘你能抵挡他么!’”一波爱国狂潮犹在巅峰,忽报《四。

二五社论》的衙门告示出来了,什么保钓联盟什么反日同盟均遭官府抄查,于是那些血热中肠的爱国家们便登时鸦雀无声,如同七斤在鲁镇所看到的赵七爷“他又坐着念书了,辫子又盘在顶上了,也没有穿长衫。”

诉诸历史悲情,借助民间情绪,点燃燎原野火,这种政治豪赌并非有杀无赔的,这一把押赢了,另一局就可能通输。无论怎样去愚弄百姓,撩拨民情,那类把戏玩一次大家就想深一层,再玩两把,还真不知道谁是大输家。

且说抗议日本极右翼扶桑社出版篡改历史的教科书,且不说日本有一百多种历史教科书,而扶桑社仅仅是八家教育出版社中的一家;也不说扶桑社的教科书2001年时仅有数百学生在采用,而且都是特殊学校的弱智学生,去年也不过是一千多学生在采用,使用率不足全国学生的百分之一。还是来说说大陆自己的历史教科书吧,中国的教科书才真正是政府审定的千部一腔,而那里头有几多历史真实?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结果,此为钦定的不易之论;国共内战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美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而向中国共产党发动进攻”中共“被迫还击”,此说亦为不易之论;镇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建政以来各个时段,均无半点“真实”可言。日本历史教科书把南京屠杀改为“南京事件”,便激起神州众怒,那么六四屠杀非但不能以“屠杀”称之,连称为“六四事件”也不行。又倘若日本右翼教科书把南京屠杀,称为“发生在1937年日军入城时的一场风波”,而且其性质是“平暴”,中国人民怎么想?1979年中共在并未宣布废除中越友好同盟条约的情况下,也并未得到联合国的批准而向越南发达突然进攻,夷平谅山、高平两座城市,东线总指挥许世友下令“谅山一幢房子也不能留!”如果越南政府要求中国郑重道歉,越南人民发起游行示威,要求中国的政府官员和政府组织的少先队、共青团在清明节不得再祭奠“自卫反击战”的烈士陵园,那又将如何?

一个国家不尊重历史,在世人面前是没有尊严的——此话说得好。日本政府对二战时间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和殖民统治,缺乏反省的足够诚意,这是必须予以谴责的。但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记载,日本政府向中国方面的正式道歉已不下于20次,第一次的文告式语言是1972年日相田中角荣(侵华战争中田中角荣为排长,驻守华北)和周恩来签署的《中日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内有“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此后日本多任首相都一再道歉,其中村山富士首相还到卢沟桥鞠躬谢罪。直到1998年,两国签署的《中日关于致力和平和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再一次以日本国的名义宣示“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反观中共政权,它从来没有为建政56年来所犯下的用最客气的话来说是“严重错误”而道歉。这样的政权可有什么尊严可言?而可叹者,中国人受其奴役和负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失去了尊严。

时至今日,廿一世纪中华民族最大的耻辱就是依然辗转呻吟于专制的牢笼里。这场反日喧闹里满街暴走的愤青,被《四·二五社论》的大棒劈头盖脸抡下来,一下子给打蒙了,回过神来,网络BBS还是被封得严严实实,自己的历史与政治教科书还是被篡改得不成样子,他们还是没有思想和表达的自由、没有选举权和各种公民权利,将来也不知何时才能有。他们所效忠的那个“国”,原来就是这么一个沉重的幻影。一辈又一辈青年依然愤怒着,一辈又一辈人徐徐老去,“国”还是那个“国”。莫非要到某一天,大家都不爱她了,这个“国”才有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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