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坚韧的弱女子

 

丁子霖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日夜晚,我家里来了一男一女两位不速之客。男的说是留美学生,女的我不便询问。多年来,我常常对一些不经朋友介绍的来访者抱有一种警惕,因为我的处境太险恶;尤其当来人向我问这问那的时候,我心里总不免犯嘀咕。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儿神经质,但这对我来说却是确确实实的担心。

然而,这次我还是对来访者所提问题做了如实的回答,包括关于海外捐款的收转等本不应该随便告诉别人的问题,因为我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人。也许是解除了彼此的戒心,我们的谈话开始变得融洽起来。我向来人介绍了当时正开展的寻访活动的大致情况,当然也谈到了有关捐款的问题。来访者听完了我的介绍,似乎心里有了一个底,随即从怀里掏出了一叠2000圆的美钞,说明是受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生组织的委托,顺便给我送来转给国内“六四”死难亲属的。来人还告诉我,这笔钱已经存放了很多年,是当年“六四”惨案发生后由该校留学生募集的。我收好这笔捐款,给他开具了一张保管收据,托他转给捐款方,当然也少不了托他代为感谢。

时间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当来访者将要起身告别时, 那位一直坐在旁边没有说过话的小姐无意间向我透露,她曾间接听说过有一位“六四”时失去丈夫的妻子,身边还有一个女孩。也许是一种特有的敏感吧,我很自然地请求她做进一步的了解。她一口答应了。

但是,两年过去,我没有得到任何音信;那位小姐我也已无从去联系,只好耐心地等待。又过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一天,我等来了那位小姐的来信,信是托人放在我所住宿舍楼的信箱里的,信上仍无具名。但她告诉了我那位遗孀的姓名和工作单位。我随即按信中提供的姓名、地址给那位遗孀去信。一封,两封,三封……。又两年过去了,始终没有回音。后来有一个机会,我的一位朋友正好要去那位遗孀所在的城市探亲,我就托他去实地寻访,而他又找了一位当地人。两人开了一辆吉普车,走了不少路,终于在市郊一个不显眼的居民区里找到了那位遗孀。原来,她的工作单位是一个所谓的“保密单位”——军工厂,我给她写去的三封信都被该厂的有关部门扣没了,因此她根本不知道我给她寄信这件事。

没多久,这位遗孀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她告诉我,她丈夫名叫栾沂纬,生前为包头市钢铁设计研究院工程师。89年北京闹学潮的时候,他正好在北京进修,不想遇到了戒严部队开枪。6月4日凌晨,栾于天安门附近的南池子腰部中弹,送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她还告诉我,现在她的女儿已上了中学,母女俩相依为命。她每天早出晚归,无法照顾女儿,母女俩就索性住到了她娘家,由姥姥照看。她说这样也可节省一些开支。

这位遗孀的艰辛,我能理解。那场大屠杀过后,不少家庭收入减半,尤其是那些留下遗孀和遗孤的家庭,生活就更艰难了;何况,这位遗孀已独自支撑那个破碎的家庭快十年了。那个时候,我们正启动一项遗孤助学金的援助计划,这位遗孀的女儿,正是我们援助的对象,随即我就把她女儿的名字添加上了援助名单。

此后不久,这位遗孀来北京,我们终于见上了面。

那是一位身材娇小、柔弱的中年女子,看上去神情有些疲惫。没有想到,此时的她已经“退休”了,年龄还刚四十出头。孩子那年高考落榜,在一所民办学校复读,准备来年再考。为了维持生计,也为了给孩子积攒准备上大学的巨额费用,她发挥自己之所长——她原为所在工厂一所学校的英语教师——竟独自办起了一个英语补习班。因此,她每天晚上都要到深夜才能回家。

谈话间,我们自然就说起了她和她丈夫生前的生活景况。她不无愧疚地说,她丈夫在世时,夫妻俩常常是离多聚少。先是她上北京进修英语,后来又轮到她丈夫去北京深造。她深悔当年不该让丈夫去北京,否则他不会遭此一劫。她说将近十年过去了,但她无法忘记与丈夫相处的日子,更无法忘记丈夫对女儿的那一份深爱,因此,她今天的全部付出,就是为了一个目的,一定要为女儿安排好一个让她丈夫放心的前途。

这次见面,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看得出来,她是一位不肯服输、不肯向厄运低头、只要认准了道就会一直走下去的坚韧女性。

又一年过去了,她来电告诉我,经一番艰苦的努力,她女儿终于考上了内地的一所大学,但收费竟高达数万元之钜。她说她女儿的外语成绩好,又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她不能让女儿放弃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为此,她咬紧牙关,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东拼西凑,把女儿送进了大学。而她,又继续没日没夜地把自己的精力投入了那个英语班。

我这里还想告诉朋友们的是,这位遗孀尽管那样的日夜奔忙,但对我们这个群体,可谓尽心尽力。在我们的名单里,有一位名叫龚纪芳的死者,生前为北京商学院本科一年级的女生。但是很多年以来,在我这里只有她毕业于某一中学的纪录,所幸我发现那所中学恰好就在那位遗孀生活的城市。于是我把寻访那位死者亲属的事情交给了她。茫茫人海,上哪里去找啊!当然只有从那所中学找起,从那里打听死者亲属的下落,可偏偏不巧的是,当她找到死者亲属的家时,邻居却告诉她,这家人已去了外地,而且去向不明。以后,她常去向龚家的邻居打听。这样她一等就等了两年。当她再次去龚家邻居那里打听时,她终于得到了龚家夫妇已经回家的确信。原来死者的母亲自女儿遇难后,一度精神失常。为了避开这块伤心地,夫妇俩离家去了外地。为了不给那位母亲增添痛苦,善解人意的她,有意避开了母亲而只见了死者的父亲。(丁子霖执笔 2005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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