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２００５年３月初“两会”期间，一些著名的中国高校的电子公告牌被政治“戒严”：一方面，一些ＢＢＳ被勒令关闭进行“技术整顿”；另一方面，“两会”后重新开放的高校ＢＢＳ被要求限制校外用户登录并实行实名制。事实上中国关闭民间文化网站是２０００年以来的一项“国策”，但这次高校网络戒严行动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应。３月１６日，清华大学水木清华网站由开放型转为校内型的消息传出后，大批学生到学校大草坪前集会，抗议学校的决定。一些国外媒体充分报道了这些抗议活动。与此同时，另一起学生抗议震惊中外：３月１９日，深圳爆发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学生示威事件”：数千名大中专以上学生因为不满被企业招聘会欺诈，在深南大道堵路示威，示威者像１９８９年的“先烈们”一样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和《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警方最终调来近千名防暴警察将人群强行驱散。２００５年春天显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春天。２００５年是“胡锦涛元年”，他在没有江泽民参加的政治演出中（两会）刚刚完成加冕典礼，在这一背景下，突如其来的高校抗议显示了强烈的时代信息。

高校进入政治戒严状态，是１９８９年以来任何政治敏感时期、特别是权力继承时期的经典现象。但它似乎从来没有引起这样公开的抗议。把这次政治反动理解为教育部长周济对南大“陪舞门”事件以及“妞妞”事件的报复性反应，或者高估李希光等“欲用文人”在这一政策中的煽动性作用，这种分析如同把类似政策动辙归因于“退党”、“九评”等一样捕风捉影。对“陪舞门”事件以及“妞妞”事件的津津乐道部分显示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淫者见淫那种分析习惯和制造噱头的媚俗作风。而对李希光的重视则完全忘记了中国专制政治是怎样处理各类奏折的，这种分析显示出半吊子自由的机会主义特点，它无非是把李希光这个软柿子捏出来给家人和同样具有机会主义习性的网民“示众”一下而已。高校封堵事件仅仅是教育部这个江泽民主义化最彻底的部门，对胡锦涛关于维护“元年和谐”的指示精神的具体落实和刻意逢迎。而胡锦涛的这种政治需要，首先表现为专制社会里的“登基者”在权力更替期对政治稳定的特别要求；其次，这种要求在六四事件更表现为对高校政治稳定的要求；最后，这种政治焦虑在网络政治和门前政治的连续互动中被进一步放大，而胡本人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危机比江更为敏感。

一、中国式的“热月反动”与“六四恐高症”

所谓“热月反动”，这里引申出来意指：在专制社会的权力继承危机期间，利用民意夺取最高权力的新统治者，由于程序合法性的匮乏，往往在执政之初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反动政策；这种政治反动一方面试图用暴力手段威慑旧权力的卷土重来，另一方面则压制社会上所有的“大不敬”的异议挑战。这种政治危机感也可以视为一种合法性自卑，越是缺乏现代政治合法性和“超凡魅力”等传统合法性的领导人，对稳定的要求越是歇斯底里。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政治危机感之所以更突出地指向高等院校，则完全是出于六四以来那种政治“恐高症”。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以大学为主体的民主运动经过六四给中国新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恐惧”，从那时开始，如何控制大学成为当代东方专制主义的重中之重。江泽民１９９０年５月４日的“重要讲话”，象征者中国最高权力“六四恐高症”正式进入“临床状态”。其后，以经济赎买、政治控制和特务统治为特征的江泽民主义，在大学获得了全面的胜利。江泽民对大学统治的十五年，成功将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从大学赶了出来，那里彻底沦为爱国贼和机会主义文人的大本营。但江泽民主义的胜利被网络革命所终结，自由在网络上重新集结之后逐渐返回高校，并在江泽民主义制造的严重的政治腐败中汲取了更强烈的民粹主义激情。这一新危机正是胡锦涛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胡温新政”在２００２年以来的开明政治秀，以及权力交接必然产生的政治空隙，都鼓舞这些抗议向２００５年汇集。当然，如何把大学生从江泽民主义者培养为胡锦涛主义者，这种“接班人意识”也开始发挥作用。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把网络自由阻击在校门之外，成为胡锦涛建设“和谐元年”的首要条件。胡锦涛既不是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也不是真正的邓小平主义者，他更可能是一位江泽民主义者——他的政治统治灵感，绝大部分是从江的政治成功中获取的。其中包括在政治上利用反腐败建立个人集权、在经济上通过宏观调控建立中央集权等措施，当然也包括全面接受江泽民对大学的控制经验。通过下面实证分析可以看出，胡锦涛封堵高校网络是“蓄谋已久”的，这种努力从２００４年江正式退出军委主席之后开始表面化。

如果说江泽民征服大学的政治宣言是１９９０年的“五四讲话”，那么胡锦涛的“大学之道”则表现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制定发表。《人民日报》在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５日的相关社论中强调，《意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文章指出，“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切实加强和改进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各地各部门和高等学校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良好成效。……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国际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１０月１５日，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负责同志就如何学习贯彻落实《意见》精神，接受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在这篇记者答问中，有关人员特地强调：“《意见》的颁布实施，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殷切希望。”“必须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摆上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下发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件，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答记者问”已经预告了管制高校网络是这场政治运动的题中之意，他们强调：“要加强对学生社团的领导和管理，高度重视学生生活社区、学生公寓、网络虚拟群体等新型学生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坚持弘扬主旋律……各类网站要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开展形式多样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他们最后宣布：“要结合实际、制定措施，把《意见》提出的要求具体化。”这些具体措施包括“校园网络建设与管理”等。

也就是说，封堵高校网络不是教育部长周济的个人决定，而是胡锦涛的个人决定，而这一决定得到了中共中央绝大部分新贵强烈的集体认同。为了充分重视这次新的政治围剿，胡锦涛从幕后走到前台指挥这场战役。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７日至１８日，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胡锦涛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温家宝、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出席会议。李长春主持会议并讲话。陈至立作会议总结。出席这次会议的“领导同志”还有王兆国、刘云山、吴仪、周永康、贺国强、路甬祥、华建敏、陈奎元。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只有真正把这项工作做好了，才能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代代相传、长治久安。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信心，狠抓落实，切实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上海市、湖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负责同志”在会上发了言。

正是由于胡锦涛“狠抓落实”的最高指示，才有教育部２００５年３月以来开始的封网运动。事实上这场封网运动不仅仅集中在高校，一些独立网站更是率先罹难。不过在最近一轮的封网运动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网络意见”的重视使问题复杂化，尽管温对网络的看法远远不能满足于自由派的要求，但显然，他的意见与胡锦涛以及中宣部、教育部的意见存在严重的分歧。就在高校ＢＢＳ被整顿期间，包括新华网在内的一些官方门户网站，都在显要位置上转引温家宝的话支持网络信息开放。这种政治分裂就像温缺席元旦晚会一样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瞭望东方周刊》刊文称：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开场白说，“昨天我浏览了一下新华网，他们知道我今天开记者招待会，竟然给我提出了几百个问题。我觉得他们对国事的关心，深深感动了我。他们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我们政府认真考虑的。”文章憧憬２００５年是“中国网上民意走向春天的一个起点”，甚至谈到“网民的自由和民主”的政治价值。

因此这场网络纷争不仅是网民意志与落后政治之间传统斗争的延续，也可能进一步激化党内分裂。最高权力对胡锦涛不仅是最高利益，也是最高的束缚。因此，他在取得最高权力的同时等于把自己投入到了权力监狱中，这种利益局限使他的政治生命宣告结束。而温家宝似乎没有这种局限，因此相对来说，温部分持守着政治开明理想，存在着政治更新的强烈愿望。人们有理由期待２００５年中国政治开始向８０年代回归，而中国的大学在可耻地与专制者冻眠了十五年之后，似乎开始遭遇“惊蛰”。胡锦涛统治期间中国社会大动荡是不可避免的，而大学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种政治转变主要还不是建立在党内分裂上，而是因为存在深刻的时代动因：一方面，江泽民培养的一代愚民已经逐渐离开大学；另一方面，江统治的十五年造成的经济政治危机开始发挥作用，这一社会背景构成了大学政治复归的重要条件。

二、社会危机中的大学复苏

最近发生的两起高校抗议运动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是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唯一具有民主色彩的高校政治运动。尽管这场抗议运动可能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到这种抵抗意识已经开始在大学生根和蔓延。此前，人们对中国大学的精神状况一直极为悲观。这种绝望将思想逼迫在编写教材等最基础的工作上。那么如何理解２００５年春天开始的大学复苏运动呢？

首先，江泽民对大学的精神统治是以传统文化和反美爱国主义教育为主要手段的。这种愚民政策在网络开放过程中已经逐渐开始破产。人们会记得，十年中国网络的上文化论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与爱国愤青这一江泽民主义群体的论战。到了２００４年，随着网络维权事件的此起彼伏，爱国愤青在网络上组建的群众暴政已经宣告土崩瓦解。尽管在２００４年底到２００５年春，一些左派文人和个别的愚蠢自由派分子以“反新自由主义”为名，通过反江泽民主义回归毛泽东思想，但这一努力已经到了强强弩之末。大学思想的回归，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自由民主思想在网络上对江泽民主义的胜利。网络流氓和狗当然可以继续在网络上叫，这是网络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总的来说，网络自由实现了对愚民政策的革命。

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危机已经全面爆发，而大学生开始愈来愈多地受到社会危机冲击。这种政治震撼不仅表现在大学腐败、教育不公正等切身问题上，也表现在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对青年人的强烈影响。随着贫困阶层的增长，中国的大学生不断从父母的悲惨遭遇那里，或者从邻居的哀鸣中感受都政治的黑暗，并从中获得反抗的道德动力。最后，这种道德意识被就业危机所强化，而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将是未来大学政治的首要诉求。目前，中国在校大学生约有２０００万人，而每年３０％的应届毕业生根本找不到工作。这种就业危机在大学里酝酿着普遍的绝望感，它最可能成为政治异议运动的导火线。事实上最近深圳发生的抗议活动，就是这种就业危机的反应。而就业问题，也会促使大学生进一步反思中国经济“繁荣”背后深刻的制度欺骗。事实上，大学就业危机仅仅是全社会经济危机的冰山一角。

在江泽民统治的１５年里，“三农”问题成为中国政府唯一能容忍的政治话题。事实上“三农”问题之所以被相对地容忍，关键在于它并未直接关涉到政治抵抗运动。真正具有政治意义的民众事件是有江一代形成的“三民”问题：即访民问题、网民问题以及最近两年来的股民问题。这个“三民”已经形成了中国政治抗议运动的主体，并将在失业大军中分别补充力量。可以断言，中国异议政治的春天将以“三民”运动为基础，而大学生，作为最后迟到者，将站到抗议运动的前线。总之，中国政治抵抗运动形成了五架马车卷土重来的局面，即访民、网民、股民、失业群体和大学生群体。目前，这些抗议群体的抗战运动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因为总的政治危机的爆发将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第一、中国经济危机的进一步表面化；第二、类似高校ＢＢＳ封堵等偶然事件的刺激；第三、高层分裂及权力内战的发展。

具有分析价值的是中国的经济危机问题。中国的经济危机的沸点集中金融危机、股市危机及房地产危机上，而其政治抗议可能率先表现为股民和失业者的抗议。考虑ＷＴＯ所承诺的给予外资银行以国民待遇的时间表，中国的金融危机可能会在２００８年前后表面化，而这一危机将带动全面危机的爆发。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动荡期已经开始，并将在三年后达到临界点。中国抗议运动的政治方面的理由早已经成熟，它现在唯一缺乏的是经济方面的机遇。在一个唯物论统治的国家，政治作为道德抗议运动不可能规模化，但完全可能把经济公平作为普遍的政治动员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政治抗议几乎已经取决于失业者汇入的“效率”，而失业者总体数量上的增长和质量上的提高（以大学生失业群体为代表），则构成了对失业者进行政治动员的基本前提。

关于中国失业率，经济学界普遍抛弃了官方的统计口径。几年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为３％左右（２００２年调整为４。２％），部分国内学者则估计失业率高达２８％。有学者指出：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失业统计定义，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定义存在明显的差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失业人员是指在一定年龄以上、在参考时期内没有工作、目前可以工作而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失业人员是指非农业户口、在一定劳动年龄、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也就是说，中国官方的失业统计对象，仅仅是在官方劳动部门对登记的失业人员，而不包括下岗职工、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如大学毕业生）和农村“隐蔽失业人口”。综合各方面分析数据，笔者推算中国的失业人口在２。５亿左右，中国的失业率为３０％左右。由于篇幅限制，上述数据的推演过程暂略去。需要补充的是，去年国外一家研究机构一项市场调查显示，由于实行经济改革，中国大城市人口中有四分之一处于失业状态。

不过这里需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之下的失业率高速增长——事实上这个问题总的来说是经济学史上的一个奇怪的现象。结果只能有一个：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真实的。正如有学者指出：即使按０。２左右的就业弹性分析，这一就业水平与发展中国家平均０。３-０。４的水平相比仍然较低。因此有论者认为，中国的就业危机根源于自然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而不是以周期性失业为主。而这一自然性失业，根源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建立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外贸经济）的基础上，而这些被政府鼓励的产业都缺乏吸纳就业的能力，“扩张性政府投资具有逆就业倾向”。与此相关，由于政府投资的导向性，资本在不同部门的边际报酬存在巨大差异，易于获得资本的部门，资本使用成本较低，资本边际报酬也低，而那些获得资本有困难，并且使用成本较高的部门，资本边际报酬就相对高。问题在于，资本使用成本较高的非国有部门，恰恰是具有相对较高的吸纳就业人口的部门。关于这一分析需要补充的是，中国的“自然失业”不是产业结构自动调整的结果，而是政治权力主动介入并参与其中的结果。这一外部强制力量恰恰构成了资本分配上的不公正，从而，权力占用资本成为垄断企业向失业人口实施经济封锁的真正动机。

在这场“中国戏剧”制造的就业危机中，由于警察力量的介入和文化上的贫困，使城市失业者和失地农民无法成为政治维权的力量，这种抗议最高的存在方式也仅仅表现为上访等传统的门前政治方式。不过，随着大学生失业群体的汇入，这一局面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当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６日新华网播发“毕业即失业”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已经宣告了中国大学政治抗议的复苏。分析中国的失业群体的年龄结构，我们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证据。前不久，有关当局在１０个城市所做的一份抽样调查报告显示，３５岁以下的青年失业者占失业人口总数的５０％以上。这些青年失业者包括两部分，一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失学青年，另一部分就是大学毕业生。

三、“学生无产阶级”的形成

如果说社会黑暗对大学生抗议的影响还是间接的话，就业困难以及学费上涨和其他原因造成的经济贫困，则是造就学生无产者的直接原因。近两年来，大学生贫困问题、家长因交不起学费而自杀的悲剧以及因学返贫、因费辍学的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武汉中南财经大学的一位女大学生连续两年在学校食堂拣别人吃剩的馒头，这条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这位学生来自农村，２００４年一年，她才花了８、３５元。在南京等城市也发生了类似事件。而关于家长因筹不到学费而自杀的新闻更是屡见不鲜。

目前大学生的贫困阶层状况如何？最近，署名张殊的作者在一家文化网站发表了《中国贫困大学生研究报告》，文章说，在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高校中经济困难学生的数量也增加较快，贫困生现象日益突出，并呈逐年迅速上升趋势。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目前在全国普通高校中，经济困难学生约２４０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２０％，特别困难学生的比例在５％-１０％，人数大概在１６０万。文章说，调研表明，贫困生绝大多数基本生活难以保障，其生活状况远远低于学校所在地的最低生活水平。吃饭穿衣问题都甚为严重，一天只吃两顿饭或饥一顿饱一顿的现象在贫困生中很普遍。贫困生的生活常常被描述为“五个馒头过一天，一星期买一次菜，军训服装穿四年”，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而这些学生因经济上的重负，导致心理上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由此他们容易产生自卑、抑郁、焦虑、孤僻等心理问题，部分学生因此成为经济、身心“双困生”。

云南大学马家爵事件可以视为大学生对大学贫困的一种极端反应，在某种程度上，马家爵悲剧也是学校缺乏表达自由造成的，但更根本的原因是极端恶性发展的社会分化造成了贫困学生的精神崩溃。人们有理由相信，学生对贫困的抗议更可能、更正常的方式不是马家爵式的，而是采取学生运动的方式。这种前景不仅取决于“稳定党”政策的松动，更取决于大学苦难本身的深化所造成的压力。没有证据表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大学上述危机会得到缓解。

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大学曾发生过另外两起不同程度的维权抗议事件（其它官方导演的反美反日的游行可不计算在内，那些事件只是大学的羞耻），一是２００３年５月份北大女生邱庆枫被害事件，另一起是２００１年２月安徽研究生亓培玉遇害案。这两起案件的起因直接牵涉到学生的具体生命安全，而没有扩大为政治事件。因此当局部分容忍了相关抗议并作出了某种妥协。但问题在于，类似造成学生抗议的因素并没有消除，而且近年学生被伤害的案件正在不断冲击各类校园。

据新华网北京３月２７日电，中国２００４年因交通事故造成中学生死亡１７６７人，受伤１００９８人；造成小学生死亡２６５６人，受伤１０８１９人。这个份令人触目惊心的非正常死亡名单还不包括层出不穷的校园惨案中的受害者。而据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６日《信息时报》的报道，全国高校保卫学会对１３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７６所高校的调查显示，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０年，高校校园内发生的各类案件９２７８宗，非正常死亡１６４人。以１９９９年统计，７００多万在校大学生中每年至少有３０００人以上为非正常死亡。校园里的鲜血连同社会上让人忍无可忍的黑暗已经联成一片，中国大学在被江泽民主义放逐１５年之后，正从网络深处向北京迂回。最近，中国教育部成为众矢之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教育腐败成为学生直接面对的现实问题，而绝大部分关注教育问题的网民就是大学生。中国的教育腐败不仅仅表现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方面，或者表现在失业危机方面，也开始越来越严重地威胁到学生的生命安全。

学生群体作为政治抗议主体，首先的优势是群体动员能力较强，而相对来说，镇压的政治成本较高。另一方面，他们对政治黑暗具有更强烈的敏感，而作为民众代言人的道德冲动将在那些可耻的“江泽民的孩子们”离开校园后重新进入大学。显然，胡锦涛先生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政治风险。在高校外围拉起电网这一举动显示了这种恐惧。问题是，这种恐惧未必意味着“布拉格之春”将面临严寒的冬天，更可能意味着对“颜色革命”的呼召。真正的抗议运动恰恰是在半掩朱颜的压制中被刺激起来的，而网络时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构成了瓦解东方专制政治决定性的因素。如果说，印刷时代先后送走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那么，网络时代必将把江泽民主义及其仆从们彻底埋葬。中国大学的春天已经到来，它不再是恩赐，而是心灵自由和网络自由在中国全面危机基础上的生动联合。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