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报春第一燕

错划右派的大规模改正工作，是从１９７８年９月１７日中央５５号文件下达之后开始的。在这之前，大约是１９７８年５、６月间，已经有人经过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准得到了改正。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同志。就是那个姓名三个字都有三点水偏旁的人。时称报春第一燕。

其实早在１９７８年４月的《人民日报》上就已经刊登了一个刚刚平反的右派，为自己孩子升大学一事，写给《人民日报》的信。报纸还为此发了短评。而这封信在《安徽日报》的刊登日期为１９７８年３月２９日。比温济泽同志改正时间要早上两个多月。可以说陈炳南的右派平反才真正是报春第一燕。

温济泽同志是１９３８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又在中央机关任要职。他的改正确实在中央机关引起了巨大反响，给很多受冤曲的同志带来了希望。但是，由于他的改正当时未见诸媒体。他又毕竟是大干部，一般人总会认为只有大人物才可能得到总书记的直接批准。普通人是没有这个福分的。

而陈炳南同志只是个极普通的基层干部，既没有特殊的革命资历，又不是那一方面的专门人材，也没有传奇事迹。正是这样一位普通人的平反，并能在中央党报上刊登文章。可想而知，带来的震撼是极其巨大的。文章见报后陈炳南收到了全国除台湾、西藏以外数千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除了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教师、学生、下放知青和机关干部向他表示祝贺，并对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表示赞叹外，绝大部分是关心自己各种冤案如何能平反。比如广西环江县那位反对放十三万水稻卫星而遭难的县委书记王定同志儿子的来信。这几千封来信，在芜湖引起了轰动。当时的地委某负责人赶紧找陈炳南谈话，指示他一封信也不能回，特别不能说是右派问题，免得刮起翻案风。

因为陈炳南这封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信有史料价值，有一定的代表性，故全文录此：

党的政策在我身上落实了

感谢党，感谢华主席，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

做梦也想不到我的孩子能上大学！

编辑同志：在这大雪覆地，寒风凛冽的夜半三更，我披衣伏案给你们写信。我的思绪像波涛一样翻滚，翻来复去怎么也不能入睡。为什么？因为我的大孩子今天接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不，绝不单纯是这层意思。更重要的是因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认真落实干部政策和一系列指示，在我身上具体落实了。

事情得从头说起：

我是一九五零年入团，一九五一年十六岁时参加工作，一九五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前，祖父、父亲都给人帮工，受尽压迫和剥削。我这个苦孩子，对党对毛主席有诉不尽的恩情。但是因为我一九五八年说了几句“错话”，向上级有关部门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结果受到了撤职、降级、开除党籍的严重处分。

从此，我就成了挨整的对象。

我一直抱着“心正不怕邪”的思想，兢兢业业为党为人民工作，接受党的考验。

一九六九年，基层党组织根据我的一贯表现，经过反复调查，重新作了全部平反、恢复党籍的结论，上报地委批准。然而七、八年过去了还不见批下来，为此我感到苦恼。

我心想，我这一辈子就算完了，好好把孩子扶养大，看孩子们的吧！但万万没有想到，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我的不幸已影响到孩子们了。

霹雳一声震天响，华主席、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全家人的高兴，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特大喜讯传来了。我的大女儿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原班主任特地写信来要孩子抓紧复习，准备报考；好多朋友争相报信，鼓励孩子准备应试。我的孩子也夜以继日刻苦钻研，准备让祖国挑选。

文化考试结束了，初选录取了，体检合格了，我们全家人该是多么高兴啊！

但是，政审开始了，全家都为我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捏了一把汗。政审结束了，但没有一点音讯。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又来搞我的外调。这时我的心啊，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爱人说“完了，又叫你的问题给‘卡’住了。”我翻阅《人民日报》上一篇篇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把《干部工作者应有的品质和作风》那篇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暗暗地想：“华主席啊！党报上的句句话，都说到咱们心眼里去了，可是下面会不会这样做呢！”我焦急！我担心。昨天晚上，我们全家度过了一个难以忍受的漫漫长夜。

今天一早，我爱人去市招生办公室查询。招生办公室的负责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的爱人，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孩子文化考试成绩优秀，我们又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政审，发现你爱人过去犯过错误，后来单位党组织又作了平反结论，但是至今上级党委未批。大学党委和省招生办公室又责成我们重新了解。我们找了你爱人单位党组织，了解了你爱人的全部历史和一贯表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致使你爱人的问题长期拖下来，未能解决。后来我们又打长途电话请学校来人详细汇报了情况。经学校录取和省招生办公室批准，你的孩子已被录取进中国科技大学微波技术专业学习。从你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出党的政策的正确和华主席的英明。你们得感谢党，感谢华主席。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恐怕你们连做梦也想不到吧！”我爱人激动得泪如泉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中午，我拿着盖有红彤彤大印的录取通知书，指着其中的这样一段话：“这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是党和人民所赋予你的历史使命。希望你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树雄心，立壮志，不畏艰苦，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勇攀科学高峰！”我激动地对孩子说：“小桃呵，你要以实际行动来回答。我们要世世代代铭记华主席，永远不忘党的恩情。”

编辑同志，写到这里，你们大概知道了我如此兴奋激动的原因了吧！我激动，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又得到了恢复和发扬；我激动，我们的子孙后代再不会受‘四人帮’的迫害；我激动，不拘一格选人材的英明措施将会加速祖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我激动，我们有了以英明领袖为首的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勇往直前，造福万代；我激动……。此时此刻，晨曦初照，彩霞满天，遥望窗外，积雪初晴，一片银装素裹，这是多么光明灿烂的景色啊！

安徽省芜湖地区水产公司

陈炳南  ７８．２．

１４．凌晨

编者附记  最近，我们收到中共芜湖地委来函称：

地委已正式批准为陈炳南同志全部平反、恢复党籍。

今天５０岁以下的人大概读不懂这封信了。或许还会认为太矫情、煽情。甚至感到这里还有些个人崇拜及人治的味道。会怀疑这位家长为啥要这么激动呢？你的孩子学习成绩这么好，本人各方面都那么优秀，被录取入大学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要有这么多麻烦呢？他说的是事实吗？还有这位家长本人早年参加革命入了党，仅仅提了条意见，说了几句带引号的错话，以后事实又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错话”一点也未错，怎么会被划成右派呢？右派不都是出了名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嘛！辩论的不都是些国家大政方针及思想文化科技阵线上的大事吗？与他这样一个基层年轻小干部有什么关系呢？更叫人想不通的是明明各层领导都知道划他右派是确确实实搞错了。而党的政策又一贯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他们手上都有做出平反结论的权力，为什么要一拖二十多年不解决呢？是基层工作失职吗？是有个别领导与他有私怨吗？陈炳南的冤案是个别问题呢？还是一个普遍现象！人们更关心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在那个敏感时期，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位基层人员的来信并加了短评。特别是在附记里表明他已经平反而又不明确提出是右派平反。这意味着什么？只是对陈炳南一家人的关心吗？还是中央有什么重大决策而发出的信号！

反右派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右派改正工作结束也已二十多年了。但是一场反右派运动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的伤害远远没有结束。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１９５７年是国家重要的转折点，好好认真总结这场运动的教训，对今后的政治生活正常化和其他工作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而总结反右派的教训，只注意一些著名人物是不够的。５５万多名右派绝大部分是普通人。而研究这些普通右派经历时、陈炳南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了。所以本文想详细的介绍这只真正的报春第一燕的经历，给反右历史留下一分真实的材料供后人研究总结。

二、 倔强的夫妇苦难的家庭

我和陈炳南一家人１９５８年在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相识，尔后４０多年都相处的很近。介绍他的情况我是责无旁贷的。其实最理想的还是应该由他本人出来现身说法，他完全有这个能耐，我们是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学中文系同学。他早年即发表过小说、散文，退休前是芜湖市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他的关于农业政策调查研究的文章上过《农民日报》头条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是安徽省地市农经委系统因敢说真话而出名的三陈之一。他自己也说过，他一家的经历也是九死一生，他正在写关于自己的长篇记事文章。出于本系列文章体例的需要，我只能先简要的写个概况。

还是先从那封信谈起吧，看看他究竟提了一条什么样意见？弄得全家受难，半世不得翻身，以致连累子女不能升大学。这条意见祸国殃民了吗？大逆不道吗？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吗？和大右派们遥相呼应了吗？全都是不沾边的事！他们这一群年轻人、只是不同意学校搬家而己！情况是这样的：当时芜湖地委辖属整个皖南和长江以北的无为、巢县、和县、含山等县。地委行署设在芜湖，地委党校当然也在芜湖。有一天地委某领导只是为了占用巢县空出来的一片空房子，决定把党校从芜湖搬到巢县去、就是说要从地区中心搬到边边上去。那样岂止是劳民伤财，对贯彻党的政策和培养干部都不利，而后者则是党校的基本任务。当然提意见的这群人，也有人有私心，不愿离开城市和家庭分散。这本来很正常，但是当这条意见惹出了祸时、人群马上分化，也包括本来是提意见的人。陈炳南等少数坚信自己有提意见的权利，并表明是出于公心的人，成了斗争的对象，最后右派加冕。而那些反戈一击、造谣中伤、颠倒黑白、乃至蓄意诬陷的人，不仅免于罹难，而且能官升一级。现在人们常说的价值取向，功利主义，以及漂亮言词后面掩饰的极度自私和卑劣，不能说开始于５７年，但却是从那时起得到了恶性膨胀，起到的是惩善扬恶的效应。并且以后每经历一次运动，这些恶习都变本加厉地发展着。直到文化大革命好人受难，恶人猖狂，人性泯灭，道德沦丧。国家元气大伤。

按说像陈炳南这样出身工人家庭，十六岁参加革命，二十岁即参加共产党，工作中又一贯兢兢业业的年青干部，不问按什么标准，都是建国初期难得的人材。即使有什么差错，也应是关怀教育为主，不能不教而诛。何况他本来就没有错。而当时有个别领导也确曾这么做了。该校李校长当时从中央学习回来，见到满院子陈的大字报，第二天就把陈炳南叫去，恨铁不成钢式的狠狠批评一通，说陈年幼无知。激烈言词的背后，还是一颗呵护关怀的心，在当时的急风暴雨之中是十分难得，应该说也是很正常的。结果怎样呢？一位姓毕的整人急先锋，凭他特有的嗅觉，知道立功的机会到了，趁陈炳南不在家时溜到陈家，向陈的妻子江秋云同志打听李校长和陈炳南说了些什么。江秋云是个直性子的人，就把李校长的话和盘托出，说陈炳南只是年幼无知。这可惹了大祸了。姓毕的马上刷出满墙大字报，其火力之猛烈，用词之凶狠，用心之险恶，必欲致人于死地而后快。谁看了都不寒而栗。大字报还点名说李校长纵容包庇，并强烈要求李校长出面对质。这样就使陈炳南一家陷入绝境、连李校长也惶惶不安、处境艰难。姓毕的这种小人伎俩，给陈炳南刺激太大了。本来像他们这样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是十分听话的。

运动整到自己头上，都在实心实意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接受批判，挖自己思想根源。经姓毕的这么恶劣表演，还有其他类似人黄口白牙的栽脏诬陷，倒打一耙，无限上纲等等。二十二岁的陈炳南疑惑了，弄不清这场所谓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究竟是怎么回事了。难道阴谋陷害别人的人、文过饰非的人、心狠手辣的人、出卖别人的人就是左派，就是革命的动力？相反老老实实有啥说啥的人、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敢于坚持自己意见即使可能提错了或坚持错了的人、或已认识到自己有某些错误并表示愿意改正的人，为什么就是革命的对象，就该被打翻在地？

什么是是非曲直？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哪去了？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哪去了？陈炳南反躬自问：迁校本来就不对，我提了意见有什么错？李校长那样说又有什么错？难道姓毕的这类人的小人伎俩倒是对的！陈炳南从此态度强硬起来，不是自己的错决不承认，不愿违心地低头认罪。结果被划为极右、只发月生活费１３元、半世受难。而那位姓毕的却步步高升，一直升到一个县级市的市委书记。为什么说反右扩大化搞乱了干部队伍，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影响了党的形象，这也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炳南等人因为反对迁校划了右派，发配农场劳动不久，因为种种不便，党校又迁回芜湖了。陈炳南他们咋办呢？帽子照旧戴着，改造继续改造。错误决策者永远有理。这类事已屡见不鲜了。

陈炳南一家的苦难刚开始。下一步就是打倒陈的妻子江秋云。她有什么过错呢？

也提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意见了吗？都没有！没有也莫须有！欲加以罪、何患无词！江秋云也是出身贫苦１５周岁就参加革命，２０岁就当法官的年轻有为的干部 .刚调进党校不久，一句也未鸣放。凭什么划她右派呢？说来真是天方夜谈！那时陈炳南是党员，江秋云是团员。陈炳南有时带一些文件回来、江秋云随手翻翻，陈炳南马上大声呵斥她！说党的文件你不能碰！陈只是个党校普通干部，又不掌管国家机密。再说江也是党校干部，碰一下有什么大不了的。五十年代的人就这么认真。江秋云对丈夫有意见了，就在会上提意见说个别党员态度不好，盛气凌人。这个别人是谁呢？就是她丈夫陈炳南！这件事现在要当笑话看，怎么闺阁之中的事弄到会上谈。可那时就成了整人的宝贝材料了。陈那时是党员，你江秋云提陈的意见不就是反党吗？那么陈炳南以后划右派了，怎么不说反对右派就是左派呢？运动时有讲理的地方吗？

江秋云可是个烈性女子，不是逆来顺受的人。不会看风向、不会看脸色、甚至可以不讲方式不计后果。只认准一条，就是要摆事实讲道理。对那些造谣诬陷，胡说八道的什么大批判，她都当场大声驳斥，兵来将挡决不示弱，更不会什么低头认罪了。后果可想而知，也划了个极右，也只发月生活费１３元。江秋云有话说了、说她还有个老母亲，中年单身抚养她长大，现在靠她生活。１３块钱怎能养活两个人？经她多次力争，才把生活费提高到１７元。

就这样一家三口月生活费３０元、来农场劳动改造了。不久陈炳南的父母饿死了，一个不足８岁的小妹妹又来依附他们生活。紧接着他们的大女儿小桃出世了，雪上加霜。个人月生活费只有６元了，再怎么刻苦也生活不下去。今天的贪官巨贾们，在夜总会─掷万金、可曾想过一个靠工资生活的家庭，月生活费人均６元是什么概念？

为了争取生存权，他们多次写信找领导讲道理，终于给孩子争取到月生活费９元的权利。３９元养活一家５口人、好难好难啊！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不是对他们有贴近了解的人，是很难想象这一家人是怎样熬过那艰难岁月的。夫妻俩头上戴着千斤重的铁帽，白天繁重劳动之后，夜晚还得接受训斥批判。尽管一家人只能吃个糠菜半饱，也得安排好免得饿死。老母亲已年过半百半头白发了，每天见亮即起身、挖草根、拣树叶、洗衣服忙个不停。老人家每天背着外孙女要洗好多好多的衣服，大部分是给别人洗的。给别人洗衣服一个月才收１元。给我们这些很亲近的难友洗衣还是免费的。有时烧一点什么小秋收的食品，还叫上我们去共享。

老人家是我们难友的共同江妈。在那炼狱一般的日子里，有一位老人家呵护着我们、就多了一分亲情。至今我们也还在怀念老人家。陈炳南的八岁小妹妹秀兰、也天天跟在江妈后面忙个不停。那朵苦难的小花小桃，嗷嗷待哺，也只能低标准瓜菜代。２岁时即患了一场重病、差点夭折了。一家人就这么在饥饿线上煎熬着，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挣扎着。古人云“贫贱夫妻百事哀”。夫妻右派在那时可算是“贱”到底了。盘石一般的政治和经济压力，随时都会把这苦难的一家人压碎。比如江秋云产后只有２９天，就逼她到猪场劳动，她到场人事科讲理，说按规定产假有５６天。人事科那个没有人性的干事王福根，连看也不看一眼，只是鼻子里哼一声，不屑一顾撂出一句脏话：“哼、５６天那是革命干部，你个吊右派，还想５６天假，真是恬不知耻。还不快滚回猪场去好好劳动，难道你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流氓场长陈殿邦要她每天挑３０担水。还派个男劳力监督着，不挑完水不准回家。一担水一百多斤，还未挑三担水、下身就大出血，发生了产后血崩，生命危在旦夕。陈炳南清楚，如果再去找那个干事必定死路一条。就去找作业区主任陶同义，陶主任可真是好人，马上从工地上调回了八个壮劳力，抬起江秋云直奔几十里路外的县医院。陈炳南问陶主任准他几个小时假？陶主任拍着陈的肩膀说：“不要问假了，什么时候你爱人病好了，你们就一起回来。”陶主任这样的好人，在那时非常难得。到了县医院时江秋云已经奄奄一息了，多方抢救才保了命。可是一点奶水没有了，陈炳南身上分文没有，只能给２９天的小孩吮指头，小生命饿得直哭不止，陈束手无策，心想这条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来到人间的小生命，大概就要饿死了。后来多亏好心的护士给了他们一点葡萄糖水，以后难友陈平又送了一些米糊母子俩才活下来。在那个非常时期，这样的事太多太多了。他们可以说是幸存者。他俩从被人羡慕的革命干部，蒙冤受屈一下子坠落到社会最底层，受尽磨难九死一生，他们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他们想过些什么？

他们失望过吗？是怎样经受住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怎样顶住大山一般的压力？

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我们等待着陈炳南夫妇自己说出这一切，一对小人物的遭遇也是一个时代的折射点，也是一份历史的见证。也会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

三、漫漫平反路，终有尽头

那些年“分子”很多，但注了册的只有五类：地、富、反、坏、右。右派原来都是国家工作人员《那时大学生一入学即有了国家干部编制》，即使戴了帽子之后，许多人还有干部身分。为什么原先只说是思想政治阵线上的斗争，以后突然成为阶级敌人？至今我也未搞懂。这一变就掉进了社会底层，这是每一个右派都不能接受的。为了生存、为了讨还公道，每一个基层右派都千方百计，耗尽心血要恢复一个自由之身，做一个不受欺凌与侮辱的普通人。这点基本要求应该是合理的，但却是不能达到的。这里不讨论反右派运动是对是错，就基层小右派而言，可以说是百分百的错案了。还有被错案加身， 面临绝境，不想平反的人吗？

可以说一个也没有！因此可以论定，从反右定案那一天起，全国有数十万人都在通过不同渠道，用大致相同的方法，在诉说自己的冤情要求平反。这条路走了漫漫二十余年，有人中途倒下了、有人退缩了、有些人麻木了，但总体来看这支队伍一直在顽强前进着。不达目的、决不停止。

陈炳南江秋云夫妇可以说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人。他们是幸运的，也可以说对这场大规模右派改正工作起了推动作用的人。记述一下他们为争取平反所经历过的艰难曲折，也是记述那些年基层政治生活和各类人员的精神风貌的一个侧影。

江秋云的事比较简单。因为安徽省委前第一书记曾希圣是毛主席点名的曾霸王，一贯极左。１９５８年初他有个重要讲话，说安徽反右对党团员的右派手太软。要坚决打击。有他这句话、一大批年轻的党团员们都右派加冕了。以后大跃进的破坏、６０年大饥馑，安徽都是重中之重。６２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他倒台了，安徽在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时，也给少数右派平了反。主要是县以上的党员干部和少数年轻党团员。我们农场那一批人大都做了平反结论。最后批下来的只有少数人，原因是有了最高指示，平反戛然而止了。江秋云就是这少数人之一。她的事也确实太简单，说丈夫态度不好也算右派吗？不过宏观反右斗争史，安徽６２年部分平反，只能算个别现象，不影响全局。

陈炳南可就没那么幸运了。虽说他的案卷是经来芜湖检查工作的中纪委付书记钱瑛同志看过，并明确指示要平反的。还是挡不住最高指示一句话，和我们许多人一样、做好了的平反结论也没用了。

很多人都被这一棍子再次打懵了，认为永无出头之日了。只有像陈炳南这样为数不甚多的人，出于对党和政府无限信任，出于改变极度贫苦生活的迫切愿望，依然在争取平反的道路上顽强地跋涉着。虽然每一次都失败了，但屡败屡战。每经历一次申诉、调查、讨论的过程，都会使更多一些人对反右派这场运动有了深入一层的了解：原来列为阶级敌人的右派们并不是洪水猛兽，也没有什么所谓罪行，只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有些人是很优秀的，有些人也和普通人一样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批评一下或是给一点处分是可以的。说他们是什么阶级敌人可全都是被冤枉了，应该还他们一个公道。这就为以后大规模右派改正工作打下了一些社会基础。从这一点看陈炳南这二十多年的漫漫平反路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他能第一个到达终点也在情理之中了。

在陈炳南的平反过程中，支持的反对的都有，有一些事很感人，有些事叫人沮丧。挑几件说一说也可以了解那时政治生活面貌一二：

陈所在的水产局局长李轩，是３８式老新四军，为人正直。为陈的平反多方奔走。

多次去找地委成书记未见着，有一天下大雪他又去了，书记又不在，保姆对他说书记下乡了晚上会回来。李老局长居然成门立雪，一直在书记家门前站到深夜十一点多。书记回来了，看见门口站着一个雪人吓了一跳，连忙请进屋。向他解释陈的问题主要是上面没精神，没有先例，掌实权的部队干部意见不一致，难是难了点，书记说总会解决的，等待时机吧。

说起部队干部陈炳南至今也非常感激军代表靳根源同志。在文化革命极左思潮盛行时，他接到了下面关于要求给陈炳南平反的材料，他经过认真的研究与了解，认定这是一宗冤案、同意平反。他为了陈的问题能顺利解决，会议前曾分别找每一个常委协商，都表示同意。但到开会时没有一个人敢先发言表态。这事能怨谁呢？

在陈炳南二十多年要求平反的过程中，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同情与关注。陈炳南都一一表示感谢。他为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做了多种努力，他能吃千般苦、是个孜孜克克努力进取的人，工作中极端负责任、有很强的工作实力与一定的理论水平，是位干才。在各单位都得到一致好评。这些一是他本人的素质，再也是他争取问题能得到解决的措施。果然每次在讨论陈炳南问题时，这些都成了重要的参数。都说陈是位各方面都不错的人，根据党考察干部不能看一时一事，而是要看干部整个工作的原则，应该给他解决问题。结果他真的在全国五十多万右派之中首先解决了。

但是，如果另一个人不是像陈炳南这样各方面都很优秀，只是个普通人，甚至表现很差，还有不少错误，而反右时又确是冤案，又该怎样对待呢？所谓考察全部工作适用于个案的甄别吗？符合法治的原则吗？据我所知许多人就是被这样那样的事卡住的。后来还是以胡耀邦同志为代表的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这是后话了。

在陈争取平反的二十多年中，遇到更多的是推诿、冷漠、阻挠和踢皮球。也看够了别人的冷眼与嘲笑。更不要说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了。一有风吹草动、他都是活靶子死老虎，任何人都可以来欺侮他一番。甚至难友中也不乏其人。陈炳南是个心胸宽广的人，总是从当时特殊历史环境考虑，不计较个人行为。比如那个害了他全家遭难的那个姓毕的，三十年后陈炳南作为芜湖市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到姓毕的任市委书记的市里去开会。陈已做好思想准备，见面后“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是同在一个会议圆桌上开会，同在一个餐厅吃饭，这位姓毕的作为东道主，始终不和陈照面，形同陌路。他是自惭呢？还是对党中央给右派改正的决定抵触呢？从他对别的右派下手也那么凶狠阴险来看，他只能是后者。这样的人也决非姓毕的一个，有一位当时的党校副校长，以后任某县县委书记的人。本来他妻子也是反对党校迁校，并积极拉人署名的。风向一变马上反戈一击成了左派，对这样的人陈并未计较，是运动中常见现象。问题是到陈炳南已经临近平反，有关人员最后一次征求他的意见时，并说现在改变观点还来的及。他居然还坚持不同意平反，并说“悉听尊便”。这两位身居要职的父母官，是多年极左路线形成的思维定势呢？还是要守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从党和国家的前途考虑过吗？

为人民利益、为几十年蒙冤受屈的人的处境考虑过吗？改革开放之后各级领导还能依赖这些说轻点是思想僵化的人吗？

还是地委那位成书记说的现实些、等待时机吧！等待！等待！好难等啊！时间在等待中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小伙子等得白了头、中老年人在等待中离开人世。依然前程渺茫，无边无岸。记得我们这些走得很近的难友，一次春节期间小聚、我即席背了两句套改了的陆游诗句：遗民泪尽等待里，北望京都又一年。满座泫然泪下。

漫漫长夜终有尽头，终于等到了“四人帮”垮台，极左路线收敛，终于等到了高考制度恢复。我们都得感谢陈炳南大女儿、那朵苦难的小花小桃，是她在一家八口人挤一间半屋、姊妹三挤一张床，全家吃了上顿愁下顿的极度艰难的日子里、矢志不渝、奋发努力，在高考中一举高中。从而引起诸如中国科技大学和招生办的高度重视，再度把陈炳南搁置已久的右派平反问题重新提出讨论；也感谢《安徽日报》，《人民日报》做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也感谢中共芜湖地委敢为人先，率先给陈炳南做出平反结论。从而推动了右派改正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些都该载入反右史册的。

２００１年元月于广州

附记：本文原用题为＜一个改正的小右派与中国农业大政策＞， 在叙述了陈炳南历经艰辛终获平反之后， 在三农问题上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写出过极有价值的调查报告， 受到省乃至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 文章曾发＜农民日报＞头版头条， 并加了编者按， 当日中央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里， 还全文播发了， 可以说对中央农业大政策的制定与推广起了积极作用。可是陈炳南此举则触犯了某些基层领导， 妨碍了他们搞新浮夸风和假大空， 因此又受到许多新的压制和打击， 陈炳南依然和反右以前一样， 不顾个人安危， 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和他们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又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为此我也曾写了一节：＜心系三农，为中央农业大政策献计献策＞。可是因为我对农业完全外行， 虽勉力为之， 仍不得要领， 所以建议他， 为何不亲自动笔直抒胸臆岂不更好。陈兄在经过积极准备之后，勤奋笔耕一年余，终于写成了洋洋二十九万言的长篇记实文章＜梦醒录一一一个小右派的坎坷人生＞， 己投寄天津某出版社，但愿能日出版。

陈兄此书完稿后， 曾邀我作序， 我哪里敢当， 但还是写了一篇读后感：＜一场运动与一个人及一家人的遭遇＞。那也是我真实的感受， 作为此文附件附录于后。             

２００３/４/２４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