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７日，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电话铃声响了。是我接的。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是李普同志家吗？”

我说：“是，你是哪位？”

“这里是３９局，中组部ｘ副部长请李普同志说话。”对方说。３９局是中共中央机关总机，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我马上把电话递给李普。对方与他说什么我不知道，只听他哦、哦……听对方说了一阵之后说：

“我正在请病假。”对方又说了些什么，李普问道：“在哪里开？紫光阁？怎么进门？……好、好。我准时到。”电话到此结束。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电话。因为那时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工作，和中组部没有直接关系。李普说，这位副部长，态度很客气，请他下午去中南海紫光阁开会。究竟开什么会？真叫人纳闷。要是有关新闻的事，那也应该是新华总社或中宣部找他，若是别的事，也会由北京市委找。中组部找，干什么？又不肯说开什么会，只说你来就知道了。我们想了又想，猜了又猜，猜不出！那时，“四人帮”猖獗，我们无法工作，天天在家“泡病号”，终日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大祸临头。这个奇怪的电话无疑加重了我们的疑虑、惶恐和不安。在那暗无天日的时代，随时可能祸从天降。李普说他正请病假，实在是想躲开。但是对方说知道请了病假，这就躲不掉了。就李普的情况而言，“四人帮”似乎还抓不到他什么小辫子。但是在那个年月，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是祸是福，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们草草扒了几口饭，猜来猜去不得要领。最后，我对李普说，你先睡睡午觉，我给你看着时间。

李普是两点半钟走的。我在家里像热锅上的蚂蚁，魂不守舍。大约４点来钟，司机老郑回来了，说李普要一点胃药。我问他李普在哪里，他说在分社。我明明知道李普刚去紫光阁，怎么会在分社呢？究竟搞什么名堂？我又问：他回不回来吃饭？老郑说，你们吃吧，不用等他。他显然没有说真话，但是又不像出了什么坏事。拿了药，他匆匆走了。看老郑那样子，我意识到出了什么大事，否则不会对我也要保密。究竟是什么事呢？在那一阵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里，出现这样的电话和老郑那样神神秘秘的样子，更加叫人心神不定。刚吃过晚饭，家里来了两位亲戚还有一两位朋友。那时，很多人“泡病号”，彼此串串门，打听打听消息，发发牢骚。我们家里今天发生了那么怪的事，可是我不敢说。什么３９局、紫光阁开会，对我们这些“泡病号”的人来说，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要是稀里糊涂捅出去，说不定会给李普惹来大祸。况且，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一无所知。

正在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李普回来了。他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神采奕奕，兴高采烈，顾不上家里来了什么人，只对我说：“快、快，给我准备一点换洗的衣服，牙具、香烟，我马上就要走。”然后他才同客人们打招呼，一个一个握手。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他干什么，他只说开一个会。

我在隔壁房里帮他清东西，故意拉开嗓门叫道：“你来看看这件衣服要不要？”李普一进房，我马上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不能说，严格保密。”我不甘心，“是好事还是坏事？”他说：“是好事。”我又追问一句：“好到什么程度？”他说：“彻底好。不能再说了。”怪不得，他这样兴高采烈。但是，究竟怎么个好法我还是不清楚，也不好再问了。李普到隔壁房里和亲友们周旋一番之后就匆匆忙忙走了。

我意识到这事非同小可，为什么那么神秘兮兮，匆匆忙忙，而又纪律森严？第二天一早我就出门打听情况。问谁呢？找部队的同志。我找到过去在二野的同志，果然不出所料，部队传达得早，当然，部队也叫保密。但是，一经传达，就无密可保了。我这才知道，在我们接到那个神秘电话的前一个晚上，中国的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

把“四人帮”一网打净了！我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部队的同志对我说，部队先传达了，但是还要保密。我曾在二野当过前线记者，还算半个部队的人，所以没对我保密。他们一再叮嘱我不、要再对别人说了。

我回家以后。尽管高兴得又想唱、又想叫、又想哭，更想和别人分享这种天大的欢乐。但是我必须遵守纪律，闭口不言。串门的朋友照样来，可我什么也没说。有一位文艺界的朋友（指贺敬之，本刊注）来了，他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原来他就要去工厂蹲点了，否则又可能挨批斗。可是他身体很不好。我很同情他，以肯定的语气对他说：“你可以不去了。”他当然听不出我的意思，我于心不忍，顾不上纪律了，留他慢点儿走。等别人走了以后我马上告诉他：“四人帮”全部被抓起来了！他一下子愣住了，“真的？”“真的！部队已经转达了。”他啊地叫了一声，眼泪唰唰地往下流。

地方单位是什么时候传达的，记不清了。反正接着的两三天，人们的串门更频繁了，你来我往。大家又哭、又笑、又叫，长期闷在心里的冤气，不知道要怎样发泄才好。这样天大的喜讯怎么忽然之间来到了！

在这其间，李普回来了一次。我才知道７号那天，他奉命进驻新华通讯社总社，进驻总社的共有五人，他是五人之一。同一天，另一个五人小组进驻了人民日报。至于广播电台，则在６号晚上抓“四人帮”的同时，由耿飙带队进驻了。

人们由又哭又笑逐渐转入对细节的打听。怎么抓“四人帮”的，这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的事。这有很多“版本”。有人说：抓江青的时候，江青怎么又哭又闹，服务员怎么啐她；又有人说，抓王洪文的时候，王洪文还动手打起来了。有一位年轻朋友，一天跑来好几趟，一会儿是“最新消息”，一会儿是“权威人士透露”。这种小道消息，哪怕大同小异，哪怕十分离奇，哪怕不止一次听过，说的人还是津津乐道，听的人也听得有滋有味。似乎多谈论一次，就多解一点恨。接着，大家就感叹起来，一下子就把这帮豺狼搞掉了，真是普天同庆，如此迅雷不及掩耳，我们这些人作梦也想不到。

我这里写的只是历史转变关头中极小极小的侧面，沧海一粟，但从这一粟，也可以窥见“四人帮”之不得人心到了何等地步！回忆这些往事，我忽然想到：现在，有多少人在珍惜、也盼着却未必能盼到这样的一天了……（最后一句为作者口述，本刊注）

附录　

任不寐：遥祭沈容

得知沈容阿姨去世的消息，我很久说不出话来。她的音容笑貌浮现在眼前，仍然那么温和、宁静；我甚至还想起我和她的两位女儿就“美伊战争”激烈论证战的时候，她和老伴李普站在我一边的那种温馨和相知。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无以排遣内心的伤痛，就给孙长江先生打了个电话。孙老师也是李普夫妇的朋友，他和夫人孙伟参加了沈容阿姨的葬礼。孙老师第一句话就是：你那个上帝怎么搞的，怎么把这么好的一个人给收去了呢？我几乎没有犹豫地回答，正因为她是那么好的一个人，所以上帝把她收归天国了……这世界有什么好啊，那么多罪恶，那么多伤害，那么多愚蠢和谎言！

一位朋友曾在我出国前告诉我去看看李普夫妇，说两位老人很想见个面。我当时也有这种想法。但那个时候，“有关方面”对我的“关照”越来越严密，所以我放弃了去探望任何一位朋友的打算。但是真的没有想到，这一别，与沈容阿姨竟是永决。我出国后曾给李普先生打过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还叮嘱我多打电话回去。那时候沈容阿姨就在病中，所以也没有与她说话。现在想来，这一切真是令人追悔莫及。沈容阿姨是我见到的最端庄、最文静也最有才气的长辈之一。她的人生经历也特别有代表性：出身于名门却“投身革命”，因此在中共治下历次运动中遭受迫害，晚年开始反思并开始支持李普对中国的政治黑暗进行批评。沈容是江苏人，１９２２年出生。她的父亲曾官至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人事处长，原是国民党军委后勤部特别党部书记长，少将头衔。他也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后上海市长）钱大钧上将的密友。反右时沈父被打成右派，接着又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坐牢，折磨致死，１９８９年才平反。沈容在初中时期开始参加抗日活动，后来追随“革命”也追随李普进入了“新中国”。

１９４９后，沈容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制片处副处长、珠江电影厂副厂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艺处副处长，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厂导演、首席责任编辑。在“文革”中倍受迫害。“文革”后，任广东电视台台长、北京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

我常与李普先生开玩笑说，我们更喜欢沈容阿姨的文章，比如《我们只举行过一次婚礼》、《一个奇怪的电话》、《我这个妈妈》等等。李普先生每次不无“嫉妒”也不无得意地赞同我们。沈容的文字没有理论特点，而是对生活的白描，静静地回忆，但却因此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一个饱经苦难和历史风沙的人，能够用一种很超脱的心情叙述那些血泪往事，你不仅要为当代中国一位优秀女性的命运而悲愤，更会为这种超越而感动。在沈容的回忆中，我每次都感慨地想到：那个“党妈妈”、“祖国母亲”的说法似乎颠倒了，真正患难的母亲是沈容这样的女性，“党和祖国”肆意凌辱在她们，而她们却能把这种伤害融化在岁月之河与人性的光辉之中。对于我们的经验来说，“党”和“祖国”实在是一只伤害母亲的“母狼”。

记得在北戴河，有一次沈容阿姨跟我谈起她在文革中的一次悲惨经历。我后来把这段回忆收进《李普先生口述史》中，并冠名“沈容游街：沈公一语九回肠”——“沈公一语九回肠”，这句诗本是我送给李普先生一首诗中的一句话，谈的就是当时我听过“沈容游街”的故事之后的感受。下面是沈容阿姨的这段回忆中的片段：

我是中南局文革中第一个带高帽子游行的。陶铸在被抓起来以后，我是“文艺黑线”。《大浪淘沙》这部片子挨批判。其实那部戏我都不同意拍的。那个广东珠江电影制片厂第一个来抓我。把我脸上涂得红的、蓝的是一塌糊涂，然后还抓我头发，他们开着车还喊口号：“毛主席万岁！”我也跟着喊。到了一个广场那里，就叫我把鞋脱了，把袜子脱了。

他们喊：“打倒沈容！”

我就喊：“我叫沈容！我叫沈容！”。

打了一架，他们也没奈何了。

就问我：“你知道你的罪行吗？”

我说：“我没有罪行，我有错误。”

……

散了以后，把我带来一个房里，我在镜子里看到我脸上画得乱七八糟的。我累死了，坐下来说：给我一支烟吧。他们就给了我一支烟。我说我累了，他们就让我躺一会儿。就是一个竹榻，我就躺在那里。后来我躺在那里，从门缝里看有人在说话，一听是中南局的干部，两个人在那里说话。刚好他们上厕所，我也说上厕所，我对他们说：“敢快想办法把我救出去吧！”

他说：“不行不行，我们也被关起来了。”

我说：“你们为什么也被关起来？”

他说：“他们说我们是反动路线。”

我说：“那现在怎么办呢？” 他说：“装病”。

回来我就躺在那里哼啊哈啊的。他们问我：“怎么回事，不舒服啊”。他们就把校医找来。校医看了后——校医其实也是在帮我——我听造反派问校医：“怎么样，到底严重不严重？”校医就说：“这个事情我很难说”，他们问：“有没有危险？”校医说：“这个事情我也很难说。”他们就商量：怎么办，死在这里也不是回事，放了她回家吧，以后再说。就叫了一个司机把我送回家……

沈容阿姨还谈到她在干校里的一段生活：

我在干校很苦的。每天累得不行。我一坐下来，歇一会吧，一会儿要吃饭了，我一歇下来，躺在床上就睡着了。那时候什么活都干。他们开会就叫我干活，没活也在那里呆着。因为开会就在住的屋子里，我是走资派，不能听，就让我去种地。碰上下雨天，老乡都不去拔草去，我得去。我穿着那个雨衣，雨就从身上流下去，挡不住。坐也没地坐……

在沈容阿姨这些回忆中，我不止一次想到那个“母狼”的意像。有时候也难免义愤填膺。“国家”和“革命”如此凌辱一个弱女子，特别是当这位女性还是背叛家庭投奔而来的，这种悖谬构成了２０世纪后半页中国当代历史的象征。不过我也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年我也在场，我是保护沈容的人，还是站在“党和国家”一边向她挥舞皮带的人呢？我得承认，我更可能是凶手、看客，而更不可能是抵挡群众暴政和国家暴力的人。文革以后，一种反思开始了，但全部的反思几乎都是由当时最可能或实际上是凶手和看客的人作出的，仿佛那场灾难都是别人搞的，而与自己无关。就是这种半吊子反思文革的人。今天构成了江泽民、胡锦涛暴政下的“基本群众”；那些过去可能成为看客的人，今天正现实地成为看客。因此，沈容阿姨的政治灾难从文化上看并没有过去，“她”仍然在街上被游斗，而“人民”仍然在挥舞拳头，或者冷漠无情、麻木不仁……

今天，沈容阿姨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她虽然没有看到那位“革命后母”被审判，却已经看见了这种未来。作为继续活下来的人们，也许更有责任让千千万万个沈容阿姨避免这种命运，让更多的母亲、妻子和女儿，能远离政治的伤害和践踏。然而事实是，“良心犯的妻子和女儿”仍然在煎熬之中，而那个曾经杀害过沈父并折磨过他的女儿的“国家”，仍然在一脸横肉地延续着毛泽东的下流产业。

因此，我在遥远的大洋对岸伤悼沈容阿姨的时候，又难免同时被一种绝望所笼罩。一位世纪老人已经离开了，但这新世纪又返回到了旧世纪的起点。我仿佛能看见朝气蓬勃的沈容阿姨正在过去那个世纪的早晨意气风发投身革命的情景——我在寒冷的加拿大的冬天里，在这个早晨，欲说还休。

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５日星期二

  原载《议报》第１８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