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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同难者，我对肖波之死极为关切。我当时想，像我这样在那场劫难中失去了儿子的人，都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事实，何况在他的身后，除了他的父母之外，还抛下了一位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嗷嗷待哺的遗孤！对于这个家庭的命运，我时刻萦绕在心头。我下决心要找到他们。但我当时困于病榻，不能行动。我托人打听、寻找，很长时间杳无音信。
转眼间到了１９９３年的一月份，我尝试着给一位平时并不很熟悉的北大教师拨通了电话，求她帮助寻找。但说实在的，当时我并没有抱多大希望，因为当时很多人一涉及“六四”这个话题都唯恐避之不及。可意想不到，没几天，那位教师竟然告诉了我肖波遗孀的姓名和住址。她说，她不敢直接去死者生前单位询问，而是以给死者遗孀“做媒”为托词，从后者所居住的住宅楼管理人员那里打听来的。我这才知道，这位遗孀姓刘，住北大校内某某号宿舍楼二层。
当天下午，我便让女儿去寻找。但是，因为不知道刘所住的具体房间号码，她只得一一敲开几家邻居的门。终于，有一位邻居告诉了刘所住的房间，并说他们上午还曾见到过她，但听说她就要回湖南老家去了。那天寒风凛冽，我女儿徘徊于刘的住宅楼周围，等待了一个下午也不见刘的踪影。后来才知道，刘已于上午离开学校启程回湖南了。真可谓失之交臂！
等到寒假一过，我女儿带着我先生又一起去寻找她，但房门依然紧锁着。从同住在一个楼里的肖波生前的一位同事那里获悉，刘短期内不会返京了，那一对孪生子在肖出事后一直寄居在湖南外祖父母家。从那位同事那里，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会找不到刘的下落。
原来，刘在北京的一所中专任教，她住的是北京大学分配给肖波的房子。肖波死后，校方与她“有约”在先：不准透露肖波遇难的经过以及她作为遇难者家属的身分；不准她接触外国记者，否则不得在校内继续居住。三年多来，她就是这样隐名埋姓，深居简出，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
感谢那位同事告诉了我刘在湖南老家的通信地址，他是偷偷地把地址写在一张小纸片上交给我先生和女儿的——为了不惹上“麻烦”。我很遗憾，在整整三年时间里，我们离北大那么近，可我居然没有找到她的下落；现在她离得那么远了，也就只得从头找起。
我立即给她湖南的老家去信。没过几天我居然收到了她的回信。从信中得知，她接到我的信的当天，正好要动身去深圳谋生，因此她的回信是从深圳寄来的。她父母曾嘱咐过她，到深圳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给“丁老师”写信。
后来我又从她那里得到了两张珍贵的照片。
一张是８９年４月中旬肖波从医院接回刘母子仨在湖南家里的合影，夫妻俩一人抱着一个刚出世的小宝宝。妻子在欣喜中略带分娩后的疲惫，丈夫在满足中充满着自信。是的，这个小家庭是幸福美满的，这种幸福和美满还只是刚刚开头呢。
肖波出生在湘黔边界的龙山县，他１６岁就考上了北京大学，２３岁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妻子是一位能歌善舞的蒙族姑娘。他俩是同乡，从相知、相爱到结婚生子，是那样的幸运，好像一切都是老天按他俩的愿望安排的。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又总是难以预料的。小俩口拍下那张照片的第二天，肖波就离家返京了。在肖的心目里，有一件事是比小家庭的温暖更为重要的，那就是从四月中旬开始的北京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而他所在的北京大学又正是这场运动的发源地。以后的事情大家是可以想见的。６月３日夜里，他在西长安街的木樨地桥头遇难了，他是担心他的学生发生意外而去召唤学生回校的。在倒下的那一刻，他把身上仅有的遗物——学校实验室和宿舍的钥匙——托付给身边的民众，请他们交给他所在的单位。肖波就这样匆匆地走了。那天正好是他２７周岁生日。现实竟如此残酷，残酷得叫人难以接受。
那第二张照片，我几乎不忍目睹了。那是穿着一模一样童装的一对小兄弟，当时已经四岁了。四年来，年轻的母亲要为自己和一对小兄弟的生计奔波，外祖父母为不幸的女儿分忧，含辛茹苦地挑起了抚养这对遗孤的重担。俗话说，祸不单行。这对小兄弟中的老大，出生时因脑窒息而导致脑瘫，刚生下来时好好的，后来症状越来越明显，几年来到处求诊求药，却无多大好转。这个劫后遗留下来的小生命成了亲人们心里沉重的疙瘩，也成了我心头一块放不下的石头。
我多么想去看望这对小兄弟啊，可几次产生这个念头几次都打消了。湘西离北京毕竟太远了，在“六四”后的很多年里，我失去了远行的能力。使我欣慰的是，１９９４年春节的大年初三，我终于从长途电话里听到了这对小兄弟稚嫩的声音。他们的妈妈、他们的外公外婆一定是知道我在遥远的北京想念着他们，特地让这对小兄弟给我拜年的。
自从与刘的父母联系上后，我又很快与肖波的妹妹和父母取得了联系。初识不久，肖父在给我的信中说，肖波是他家的一个骄傲，肖自小热情豪放，有着湘西人特有的勇于拼搏的性格，且乐于助人。他说肖波少小离家，那个年头从北京到湖南龙山火车站车程既长又慢，经济不宽裕的大学生寒暑假往返坐的都是硬座车，即使这样，肖波也总是把座位让给身边的老人和妇幼。大概正是这种良好的品性，才促使他于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夜晚为了找回外出的学生甘愿冒枪林弹雨去到最危险的地段木樨地。
肖波的遇难，给他父母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肖的妹妹在外工作无法贴身服侍，他的母亲由于过度悲伤从此卧床不起，就只有她的老伴苦苦相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位深陷于悲苦之中的老母亲自己已无法在床上翻身，备受病魔的折磨，但她的神志始终是清楚的。自从我们与两位老人联系上后，肖的父母自己来不了北京，就委派肖的妹妹来北京与我见面。两位老人都是深明大义之人，他们不能让自己的儿子死得不明不白，他们要为死去的儿子讨个公道。自从我们难属群体向人大提出了解决“六四”问题的三项要求后，两位老人都在联署的公开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而不幸的是，数年前肖的老母终于支撑不住倒下了。现如今，肖的老父一如既往同难友们站在一起，为寻求正义不息地抗争着。这些年里，每当我遭受到政府当局的无理关押或重获自由回到家里，我总会接到他打来的电话，那带着浓重湘西口音的话语，给了我一种人世间罕有的温暖。他为北京难友的遭遇寝食难安，曾多次想来北京与我们一起受难；而我又何尝不想同他见上一面呢，但我劝阻了他。
光阴荏苒，转瞬间肖波留下的一对孪生子已长成为１米８左右个头的高中生了，老大的脑瘫也有了很大的好转。小哥俩在他们的妈妈和继父——一位肖波生前的好友——的呵护下，得到了一个成长中的少年理应得到的一切。这使我感到很大的安慰。
（丁子霖执笔２００５/０１/１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