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骨灰盒上的小纸条

 

 

    1990年“六四”后的一天,张先玲女士给我送来了一张小纸条。她告诉我,这是她从万安公墓骨灰堂王楠的骨灰盒上发现的,她说这张纸条看样子还是在清明节时留下的。纸条上写着:“……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纸条上留下了写信者的姓名、地址和所在单位的电话。这个纸条转到我手里后,我

随即给这位遗孀写了一封信。几天后,我收到了她的回信。信上说,过一些时候她要来看望我。大概是这年夏末的一天,一位穿着黑色裙衫的年轻女子来到了我的家里。她就是那位渴望与难友取得联系的遗孀——尤维洁,死难者杨明湖的妻子。她告诉我,她身上穿的这身黑色裙衫,是她丈夫出差广州时为她买的,想不到丈夫一回到北京就遇难了,都没有来得及看到她穿上这身裙衫。尤维洁,是我们由于共同命运走到一起来的第三位难友。

    与这位遗孀第一次见面,我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但在那个时候难属间的联系是要冒风险的。北京城仍处于戒严状态,清明节、“六四”周年,北京的各个墓地都有公安干警的严密监视。也许,这位失去丈夫的妻子被郁积在心里的悲愤和孤独压抑得太重、太深了,她不再有惧怕和顾忌,竟想出了这样一个联系的办法。

    我从她渗透着血和泪的话语中知道了一切。

    她说,她和她丈夫都是“老三届”的。由于杨的父母早逝,留下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所以他很早就挑起了家庭重担。因为他失去了青春年华,上大学、找工作,都曾费尽周折,直到36岁上才结婚成家,有了一个小男孩。她说她比丈夫小6岁,也是靠自己的奋斗走过来的。可见这是一个历尽艰辛而组织起来的小家庭,一切都来之不易。

    可是,这个小家庭只存在了短短六年时间,就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

    她说,那天他刚从广州出差回家,正好碰上了那场杀戮。4日凌晨一点多,他听到外面有枪声,说要出去看看。他不相信共和国的军队会用机枪、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骑车离家到了天安门西侧的南池子,同人群一起站在东长安街的马路边。将近两点半左右,从公安部大院冲出来的戒严部队向群众扫射。就在这当儿,他中弹了。一个壮实汉子,离家不到一个小时,就喋血于东单公安部前的长安街头。她说,当时民众用平板三轮车把他送至附近的同仁医院,及时作了抢救。但那是一颗炸子。他的膀胱被炸成了几片,骨盆处炸出了一个大洞,骨头已成粉碎。大夫对伤处作了缝合,但周围的一些毛细管已无法找出,血还是不停地往外冒。医院的血浆不够用了,他的血型又是AB型的,很难就近找到血源。在无奈之下,院方让她去大街上求助来往的行人。然而,她被突如其来的厄运吓懵了,站在马路边上只急得直哭。最后还是陪护她的一位护士小姐帮了她忙。在那样的非常时期,要找来市民为伤者输血并不难;然而,纵然找到了血浆,大夫也已无回天之术了。杨明湖在医院里同死神搏斗了两天两夜,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边输血,一边流血,终因腹腔感染心力衰竭,于6月6日8时停止了呼吸。她说,他丈夫在临终时曾用微弱的声音深怀歉意地对她说:“对不起!对不起!”别的话已无力说下去了。那一年他42岁,儿子才5岁。

    一个正准备扬帆远航的有为青年就这样走了,抛下了深爱着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妻子把丈夫的骨灰盒置放在家里,她总觉得丈夫仍在她的身边;可儿子天性敏感,孤灯下面对父亲的骨灰盒难以入眠。于是,她忍痛把丈夫的骨灰盒存放到了京郊万安公墓的骨灰堂。每当清明、周年,她带着儿子远道去给逝者扫墓,年复一年,从未间断。  

   

    生活太艰难,母子俩咬牙忍着。她曾找过丈夫生前单位,单位答应给她800元抚恤金,但条件是要她在一份事先写好的她丈夫属于“正常死亡”的书面结论上签字。她拒绝了。她说:“这不是事实。我不能对不起死者,我宁可不要这笔钱。”800元,仅仅是800元,它能使受屈辱的弱者再一次受屈辱!可她是坚强的,她意识到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

    时间一长,周围的人们也就对这个家庭曾经发生的事情渐渐淡忘了,只是她住区的片警还常去“关照”她:“今年‘六四’还去扫墓吗?”

    “去啊。为什么不去呢?”她反问。

    “你现在对‘六四’怎么看?”片警又问。

    “你要我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啰。”

    “那我就告诉你,我想不通,政府为什么要开枪杀人!”

    片警没有想到一个弱女子会说出这样的话,讪讪地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劝你还是现实一点的好。‘六四’的案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翻得了的。”那位片警是忠于职守的,但他心底还存有那么点善良,他不忍心再加害于这对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

    类似的“关照”,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间断过。一到清明、“六四”等敏感日子,片警就会敲她的门:“大姐,求您了,今儿个别出门。”

    “为什么?我总得出门买菜做饭吃吧!”

    “您要买什么,言语一声,我给买去,算我请客,我有加班费。”

    “谁要您买,我自己买。”

    “大姐,求您了,我如果让您出门,我这饭碗就甭想再端了。”

    结果,她心一软,就让步了。

    还是那句话,北京的片警是忠于职守的,但他们的心地是善良的。他们不能违抗上面的旨意,但面对这孤儿寡母总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善意。有一年“六四”前夕,公安部门不知从哪里得到“情报”,说“六四”那天她要参加“白花队”去天安门示威。她住地的片警并不真正相信有什么“白花队”,而且知道那几天尤摔坏了骨盆下不了床,但这些片警还是在她门口坐守了三天。这个执政党太虚弱了,总是凭空制造出根本不存在的“假想敌”;也许,这不过是对民间社会保持一种恐怖高压的手段罢。

    尤维洁是我们最早取得联系的“六四”难属之一。在最初的几年里,每逢寒暑假,她总要带着儿子来我家里让我看看,尤其是春节,孩子也总是早早盼着来我这个“奶奶”家。一声“丁奶奶好!”我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但我不能掉泪,我不能让他幼嫩的心灵再一次受到伤害。后来,孩子渐渐长大,从小学生,到中学生,现在已上了大学。但我眼看着这位寡母是怎样含辛茹苦把孩子带大的。她在母子俩最艰难的时候下了岗,人到中年又过早地成了退休工人。为了再就业,她咬紧牙关去进修业务;她终日奔波于各个单位,不停息地打工挣钱,为的是把失去了父爱的孩子抚养成人。现在,孩子终于上了大学,算是有一个盼头了。但愿她付出的一切能得到应有的报偿。

(丁子霖执笔2005/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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