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原来是一家人

丁子霖

 

 

 他的儿子遇难了,他进了“清查办”;为了表示“效忠党国”,他不停地在大会小会上作检讨:“我没有把儿子教育好。”人们以为他的儿子还未成年,其实他的儿子已经30多岁了。

她的丈夫遇难了,当她得知丈夫被枪杀的消息,要去找戒严部队拚命。

她的儿子遇难了,遗下一个5岁的小孙女;孙女身体孱弱,还有病。白天她儿媳上班去了,剩下她一老一小苦苦熬日子。

在“六四”大屠杀后的一段时间里,有关死难者及其亲属的消息不断传到我的耳朵里,我想要找到他们。

那位死了儿子还帮着政府搞“清查”的人我早听说过人们对他的种种议论。他与我同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姓王,是学校的一个“纪委”(共产党内常设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干部。人们都骂他没有人性;说政府把他儿子打死了,还表态拥护政府的“平暴”。我还听学校的一位青年团干部谈起过他:“别人搞清查,都是睁一眼闭一眼,能放过去的就放过去。他可不,死抓不放,没完没了,真不知道上头给了他什么好处?”果然不久,我在学校教工食堂对面的告示栏内发现了此人的大照片,原来他被评为北京市的优秀党员了。

我厌恶这种人。我不想去找他;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敢去找他。可他的儿子是无辜的。听人介绍说,他儿子是一位有抱负、有良知的青年,当年在京郊“插队”(“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种形式)时与一个农村姑娘相恋成婚,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我决定绕开那位“纪委”干部直接去找遗孤和遗孀母女俩。可是,我托了很多人都没有打听清楚母女俩的下落,于是只好暂时放下。

在那段时间里,使我略感欣慰的是,我的朋友张先玲女士终于通过熟人找到了那位失去儿子的母亲。但这位母亲有很多顾虑,不愿多说,也不愿同我们多接触。我们想找她的儿媳,她也一再推托,说她的儿媳是个烈性子,要我们不要去找她。于是我只能再次放下。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一连找到了好几位“六四”死难者的亲属。其中有一位姓张的遗孀,她就住在我所在学校的附近,是一所小学的教师。

这位遗孀性格爽朗,直率中带有几分泼辣。她告诉我,她丈夫叫王一飞,原来在中国科学院工作,遇难前任职于北京中关村的一个公司。那年北京闹学潮,她和她丈夫常常一起去天安门,他俩觉得学生的行动是正义的,应该去声援。6月3日那个夜晚,她和丈夫一起离家去木樨地,走到半道,丈夫担心女儿在家里害怕,就劝说她回去了。想不到,这一别竟成了她和她丈夫的永诀。小伙子是在离木樨地不远处的中科院院部门口中弹身亡的。丈夫去世后,她就靠自己当小学教师的微薄工资抚养幼小的女儿。生活是艰难的,但她决不向命运低头。

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就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她们家多年来的一个邻居,自从她丈夫去世后对她的态度突然变了,常常欺侮她母女俩,稍有小小摩擦就恶语相对,辱骂她丈夫是“吃枪子儿死的”。有一次,她忍无可忍,给了骂人者狠狠一拳,居然把那人的鼻梁打歪了。为此,那个恶邻告到法院,逼她打了一场官司。人家有钱有势,结果这场官司她打输了,赔偿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医疗费。尽管如此,她也并不后悔,她说她维护了她丈夫的名誉,自己也出了一口恶气。

来往多了,自然也就无话不谈。有一次,她带着几分神秘地问我:“丁老师,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不是张某某吗!”“我是说我是谁家的人?”我回答说不知道。她这才向我坦诚相告:“我就是你们人民大学纪委副书记王某某的儿媳妇。我公公这个人你一定是知道的。他是个老‘左'。”“是吗?”我一怔。我怎么早没有打听清楚呢。从她那里,我知道了她的那位公公因在“六四”后的清查运动中“立场坚定表现好”而居然从“纪委”的一个一般干部升任为“纪委”的副书记了。而且,从她那里我还弄清楚了,那位失去儿子不愿同我们接触的母亲,就是她的婆婆。而她自己,就是我早听说过的那位要去找戒严部队拚命的烈女子。

啊!原来他们是一家子。

看来那位婆婆的头脑是清醒的。她不愿向我们介绍她的儿媳,是怕她“闯祸”;而她不愿提起她的老伴,是因为他的名声不好。

然而,世界上的事是复杂的,不能按常规去推断,尤其是在一个反常的国家里。从小张那里,我知道了她公公内心的另一面。这位“纪委”副书记在单位里是共产党的“好干部”、“好党员”;但在家里却总是低着头,沉默无语。有时儿媳数落她,他也常常默不作声。儿子生前培育的一盆君子兰,他细心照料,爱护备至;几年来,总是搬进搬出,从不懈怠。很多年了,他一直没有舍得将儿子的遗骨移到墓地去安葬,而是妥善地存放在家里。后来老俩口都退休了,他把自己身后之事作了安排。他托付儿媳将来把他们老俩口和儿子的遗骨一起运回山西老家安葬。老俩口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党政干部,一辈子没有多少积蓄,婆婆悄悄交代儿媳,她死后把她的遗体卖给医学院作解剖,也可补贴一些孙女上学的用途。

听了这些,我一阵心酸。我对他的厌恶、反感消失了,觉得他活得太可怜。人既非圣贤,亦非草木。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几十年的厮杀,几十年的愚民“教育”,人性扭曲、人格分裂,人变成了两面人。人类的善良、人类的同情、人类的爱,这些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只能通过扭曲、隐晦甚至变态的方式表露出来,而且只局限在私人场合;在公众场合,人只能充当各种各样的符号,没有意志,没有爱憎,甚至没有生命。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真正的悲剧!

我们同死者的母亲相识不久,她就因患心脏病离开了人士人世。现如今,小张也携女远嫁异国他乡,她实在不愿意再留在这块令她心寒齿冷的土地上了。现在,共产党给予那位“好干部”、“好党员”的种种“报偿”也早已烟消云散,他儿子生前留下的那盆君子兰,想必也早已枯萎了,所能留给他的,恐怕惟有对死去儿子的刻骨铭心的思念了。(丁子霖执笔 2004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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