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南的坎坷

孙长江

 

 

1989年3月27日下午,我和吴明瑜一起去胡耀邦家里探望他。耀邦语气沉重而严肃,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其中谈到项南,他说:“我没有保护好项南,这是我经常感到不安的一件事。”耀邦谈及此事,内心的痛苦和歉疚溢于言表。其中原委,《敬畏人民——项南传》一书有详细的披露。

后来我见到项南,把耀邦的话转告他。项南苦笑着说:“这也不能全怪他。他有甚么办法?他自身还难保呢。”还说,“耀邦是个好人,就是太软了。”耀邦的自责和项南的谅解,同样令人感慨。

他们两位,一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位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我认为他们是当代中国最得人心的高官。从传统的“官场文化”来讲,他们似乎都不宜当官,因为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一颗赤子之心,有理想而无城府,重大义而轻自保,鄙视官场上尔虞我诈、趋炎附势的陋习。因此他们在为百姓兴利除弊的同时,必然要得罪官场同事的另类势力,以至于付出沉重的代价。

毫无疑问,胡耀邦和项南都是转型时期的杰出人物,同时又都是转型时期的悲剧人物。他们的命运具有同样的悲剧性质。这种悲剧,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艰难曲折和矛盾斗争。其中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历史内容,需要人们认真思考。

令人欣慰的是,人民已经对他们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耀邦在临终前不久的那次谈话中,曾对我们说到有两个“没有想到”,一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一是没有想到下来后“老百姓对我这么好”。这可以说是耀邦对自己一生政治生涯的深切感悟。身处高位,酸甜苦辣,虚虚实实,莫辨真伪。只有下来以后,老百姓的真诚拥戴,才是最真实的。李锐在给耀邦写的悼诗中说:“活在人心便永生”。这句诗,也完全适合于项南。

一位闽籍老华侨深情地评述道:“项公没有海外关系,也不是华侨亲属,可是他在华侨的心中,威信之高,无以复加!靠什么?靠的是他的人格魅力。”

甚么是人格魅力呢?对于政坛人物来说,衡量其人格的高低,最重要的就是看它对人民赋予的权力持甚么样的态度,或者说,他有甚么样的为官之道。有高尚的人格,才有高尚的权力。省委书记是一方诸侯,位高权重。项南行使其权力时,首先考虑的,在于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倘若符合,即使有再大的困难和阻力,冒再大的风险也要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他毕其一生所创建的政绩,就是他行使权力的记录。

政坛人物的人格,还表现于另一方面:在缺乏有效约束和监督下,他能不能自觉地限制自己所掌握的权力。苍天可鉴:项南的严格自律,已经近乎“洁癖”。他心存敬畏,不敢有私于家乡,更不给自己和儿孙谋私利;他奉行公道正派,不搞小圈子,远离低级趣味;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清廉如水……这些都早有公论,是那些蓄意整他的人也不得不折服的。

项南是闽西大山的儿子,出身于革命世家。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中共党员,母亲曾为革命坐牢,叔叔在白色恐怖中壮烈牺牲……正如习仲勋赞誉的,这个革命家庭“满门忠烈”。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和闽西苏区的环境里,项南自幼受到熏陶,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投身革命以后,项南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烽火的考验;解放后在团中央工作时又因真诚敢言,受到“留党察看”、降职降薪的严厉处分,被贬到农村劳动;调到农机系统工作后,他又为中国实现“农机化”而耗尽心血;在全民大动乱的“文革”中,他再度受到关押和轮番批斗……在中国,一个真诚正直、坚忍不拔的灵魂,总是摆脱不了厄运的打击。

坎坷的命运,并没有使项南变成一个意志消沉的懦夫,更没有使他变成见风使舵的“聪明人”。逆境的历炼,反而磨砺了他的思想,使他的人格更加升华。在“文革”即将结束、新时期开始那段时间,项南有机会先后考察美国及欧洲的现代资本主义,在强烈的对比中,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刻反思。在与命运的碰撞中,项南积累了开拓创新、大展宏图的能量。

1980年深秋,中央决定派遣项南主政福建,可谓知人善任。项南刚登上福建省委常务书记岗位,就遭遇旧体制的顽固抵抗,改革开放步履艰难。无论是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平反地下党冤假错案,还是创建厦门经济特区,他都遇到重重阻力和困难。记得1981年春天,我和中央党校一位同事到福建考察时,对厦门特区的不成规模深感失望,也对项南面临的难题感到担忧。当时项南主动谈起“真理标准”讨论,他语气坚定地说:“改革开放的实践,现在也在检验真理,对我们提出了新要求。”项南紧紧抓住“思想解放”这个关键环节,以大无畏的精神,勇创雷区,带领福建干部群众杀出了一条改革开放的血路。

孙中山先生教诲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这一点项南是实实在在地做到了。省委书记这个职位,上通中央决策层,下接地、市、县、乡官员和黎民百姓。可谓矛盾交织,众目睽睽,是一个绝不轻松的职位。项南以当“太平官”为耻,他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依靠广大干部群众战胜重重阻力,推进改革开放大业。

项南审时度势,利用福建“山、海、侨、特”的优势发展经济。他善于总结和发挥群众的智能:他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坚定地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受知识分子肺腑之言的启示,他提出念好“山海经” 、建设“八个基地”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实地考察,他意识到优先搞基础设施意义重大,拍板向科威特借来低息贷款兴建厦门国际机场;他克服重重阻力,披荆斩棘平反“地下党”冤假错案,解开干部问题的死结;为了使福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更上一层楼,他当面向邓小平进言,建议扩大厦门特区范围;在城市改革兴起之际,他重视企业家的呼声,坚定勇敢地支持为企业家“松绑放权”;从闽南晋江农民利用“三闲”集资办厂搞商品生产的实践,他看到在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对振兴经济的强劲动力,看到发展民营经济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只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他都不遗余力地去推行、去落实。

主政福建的五年,堪称项南一生的最辉煌时期。在这五年中,项南锐意进取,带领干部群众把一个经济落后的省份提升了几个档次。在他开创的事业中,有许多都走在全国的前列,拥有多个“第一”的桂冠。

但是,改革意味着否定与创新,它必然要突破某些固有的秩序和落后的体制,也必然有得罪旧秩序的维护者和既得利益者。项南在福建发愤忘我厉行改革的时候,不断有人对他造谣中伤、告恶状、搞小动作;项南提出的若干极富前瞻性的设想,就因这种人的捣乱而搁置。究其原因,除思想意识不同外,还有既得利益和个人私欲作祟等复杂因素……项南不得不“侧着身子战斗”:既要不遗余力地推行改革,又要防范明枪暗箭。

项南遭遇的阻力,并非仅仅来自地方;种种居高临下、上纲上线的训斥、责难,乃至“黄牌警告”,更使他步履艰难:搞厦门经济特区招商引资,“理论权威”胡乔木就在中央会议上危言耸听地大讲“旧中国的租界”;与外方合资生产“福日”电视机,又有高官说这是搞“殖民地性质的企业” ;支持为企业家“松绑放权”,有人就质问你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尝试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有人更是以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限制和打压;支持福建农村发展乡镇企业,有人就要追究他支持“卖假药” 的责任,直至演出“晋江假药案” 的闹剧……一道道“金牌”下来,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项南的处境实在艰难,简直是动辄得咎。

身为沿海开放省份的“封疆大臣”,项南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饱尝了其中的艰辛。京城还不时传来消息:最高方面有人说对广东的任仲夷、福建的项南“不放心”。本书传主项南如果是个乖巧的人,或许还好办,可他偏偏是以条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硬汉,这就在劫难逃了。

使项南遭受重创,以至于中箭落马的,是喧闹一时的“晋江假药案”。此书对这段公案的真相有详细的披露。我想说的是,邓小平对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予以明确肯定的时间是1987年,而项南早在1981年就旗帜鲜明地支持乡镇企业(当时叫社队企业),他公开强调:“福建2500万人究竟怎么才能很快富起来?农业、工业都不能很快见效,那么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发展社队企业上,大搞多种经营。社队企业是我们希望之所在。”

今天闽南民营经济强劲发展的局面,正是在二十年前的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那个时候乡镇企业是备受歧视、冷落的“私生子”。项南说:“要把乡镇企业看得比亲儿子还要亲!”在1981年全国经济调整之际,乡镇企业受到质疑,在有的地方甚至被勒令下马。福建怎么办?项南坚定地表示:“社队企业究竟是上还是下?我说是上,要坚决地上,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冲!”

假如甚么事情都要经过最高权威点头才敢去做,将会贻误多少时机!项南为官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旦认准是符合人民利益事情,冒多大风险、得罪多高的权威他也要干。由此也不难想见,身为改革先锋的项南,遭受批评、处分只是个时间早晚、“罪名”如何钦定的问题。

项南之所以对乡镇企业情有独钟,对它倾注了太多的心血,这是因为他在实践中清醒地意识到,乡镇企业符合福建“地少人多”、工业基础薄弱的实际,能解决农村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整体经济的长远发展意义深远。他不仅热心扶植乡镇企业,而且强调严格管理,对出现的问题也决不袒护。

1985年夏天,所谓“晋江假药案”爆发后,我藉去武夷山开会之机,赶到闽南晋江一带作实地调查。耳闻目睹的事实告诉我:情况显然被夸大、被歪曲了。所谓“晋江假药” ,既非晋江,也不是一般所说的假药。说是“晋江”,其实事情出在晋江县陈埭镇的一个涵口村;说是“假药”,其实是一些农民专业户把白木耳和白糖制成“感冒咳嗽冲剂”销售。首先发现并制止这种违法行为的,恰恰是福建省委。项南下令严肃查处此事:停止生产、销毁成品。

当此事被升格为“晋江假药案” 、中纪委发出“公开信”后,声讨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项南不推卸责任,带头做检讨,强调要“除虫护花”,采取坚决措施查处“害群之马”。然而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退货,“晋江的商品不可靠”,“晋江乃至福建的企业也不可靠”,晋江人出门在外想住旅馆都困难……晋江乃至福建经济受到沉重打击,福建人心惶惶,海内外议论纷纷。面对沉重压力,项南指挥若定,尽力稳定干部群众情绪。他嘱咐晋江地委书记张明俊“沉住气,大胆领导”,以避免经济蒙受更大损失。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实事求是、勇于负责的做法,却被当作“态度不好”、“对抗上级”的罪状。当时“晋江假药案”已经被渲染得完全变形,但是客观事实清楚,对项南的处分由于缺乏依据拖了一年有余。令人痛心的是,尽管从福建到中央都有人明确表示反对,项南最终仍然受到“警告处分”。只要冷静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处分项南,决然不是因为一个甚么“晋江假药案”的问题,而是因为项南对改革开放的坚定行为和思想锋芒,使一些人感到不安,他们不把这股锐气打掉,决不甘心。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胡乔木。胡乔木对发生在晋江的事情毫不了解,但他却对处分项南格外有兴趣,甚至步步紧逼,在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不处分项南?”许多人都很清楚,胡乔木对项南的改革精神和开放思路早有不满,他们之间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争论。这位“理论权威”在处分项南的问题上态度之所以如此急切,是有来由的。

使项南在古稀之年受到“警告处分”的主要原因,当然还不在胡乔木们。在决定处分项南时,有人翻出底牌:“这是老人家的决定。”这位老人家不是别人,正是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项南一直十分尊敬的元老陈云。事实便是如此令人啼笑皆非。可以说,项南因所谓“晋江假药案”蒙受的冤情,恰恰是不唯“实” 、只唯“上”的典型。

在强权之下,项南不认错,也无错可认。虽然薄一波提醒他:“你年纪不算大,签个字,还可以安排工作嘛。”但是项南不拿原则做交易,到死也没有在处分决定上签字。

善良的人会说:项南命苦,好人没有好报。读了《敬畏人民——项南传》就会知道,项南的遭遇,非命也,势使然也。这“势”,就是体制。在落后的政治体制下项南这样锐意进取、心系百姓的好官蒙受冤屈是必然的。

这种悲剧,显然不仅仅属于项南个人。试想,一位锐意改革、政绩卓著的省委书记,下场竟然如此,其他人能不从中接受教训、学得乖巧!审视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会看到:在项南之前,优秀的省委书记里尚有万里、习仲勋、赵紫阳、任仲夷;在项南之后近二十年间,省委书记数以百计,年轻化、高学历,其中不乏博士硕士,但是像项南那样大智大勇、敢做敢为的省委书记却是再也看不到了。

体制如此,夫复何言!

难能可贵的是,心灵屡受创伤的项南不改初衷,后来又以古稀之龄抱病从事扶贫事业。我私下跟他开玩笑说:“你当上了中国最大的丐帮帮主。”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对贫苦百姓欠帐太多,现在总算有机会还点债了。”这就是项南,我所尊敬的朋友和兄长!

和胡耀邦一样,项南决不仅仅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官。他是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披荆斩棘、不辱使命的大智大勇者。转型时期是一个新旧体制交替、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时期,也是社会失范,好人、坏人、革新者、守旧者乃至鲁讯说的“冷笑家” 、“做戏的虚无党”一同登台、热闹非凡的时期。二十余年来的中国大地上,这一切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加上长期“左”的精神禁锢,我们在转型时期每前进一步都非常艰难。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确定以后,社会上反对改革的“左”的思想和势力仍然相当顽固,政治上只接受“小修小补”却抵制实质性改革的,不乏其人。这些人口衔天宪,手握大权,随时准备给改革者、特别是给那些勇往直前而又成绩卓著的改革者以重重一击。

在这种情势下,像项南这样秉性刚直、行动果敢而不遗余力的改革先锋,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他越是殚精竭虑,越是创造性地推进改革开放大业,招来的非议就越多,遇到的阻力就越大,直至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酿成冤案。从项南1981年初走马上任,到1986年初中箭落马,其主政福建的整个过程,就是一出起伏跌宕的悲剧。

何谓悲剧?征诸词典,悲剧是戏剧的主要类别之一,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结局为基本特征。他和保守势力的冲突不可调和,他的种种“灾难” ,无一不是政坛“众神” 加给他的,而且不是从正面,都是从背后加给他的。

可以告慰生者和死者的是,归根到底,项南的命运并不“悲惨”,毋宁说,他的结局和他的开局一样,是壮烈而辉煌的。不仅他这个主人公没有表现出丝毫悲切,更重要的是剧中人,即他一生所挚爱的人民根本不认可“众神”对他的判决。项南骤然去世后,海内外各界人士对他的悼念是如此真切而隆重,尤其是八闽大地的父老乡亲对他的深情呼唤是如此震慑魂魄……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里既表现了百姓对项南的崇敬和爱戴,也表现了他们对“众神” 给项南横加罪名的抗议和轻蔑。

我的朋友张显扬教授曾经说过:“能够在社会转型时期扮演悲剧角色的人是幸运的;悲剧比喜剧崇高,它更具震撼力,更能启迪人的心智。”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人们从项南一生的事业,品德以及不算很特殊但却很典型的经历中,不是可以解读出很多东西来吗?

中国自古就有为贤人立传的传统。两千多年前,史圣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呕心沥血写就的《史记》,就为许多贤人立传。司马迁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就是说,把这些人的言行风貌记录下来,略加点评,是想让当下的大臣们当作一面镜子,对照对照,比较比较,“所以自镜也”。

项南是当代中国的一位贤人,理应为之树碑立传。感谢作者胡少安先生,他从1986年即开始追踪探访项南,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97年项南去世后,作为其“忘年交”的胡少安,以诚笃之心为其立传,他历时数载,纵横万里,探访了项南的亲友、同事和上级(包括直接采访华国锋),查阅、搜集了大量资料,以极为丰富翔实的史料,几易其稿,写成这部洋洋五十万言的《敬畏人民——项南传》,真实而生动地展现项南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

据作者自述,他写作、出版此书的目的,并非仅限于为传主歌功颂德,而是要通过展现一个卓越人物的命运,探讨一个真诚正直的灵魂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引发人们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思考,以求鉴往知来,从中获得教益。这个意图,就不仅仅停留在情感层面,而是具有理性思辨精神。

一个没有历史感、终日沉湎于“说谎文化”的民族,是注定要贻误时机、被世界抛弃的;同样地,幻想以创造经济奇迹来弥补政治体制的缺陷,最终将被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诚如邓小平1986年所断言,“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有勇气直面真实的历史;只有勇于展示历史真相,才谈得上深刻地总结教训,明瞭政治经济体制的症结所在,实行全方位的改革。这也是《敬畏人民——项南传》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余年,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现实,也是最鲜活的历史。要走出杜牧所言“后人复哀后人”的怪圈,其中需要总结、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实在太多了。

每个人都在写历史。每个个体生命的历史,汇聚而成我们民族的历史。此书通过展现一个卓越人物的历史,折射出一个多灾多难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项南是个有七情六欲的人,他的艰辛、挫折、忧愁和渴望,他的欢乐、悲愤、光荣与梦想,莫不与时代紧密相关。阅读项南的历史,我们在感叹生命如此壮丽辉煌的同时,也会获得自强不息的动力,以及推动中国进步的智慧。

我注意到,整部《敬畏人民——项南传》的重点,落在项南主政福建的那五年。这是项南充分展现其才华和人格魅力,不断开拓进取的时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同时也是在改革风云变幻中,他作为主人公所演绎的那段时代悲剧达到高潮的一幕;在这里项南充分显示出只服从真理而决不向权势低头、只以人民利益为念而不惜失去“乌纱帽”的高贵品质。可以说,这是传记中最精彩的篇章,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感慨万端。

人物传记不是小说,它是以真实、具体的事实为基本元素的。人们渴望在传记中读到真实的历史。正如《敬畏人民——项南传》作者所言:“项南的经历本已相当精彩,只需将其真实地展现出来就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任何添枝加叶的虚构,都会成为多余的败笔,而且违背传记作者的良知。”因此,作者在本书写作中,轻文学描绘而重史料运用,力求事实准确,言而有据,其“不隐恶,不虚美;宁可有不尽,不可有不实”的写作态度,我是赞赏的。

在十丈红尘的今天,作者甘愿抗拒物质利益的诱惑,坐冷板凳研究考证史料,甚至不惜冒一定风险为项南立传,的确是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我认为,这既是作者出于对项南的深厚感情,也是出于对历史的责任感。因此我愿意向读者诸君推荐这部传记。

2003年12月,北京——海南

(本文作者孙长江为福建泉州人,著名政治文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撰稿人,现是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本文是孙长江为《敬畏人民——项南传》一书所写的序言,原文标题:“悲剧比喜剧更能启迪人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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