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19/2017              

罗祖田:高度技术权能下,人权必须高于一切

作者: 罗祖田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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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网络图片)
 

   

人权随文明发展而发展,属于人性善一面的展现,也是人作为人的突出标志。农耕时代,它主要是个道义。不复人权,对于社会群体的极端弱者无疑性命攸关,但大多数时间内于社会成员整体尚构不成致命危害。一个极重要原因,便是统治者的权能手段相对有限。

   

此为中学生也不难明白的事理。《水浒传》里有这个山,那个山,汇聚梁山水泊后,声威大振,末了赵官家派出人去招安。这不是官家仁慈、大度,而是剿灭手段不济事的不得已而为之。八十年前,中共割据井冈山、大别山,也是一样的道理。设若当时的南京政府拥有今日北京政府的手段,导弹、直升机、电讯监控,军费大大的有,高速公路一夜能从千里之外调兵来,只恐十个毛泽东和张国焘也会被缉拿归案。

   

显然,那样的故事已不可复制。今天,若有反专制人士仍幻想落草深山,积蓄力量,只能是脑子进水了。刘晓波效法“我没有敌人”,说不准就含有这种考量。

   

这并不是说今天的条件下,争民主、人权就没了指望。而是说时过境迁,抗争也要适应新的情况。毕竟,压迫与反抗,永远是个水涨船高或者矛与盾的关系。真正重要的是,反对专制暴政的目的,不能只限于实现一时的快意,更应该为子孙后代不再受奴役之苦而建立长效机制。这样的长效机制,今天还只能是权力架构上建设民主、宪政机制,国人的思维、信念上确立人权高于一切的价值观,舍此是空谈。

   

这不是说教,而是现实生活的需要。准确的说,是道义,更是性命攸关。

   

事实上,民主、宪政、人权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自二战爆发便日益彰显。极权已不再只是“低端”群体的凶恶敌人,而是人类公敌。因为利用高度发达的技术权能,极权一旦成了大气候,轻则国家犹如大监狱,重则文明毁灭也是可能的。在这个阶段,“低端”群体固然首当其冲,中产阶层的安逸日子也会长不了,最后就轮到“高端”群体互相厮杀。历史就是如此,已成定律。只有程度的区分,没有性质的不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失为把这一定律演绎得淋漓尽致。

 

不幸,和平岁月的麻痹,享乐主义的盛行,民族、民粹思潮的根深蒂固,人性中的好了疮疤忘了痛,资本的贪婪一面,自以为是的政治正确,中产阶层与知识界短视的重理轻文等等,二战结束时这世界的痛定思痛思潮已明显弱化,且呈常态之势。而在一些反动的专制国度,不外乎是争相颂扬救世主,煽动民族和阶级仇恨,扩军备战,建立特色新秩序,等等。   

 

中国已成典型,自苏联解体,仿佛西罗马之后的东罗马再现。这块土地上生活着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一举一动,今天的时代已与外部世界息息相关。权贵们难以理喻,本性使然,不足为怪。怪在十几亿人中的大多数,对高度技术权能下,人权应高于一切,很明显地还处在麻木不仁和不以为然的阶段。

   

这就不得不多说道说道。

   

世界新的人文思潮兴起与科技崛起,也就几百年时间,与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密切关联。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充当了新时代的酵母。从此,对统治人的精神的万能的神,有了新的理解。神仍旧在九天之上,但是很多人已敢于仰视神了。哥白尼堪称领军人物。无疑,这标志着精神解放,人的地位提高。然而,它却是一把双刃剑。其积极效应是随着眼界的扩展,思维的改变,在天生的欲望的作用下,各种创意频频涌现。且一发而不可收,文明演进也就得以不断的地扩容与提速。五百年超越了五千年,由此而来。其负面效应是欲望的闸门一经打开,滚滚洪流便呼啸奔涌,一泻千里。群体社会生活的特性决定了欲望的支配权最终势必落实在国家强权手上,落实在具体操作的统治者手上。而只要公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便无论统治者打什么旗号,个人品行是否卑劣和高尚,治下的子民一定是家畜般原材料,徒具人的名号。逢上非常时期,连人的名号都不可得。由于人的能力固然生而不等,欲望却也不属于在位者专利。从来榜样的力量无穷,于是通过改朝换代虽可以更迭暴虐的统治者,但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生活基调没有变也变不了。

   

与此同时,科技崛起越来越有力地强化了技术权能。它造福于人类的一面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渐渐成了文明更上一层楼的必不可少的阶梯与推力。它的另一面则是谁出钱多就为谁服务,并不过问对方是人还是鬼。它的作用是如此明显,再弱智的统治者尝到甜头后也会爱不释手。于是,效果上往往异化成了为虎作伥。突出表现为重大科研成果总是被国家优先投入军工部门,热兵器也就不断的更新换代,杀人的效率也就呈几何级骤升。无疑,这是一条没有止境的路,只要大踏步走下去,就一定是技术越发达,文明越脆弱,单个的人越渺小,为政府讨厌的人将无处遁形。特别是,人类辛辛苦苦打造的文明走向自我毁灭已非遥不可及。事实上,二战已经做了预演。

   

这当然是对人类自诩伟大文明的辛辣讽刺。无论如何,自己挖坑埋自己不值得夸耀。传统社会主义将此一股脑儿归罪于“资本主义”而不肯从人性弱点上找原因。这并非仅仅是见解肤浅,而是一旦坦承人性弱点,那些领袖人物的英明,伟大便站不住脚,成了装神弄鬼。果不其然,他们的新纪元,皆无非纳粹新秩序的翻新。既然生活不可以倒退,如何是好呢?所幸的是,人类有智慧,想出了解套的办法,便是建立和推广民主、宪政机制,强调人权。它们并不能包医文明的百病,现阶段还不足以成为高度技术权能下商业竞争生活这口压力锅的安全阀,但也成了这口压力锅的减压阀。仅仅这一点,他们就功莫大焉。

 

战后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其历史意义怎样强调都不过份。当时,元凶希特勒已自杀身亡,无从对他追责了。怎样审判其他战犯呢?法庭上,有战犯自辩:所执行的乃是上级命令和政府指令,而政府指令暗指的是国家意志。国家自来神圣。就事论事,真还不能说全是诡辩。事实上,单靠希特勒和几个纳粹党棍,是发动不了战争的。德国发动战争,确有历史原因。依得既往的情理,国家间战争的始作俑者也理应负责任。但是,谁是国家间战争的始作俑者呢?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可是,若拘泥于现存教条教义,宽恕这些“执行者”,效果上将无异于鼓励新的只会更加惨烈的世界大战,下一步将是毁灭文明,人类还要不要共存和长存?正是基于巨大的责任感,英国的劳伦斯大法官明确宣示:“良心是最高的法律”。

 

良心是最高的法律,无非是从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权必须高于一切引申的法律术语。这不是能让二战战犯甘心伏法的判词,自然也不会让恐怖主义分子,铁杆共产党人、国粹、民粹衷心认同,但却是必须化解文明悖论,把文明从悬崖边拉回来的时代强音。因为文明演进到了这一步,万千教义都必须服从新的形势:文明只能发展不能倒退,更不容毁灭,人类需要长存、共存。

 

并且,新的人权理念终究获得良知越来越广泛的认同,这个就叫普世价值。但光有理念不行,还得具备可操作性。三百年来尤其战后的历史表明,是具备了可操作性的。民主、宪政、人权,已从当初英国的一花独放发展到了今日世界的百花齐放。

 

但是,文明的滔滔大河并非不会出现迴流。当今世界,恐怖主义固然令人极度厌恶,其实并成不了人类文明的心腹大患。它的致命伤在于见不得阳光,主要由于这个世界仍处在大国争雄、互不买账状态,给了它可乘之机。设若这个世界真正求同存异,能在重大问题上自觉地协力合作,让人权切实高于主权,恐怖主义一定难以作为。这就如同一个社区生活,若99个居民都谴责那1个心理变态者,他是难以作为的。但若哪怕只有10个居民作壁上观,某个人还颇具实力,他们只是口头嚷嚷,行为并不配合,这个心理变态者就会放胆妄为。

 

相当时间内伊斯兰教义还会是麻烦。它对文明的独特理解,明显地不利于全球的大和解,大交融。但根本原因还是这个世界的权益分配仍旧很不尽人意,教义之争只是表象。从十字军东征开始,这问题便很显然。对此,欧美难脱干系。欧美的难言之苦是:现阶段再好的理念也突破不了国家悖论,放弃国家利益这块平台只会一事无成。它只有假以时日,寄望于民主、宪政、人权取得压倒优势后,再来平心静气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真正的大麻烦乃是今日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不买普世价值的帐,还要另树一帜,按照它的理念重塑这个世界。它分明还得到传统文化精神的支持,这个传统文化精神背弃了远古的包容大度情怀,其实算不得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正版。它与另一个文化极端马克思学说各取所需后变成了专制四不相。这个四不相近七十年的变态言行使得千年易逝,它的罪孽难消。它明确拒绝“邪路”,过去可以往“失误”头上扯,今天仍旧这样说,岂不是变相承认伟人的梦想,国师的才华,原来又是垃圾。说白了不外乎五百个来个高端家族,特别其中几十个高端家族作孽太多,恐惧清算。

 

实际,它岂能不知“邪路”之说,意味着侮辱一切民主国家,公然反对人类良知,但事到如今,它已顾不了那么多了。

 

事态不止如此。

 

这五百来个高端家族的能量如今可是惊人,所谓的自信并不都是只为自己壮胆的空话。三十多年积累的综合国力即便迎来经济大萧条,也不会影响到国家机器的高速运转。既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么有了这个庞大基数,完全不用发愁从民脂民膏里再也榨取不出乳汁。遍及全球的贸易量,终究有亏也会有赚。新的技术权能无不用来维持极权统治,新八旗子弟和官二代早就不屑于一个世纪前的遛鸟儿,皆已与时俱进,充分地利用高新技术维稳,已走在了当今世界最前列。既然已把十几亿人原子化、沙砾化,何愁军警力量不能纵横驰骋。国家荣誉大多数情况下从来就是免费春药,总是会有年轻人食了春药便热血奔放,只要有五千万民粹听忽悠,国家便不愁十几亿人不会跟着战车走。上个世纪初的德、日两国,就是这种情况。当然,若有五千万人齐心争民主、人权,它们也一定会要发抖。

 

不要指望中南海会主动地、诚心地向人权低下它那颗傲慢的头,28年前或许有可能。同时,也不能指望十几亿人的大多数会齐心争民主、人权,因为大量5060年代前的生人,天天放送春药芳香的央视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份。正如不能指望这世界大多数国家政要会帮助中国民主转型一样,因为便是豪气的川普总统也喜欢中国古色古香的皇宫。由“特色”教育出来的精致群体,民主大势所趋后他们也会换颜色,但是此前不乏其人做“五毛”也行。要使中国出来五千万人齐心争民主、人权,需要设想十年甚至十几年,另须其他条件配合,比方说高层内斗,加速它的内耗。所幸的是,这种静态评估未涉及动态的突变,而睁大眼看世界的大趋势已形成。

 

中国委实没有很多时间可供慢慢来了。时代不同了,高度技术权能下,中国这个没有制动装置的高速列车,前景令人不寒而栗。当局信誓旦旦安全得很,内宣外宣无不欢呼速度空前。但是,哪个专制当局不曾对世界大拍胸脯?不曾对子民夸下海口“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出了大事后,什么都晚了。它会负责吗?再说,它负得起这个责吗?但愿大多数国人能高度重视:民主、宪政、人权并非可有可无不能当饭吃的问题,已然成了阳光、空气和水与生命的关系。专制运气好又玩得高明的话,特色社会主义真有可能把中国推向荣耀的山巅,却一定会在荣耀后面堕入苦难的深渊。没有民主、宪政、人权,技术权能就会异化为魔鬼。只消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器官移植可保权贵们长命百岁,技术上如今还可以换头了,但是这样的科技成果却与老百姓无缘。特别是,新鲜器官从哪里来?老百姓断无可能迎来权贵们的人道捐献,权贵们却有的是办法,根据需要让老百姓的子女为之献身,只消安个口袋罪名就行。如果说这多为逻辑推理,那么近日北京驱赶“低端人口”的“水晶之夜”,该是活生生事实。中国人普遍疼爱自己的子女,但迄今为止的爱并成不了真爱和大爱,甚或相反。很简单,这是动物的爱。当羊羔被拖去宰杀时,无论它的妈妈曾给予它多少母爱,此时都没了意义。中国人不堪奴役的历史其实久远,但都不得要领,总是自负于自身的种种优越,今天,究竟还有什么理由强调国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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