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18/2018              

曼维:现代流向与社会转变

作者: 曼维

(“《零八宪章》十周年:知行合一”征文)


极权罪恶(网络图片)



极权不是制度

将当代世界秩序的外在混乱理解为是一种价值衰败的表现,这种认知,在现实上缺乏对事实本质的洞察力,因为衰败的原义是价值消失而非等同于价值的再争取。同时,依照现有常识所积累的对社会状态的判断,则又反应为,价值的现实基础是对生命价值的维护,而确切的制度则又为维护此一秩序的正当性划下了边界。也就是说,民主是具有边界的政治结构,它是建立在整体社会最大公约数的边界之内的现实体现。极权则又表现为对正常价值的无视和践踏,为的是,将价值导向特权以勾兑因不合法所产生的利益扩张,进而窃取社会财富,混淆生命价值(通过严酷的等级制度)。因此,与其将判断视野朝向价值的衰败,不如去辨析、刻划和针对在绝对性的霸权和处于弱势状况中社会民众的权利形态,否则,价值本身就会成为另一种为极权张目的发明与臆造。

将民主与极权的当代进程仅理解为制度性冲突,在本质上是缺乏更为强劲的说服力的表现,因为极权并非作为制度而得以扩张,否则世界秩序就要面临无法自我面对的依据。同时,在制度这一领域之外,将文明理解为冲突层级上的现象,也会因难以揭示何谓当代文明,陷入民主并行于极权、专制甚至混合型独裁的政治危机。因为在面对制度所对应的社会现实时,并不只有政治正确导致对政治的背叛。在这一点上,德国和美国的步调正好相反,也就是在不反思存在于当代社会的危机和在开始对社会陷阱进行纠正之间,在事实上存在着对何谓文明的误解,即:文明已不再重要,因为这是被界定为某种唾手可得的形态,但是,问题的根本在于,仅遵循表面利益是无法跨越当代危机的疲惫状态的,尤其是在当修复和创建变得非常艰难时。这一点,正如解析文明内涵中的社会性,以期通过释放正义的积极路径,也依然不足以化解民主与极权逆向的非博弈亦非对等的焦灼状态。

再民主的过程

利益作为中立属性,是在冲突之外(制度和文明)的一种可以被立刻感受到的地区公理,它涵盖了能够看到的一切,也包含了尚未被触及的领域。相对于自由世界而言,它要面对再民主的过程,也就是从一般民主上升为现代性的民主体系。它必然要重新开始理解的是民主在制度序列中的人性要义。与此同时,修整不恰当的引用和论述。因为民主是理性的产物,它是对制度的甄别而非制度本身。而对比于中共作为暴力极权,则又要面对两个互为悖论的本质。中共既要奉民众为其主体(否则没有合法性),但又要通过特权对民众进行掠夺产生权力话语(保政权),这种极权式的困境现已昭告于天下。因此最后,真正衰败的,除了中共再无其他,包括被中共视为最高信仰的暴力机器的衰败:要么,中共死于为维护其政权的行动,要么,中共将作为试图摧毁政治文明的主要轴心而消亡。

中共与民为敌

在所有极权类统治结构中,民主运动与社会抵抗从来都是被动的结果,这符合冲突生成的现实需求,也符合在权利层面上对政治壁垒的重新构造。而因人本身的主动性所形成的,在本质上是对统治作为政治权力的对等表述,唯有如此,才有合法授予的确凿证言。中共用代表掩盖并隔阂常态社会中民众民意的覆盖深度,将党扩展为利益收割者的同时,又将党渗透于大陆的每一个角落。也就是中共既是民众的代表,又是统治民众的化身,由此所形成的,则必然是经不起审视的政治谎言。但残酷的另一面在于,在政治纵深的关系中,大陆民众就这样被消耗掉了,他们成为永不可能实现的和人类、族群之后,还要在现世中承担世代为奴的阴影,成为中共眼里的低端人口。而这还是比较好听的说法,实际上,在中共的眼里,民众不仅是党的血奴,还是党的敌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权利和言论自由。但是,就中共内部而言,党又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是某种用来产生威胁或进行实质伤害的借口,党和中共的关系是臆造的关系,中共并不是党的具体表现,特权和政权赋予了党是一种不可比拟的存在,因此党有必要在其内部进行清洗,为的是,提炼更为残暴的利益个人(比如习近平等同于王立军,王歧山等同于周永康),均衡某种必要的利益共享制度,并且不允许有任何越出等级之外的意外收获。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不符合政治作为公共权力以折射权利的需求,因此,中共用分裂族群、制造虚假敌人来掩盖党的堕落,用清洗回避共同阴谋的暴露或失败。

当代世界的另一角度来源于对马克思及社会主义进行过度包装,从而,也就必然导致了对社会作为集体属性的篡改,一种基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体系同时受到了所在阵营及第三方阵营的攻击,意味着现代思想在非全球化和伪装成全球化的网络时代变成了反应迟钝的体制,意味着建立于自由权利之上的民主机制出现了被认定为不自由的空白,而这一切都是拜唯政治正确所赐,我们始终要强调的是,自由在民主制度中是作为一种整体产生推动作用,并同时要承担消除特权和神权的责任,然后又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世界与大陆区域同时在此一状况中产生了不可弥补的社会性撕裂,它的本质是对个人权利的非民主解读,一如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确者们认为(优雅的)和平要优于(公正的)暴力,因此才会从长期纵容极端恐怖组织,鼓吹绥靖与妥协,又如大陆,唯政治正确者们认为,个人权利即首先是党统治一切(不反党,但却假惺惺支持反腐,而党则拼命制造腐败),这两种形态完全不同但结果一致的矛盾状况,造成了民主与极权之间的模糊性,并在社会意义上,变成了极权才是真民主、民主毫无现实价值的错误判断,更严重的是,自由价值观的动摇已经产生,这一点,正如欧盟不排斥与中共建立政治同盟一样,也即,当西方开始重新考虑讨论马克思与社会主义的价值时,那一定意味着,需要在此之外,重新确立一个第三方世界。

对自由属性的开掘

自由是民主体系用以校验是否具备社会含量的首要原则,它是对建立于经验及意识的混浊空间中所谓一般权力的鉴别性力量,以在整体社会中度量权力是否对民众进行利益欺骗。中共通过对物质价值的刻意放大,引导民众成为获得现实利益满足感的奴隶,这是一种将真实权利进行分割并隐匿的恶劣手段。因为中共故意隐瞒了民众应当享有的权利要比民众已经看见的更多,同时,即便是民众看得见的权利,也会经由中共更为卑鄙的统治阴谋,从而在下一个时间段落中成为中共的私产。习近平之所以高喊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其本质的意图,就是要掩盖中共过去、当下甚至将来的罪恶,但这还不是中共的最终目的。由此,要重新探讨当下时代对于民主制度以及在面对中共极权时所存在的技术缺陷,则必然要通过对自由属性的开掘,以扩大民主在思想版图中的纵深。否则,极权就会借由民主世界中不断掠过的政治正确导向,进行伪装和分化。尤其是在同处一个以多元文化、极端政治和恐怖暴力混合的当代周期中,这种警惕,将会产生的即是维护自由含义的力量,它要区分人性与暴政的事实边界,并降低人类政治的文明风险,以避免由政治正确所导致的民主秩序的沦陷。

依靠单纯的角度将民主理解为绝对体制时,民主本身就不会因为制度约束和权力制衡变得更为强硬,而是反而会变得非常无力。因为一切民主的事实政治成果要通过对其内在的社会涵义进行守护,否则,民主就会因缺乏制度竞争的良性循环,陷入外部世界的陷阱。自由则是作为对民主是否健全的衡量体系产生民主的驱动力,以界定善与恶的政治边界。当民主因缺乏对自由要素的时代阐述之后,必然会产生的,就是民主在现代周期中流向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一定是积极的,甚至很可能是偏离民主精神的,正如缺乏自由含义和精神的政治正确对于当代世界秩序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反社会影响那样。以民主之名奉行表面民主的实质,不仅在根本意义上摧毁了民主的价值,也因其裹挟而至的各种借民主之名实行的非社会性公平竞争,成为损伤民主的行为。而基于政治正确的表面民主,它不仅在整体社会中缺乏对民主原意的理解,也在民主增长的政治秩序中,稀释了民主及自由属性的现代纬度,并成为某种听上去很伟大但却极为恶劣的废品式民主滥调。更荒唐的是,在越是讲究政治正确的时代中,无论西方亦或大陆极权区域,其所有的最终结果在事实上所导致的,不是世界变得更好了,而是变得更差更难以承受更压抑了。

极权没有政治意义

一切非现代民主的危险不在于是否要利用民主达到在政治正确之外的额外特权,这仅是可以预测的部分,而是在于,将民主理解为绝对体系,从而搅乱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边界。这种泛化、混淆及人为设置的结果,就是将某种实际上非民主的意识并行进世界之中,以没有界定导向失去逻辑,并最终使得基于自由价值的民主体系缺乏现实意义。这一点,正如同将普世观念强行解释为操纵、确立人类共性的政治手段一样,是将普世理解为绝对意志的一种非理性阐述,以为将消除差异的标签贴在普世的内在含义中,就可以对此进行批判。但是,在民主的自由秩序中,普世价值及观念体系与追求统一在根本上不存在任何关联,是因为普世是要开掘并保护人类文明及世俗社会的多样差异,并且更重要的是,普世价值本身就是对独立属性的捍卫,因此普世是基本原则,但绝不是最高政治意志的绝对体现。

混淆民主与极权在制度属性上的差别,并将此引述为政治差异的现实流向,是在混淆普世之外,另一种刻意抹杀民主价值的手段。它当然不是虚无主义的表现,甚至也不能作为投机主义的卑鄙手段,而是说,这样的诡辩,在本质上体现的其实对民主的抵制。因为民主和自由所遵循的差异和独立原则,并不适用于在政治层面上对极权作为政治体的体系的差别,也就是极权并不能作为政治及社会差异之源的借口,从而在民主制度中获得赦免。极权是没有政治意义的,并且不在自由此一序列中。极权只能导致反人类和罪恶,这就是在最终层面上,一切超级权力最终失败的原因。而人类则继续向前,以扩大自由属性的民主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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