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18/2018              

任协华:人权的当代涵义及现代性

作者: 任协华

(“《零八宪章》十周年:知行合一”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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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网络图片)
 
全球政治状况的本质,取决于一个基于现代人权的制度原则是否确定,而并非仅指向社会生活的稳定及富裕程度。这是因为,“稳定”并非指外部社会受制于政治权力的约束,从而形成表面无异议的形态,也即体现为,极权在当代的架构内,为权力的一致性采取了强行对民众进行政治隔离的手段。而无人权的稳定,肯定是一种不诚实的假象,这不仅在于人权本意所应具有的不同意见的表达受到了限制,同时也因为,人权是隶属于民主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人权(作为个体的自然权利和作为公民的社会政治权利)就没有民主的来源,在这一点上,中共作为反逻辑的头号先锋,在其统治大陆开始,就以欺骗和镇压,将大陆民众的人权全部没收,非但如此,在面对国际社会时,却反而高喊人权口号,刻意制造混乱,由此形成的就不再仅是一般的非法政治状况,而是彻头彻尾的独裁暴政体。
 
中共吞没全球化
 
对人权作为普世价值观念的现实回应,是产生民主思潮的首要动力,它不仅要体现当代政治的文明程度、系数和价值的现代性,也更注重,在一个被扭曲的全球进程中如何重塑全球化的决心。须知,中共借“全球化”作为对外扩张的手段,以掠夺性的权力标志同时作用于对内和向外殖民,此种政治类别的反向运作,即是全球进程中,将全球化改头换面的结果。也即,它是全球化的反向索取的过程,是导致世界动荡和政治失序的一个必须要彻底解决的危机,是因为反全球化的中共,借全球化之名所催生的是非常清楚的恐怖政治形态。不仅如此,中共同时以人权之名行反人权的事实,不但加剧了大陆分裂的幅度,也在较现实的状况中,对自由世界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价值的行动构成了重大威胁。
 
人权的社会转型
 
现代民主体系的重要性,是通过对人权内在涵义的扩展形成具有社会化的图景,因此人权的涵义并非仅指一般意义上关于人的权利,而是在于,人权首先是作为对一切意识形态的分离和消除,以及同时人权是对所有包含统治权力的非供给体系的达成,因此,人权本身即是对全球化之后当代社会的重要拓展。也由此,所构成的关于公民不服从和进行社会抵抗的行为,才能在民主转型此一议题中产生不同于反对立场的影响。换而言之,全球化是对人权的回馈而非遮蔽。而中共一方面非常清楚自由世界对人权的重视,同时假装配合以营造貌似逼真的人权图景,但在另一面,却不断对人权进行疯狂压制,以在维护自身作为独裁政治的权力主体之外,对社会民众予以掠夺。此种分裂的政治景观,并非仅是罪恶的体现,而是说,中共对自由世界形成的压力,正在逆转人间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中共甚至迫使人们相信,赤裸裸的利益比正义更具有现实感。
 
中共朝向全球阶级斗争的野心
 
极权对人权作为人性本质的制约,源自权力中心主义之外的盗窃心理,同时也是其殖民欲望的真实反映。中共试图收买并控制一切,包括其对人权本质及涵义的诡辩,都在表明对中共而言,全球化不是其政治形态的表述,而是将全球化作为极权统治的时代背景加以对待。因此,无论是曹顺利、刘晓波,还是所有为争取大陆民主而被判定为颠覆罪的民主人士,都不会出现在中共对人权所下的定义中,这种权利剔除不仅意味着对当代政治的背叛,同时也表明了中共反全球化的趋势。但是,当这种趋势被刻意理解为是地缘政治的产物时,中共对人权的抹杀和掩盖就会造成更大的灾难,是因为中共一向以在世界秩序中,重新扩张全球化的阶级斗争堡垒、以彻底摧毁自由世界的野心从未停止。但是,这种意图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被极力淡化了,并且造成了一种恐怖的极独政治的陷阱,它是暴力和造成暴力一体两面的具体存在,也是阶段论和极端主义政治对全球化进程的吞没。因此,重新界定现代社会中关于人权的实际涵义,就已经是对中共本身作为权力体的行动反抗,亦是转型议题中对真实状况再深入的密切审视。
 
民间社会与现代权利
 
对当代社会而言,人权不是某种生成性质的特别权利,而是说,人权是对抗意识形态所控制的政治体系中唯一的具有普遍属性的器物,它本身就包含了人的现代属性,从而在更近的层面中,区别于排他性的政治权力体。即使当中共将人权分割、剥离从而行使“政治人权”而掩盖社会人权时,人权的重要性也并没有得到丝毫改变。这就如同中共虽然在竭力压制大陆民众的人权,但却反而使得人权在大陆得到了民间社会的支持一样,是在于民众用他们的行动表述了人权作为现代民主的基础,并且区别于被统治时所谓的人权观念。人权本身并非作为共享形态被纳入到人间社会的体系中,相反的是,人权具有独立性,由此所构成的社会和政治才是民主体制的本质所在。因此,尽管中共从来都不愿承认民众具有其独立人权,但依然要面对的是,直接否认人权将损害统治的合法性。但是,中共的分裂并不仅表现于对人权的遮蔽行为,而是在于,分裂本身就是中共在当代世界的本质体现,就如中共的意识形态划分一样,中共对阶级斗争的兴趣之浓厚皆源于对人权的惧怕,但中共恰恰忘记了,打压没有任何作用,包括隐瞒和欺骗。
 
一切非民主政体之所以对人权进行实质毁灭,其原因在于它是对权力破产的一种反向扭转,也就是在事实上,极权与专制无法回答其权力来源的历史依据,它只能对常规权力进行回避,而不敢正面直视,由此所造成的结果,必然是取消人权以防止权力崩溃。中共所有的一切皆因于此。也即,人权在实际上即是政治权利的对等体系,它也是外部世界和内在本质的现实反应,但中共的实情是建立在特权和小集团利益的基点之上(习仲勋要的也不过是小集团里的小公平,而非民主或人权,也就是觉得分赃太少,所以习近平吸取了他爹的教训,要把一切都放进自己的口袋),中共对外部世界进行索取既不合常理也缺乏政治的正当性,这种悖论是导致中共不放弃独裁进而试图冲击自由秩序的真正根源。而就现代民主体制中关于民主转型的必要性而言,人权作为民主运动的主要抵抗方式,则存在着天然的普遍影响,也就是人权是社会性得以修复和获取前进动力的重要根本,当转型面对到某种受阻的进程时,要逃离中共悖论的陷阱,则又要运用现代民主赋予人权以全新的视野和涵义,以在最基本的形态中,分离并透析中共对民众的侵犯,将其罪恶暴露于外部世界,以反击行动使中共进行的世界性阶级斗争退后至无力状态。
 
现代性甄别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美国外交官杰森对中共的人权提议投了反对票,并指出,中共将人权置于发展和贸易之下的行为,不仅是对人权的牺牲,也更倾向于为独裁获取世界性的利益。而由反对票的指向所生成的,正是对中共作为极权形态的重要反击,是在于发展的前提是建立在人权的起点之上,而不应将政治性权力的转向投射到人权沙漠中,以逼迫其他国家在利益和人权之间进行取舍。美国的反对明显是对中共极权形态中没有人权的勘破,它在最靠近事实真相的视野中为“人权”的现代性和社会性进行了有效的甄别,是为了不仅要区分专制对人权的借用,更要在政治领域的逻辑中,确定人权在物质层面中的超越性。也就是人权不应当被视作可以进行资源等值交换或谈判的筹码,而是相反,无论在贸易、利益的体系及行动中,人权属性中有关现代文明的原则不会被改变,是因为人权是构建一切的基础,无论是在政治和社会功能的场域中,人权都将以明朗的不可误读的价值,构建着对意识形态的反对动力。
 
重构:当代人权的起点
 
在当代民主转型的谱系中,尽管物质和科技的发展正在造就着一个不同的新世界,但也正因为如此,也就必然存在着某种含糊视野,以在不主动的消极状况中忽视民主与极权的差别,这也为极权下依然一样可以得到自由的论点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参照,甚至更严重的是,它是对外部世界进行侵略的开始。而无论是运用意识形态的高压手段,或利益威胁的扩张阴谋,都无一例外地体现在以中共为标志的极权体系中。台湾李明哲案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人权侵害事件,中共以种族主义为名,对民主地区进行实质报复,用专制暴力掩盖人权的不平等状况。同时又运用令人惊愕的下流方式,将人权阴影扩展至大陆之外。但却同时不停举办和参与所谓的人权论坛及会议,频频发布中共对人权的重要解释,不断干扰外界视线,此种分裂而错乱的行径,在本质上就已构成了对人权的严重践踏,更使得国际政治秩序因此迈入动荡和危险的不平静时期。而要阻止和抵抗中共的人权阴谋,则又必然地,就要将人权议题以现代性视野进行重构,以在民主序列遭受到创伤的当代状况中,确证人权的现代性涵义。
 
因普世价值所缔造的人权观,不仅具有着对未来的承接,亦从政治形态的混乱中为当代社会提供着足够丰富的制度跨越,因此讨论当代人权的起点,即意味着对政治隔绝社会的瓦解。正如民主运动所要针对的并不仅是对制度完整的要求一样,现代人权的场域是使秩序成为现实的开始。当基于反对性质的民主立场跨越了尝试反对的壁垒之后,民主将要创建的,就不再是对权力乌托邦的消除,而是更进一步,它是对所属区域进行非意识形态的修复,并将权利还原为权利,将政治体制还原为自由价值。尽管伪装成种族主义的极权运动(如统一论、如爱国主义)仍存在一定的威胁,但是,真正的问题将通过对人权的重塑呈现于社会现实的容器中。换而言之,中共暴力至上的利益主义之后,在实际上正处于自我崩溃的弱循环阶段,而大陆民主转型是否能在此一时期有所斩获,则取决于对人权价值的坚守,以挽回在抵抗运动中流失的力量,包括对民主与逐渐发达的市场的判断,以及对民主进入大陆的准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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