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与 】  时间: 6/26/2017              

谢显宁:文革成都132厂“5•6事件”死难者墓冢

作者: 谢显宁

谢显宁 微信号1362801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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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武斗,四川发生早、规模大,并迅速从冷兵器开打发展到热兵器集团搏杀,从被淘汰的汉阳造、中正式到仿AK47的五六式通通上阵,甚至成为全国动用炮舰武斗的唯一省份(发生在重庆。当时重庆属四川管辖)。

 

文革中持续近三年的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无从知晓,就像文革10年死了多少人无从知晓一样。虽说文革已过去半个世纪,但由于对这场浩劫造成的灾难没有彻底清理,其幽灵仍隐隐约约似乎不曾远去,而盛行于文革的暴戾血腥之气,也在征地、拆迁、维稳、维权等不同场合发生的暴力事件中借尸还魂。更令人担忧的是,一股怀念文革,粉饰文革,企图为文革翻案的阴风也泛出隐隐的寒意。千万条生命消失,千万个家庭破碎的悲剧被淡忘。

 

也许人们意识到了企图回潮的祸水已经蠢蠢欲动,网路、微信上近来频频出现警醒文革重来的呼声和文章。其中,《成都拾零,刺痛城市的枪声》(注一)一文(作者平叔闲谭)更是广为流传。此文说的是发生在成都132厂的大规模武斗。这是文革中一派群众组织真枪实弹对付另一派群众组织,造成现场打死52人,打伤3100多人的惨案。此后,热兵器武斗便瘟疫般在全川、全国蔓延开来。

 

因这场武斗发生在196756,史称成都13256事件或56惨案,简称“56事件”。50年后。惨案发生的原因、过程、及事件处理的情况大体已经清楚,但遇难者魂归何处却一直不为外界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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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成都“56事件”追悼会灵车队。灵车用大卡车改成,45位死难者被摆放在车上,身上覆盖着各自所属造反组织的旗帜)

 

2013年清明前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听朋友王荣生先生讲,132厂“56事件”死难者埋葬在东郊竹望山公墓。不久后,我们相约去了竹望山。

 

墓地在竹望山后山的一面山坡上。看样子,似乎是一片乱葬岗。山坡很大,既不在公墓任何一个墓园的围墙内,自身也没有围墙与外界分隔,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坟墓杂乱无章地挤满整面山坡,没有花草,没有树木,也看不出有人管理,目及之下,一片萧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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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事件”死难者墓冢集中埋葬在山坡西北角。这里一共埋葬了45个死难者。从残存的墓冢可以看出,45座墓按长方形规范排列,每排埋9人,一共5排(左图为“56事件”死难者墓地)。

 

墓冢十分简陋,在几匹红砖上覆以水泥而成。如果不知道“56事件”,抑或知道“56事件”但到了这里不读周围墓碑上的碑文,也不会知道自己置身于“56事件”死难者之间。即使现在去,仍然如此。为什么?因为原先的坟墓有的已被起走,有的已改建并重新立碑。残存的水泥墓冢已经不多,而且墓碑全部被砸毁。最大的残碑上也只能看出残缺的“之墓”两个字,死者姓名无从得知。

 

到了这里,只有读了几座改建后重立的碑文,才会发现死者都“不约而同”地死于196756,以此知道这是那场惨案的牺牲者埋骨之地。但问题是,即使有人到这里来扫墓,谁又会一个个去读别人的墓碑?想必正是这些原因,才使“56事件”死难者墓地至今不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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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56事件”死难者墓地)
 

 

《成都拾零,刺痛城市的枪声》一文,内容实际上是201356发表在《共识网》上《王锐:文革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注二)(以下简称《“五•六”事件始末》)那篇长文的“简略版”。共识网特地在56这天发表此文,纪念意义显而易见。该文对“56事件”做了详细的叙述。

 

196756中午,面对约10万造反派的围攻,132厂领导层决定“发枪护厂”。当场共发出机枪10挺、步枪149支、手枪几十支,子弹若干。领抢人员的工作证共188个。就是说,至少有188个人领取了枪支弹药。这已经是一个超级加强连了。加之132厂职工中有大量复转军人,不难想像,这支配备188支自动、半自动制式武器的准部队会有多大的杀伤力。

 

枪声在当天下午250分左右响起。“56事件”惨案由此拉开序幕,文革中成都地区最严重的流血伤亡事件由此铸成,并影响全国武斗,最终发展到动用大炮、坦克、炮艇的“全面内战”。

 

56事件”发生一周后,四川医学院(现川大华西医院)“915战斗团”和川医附院造反派,联合公布了《成都“五•四”、“五•六”大血案中革命战友伤亡情况调查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川医是文革武斗期间接收伤亡者的主要医院),《公告》说,“56事件”共造成52人死亡,其中49人直接死于开枪现场。49人中,男39人、女10人。20岁以下(包括20岁)31人,其中15人为16岁以下(包括16岁)未成年者。假如3100多伤者中后来有人不治身亡,加之132厂产业军晚上突围时以机枪开道,假如有人中枪身亡,两者相加,“56事件”死者则将不止此数,而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但遗憾没有了后续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研究也应该深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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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图为潘美德、曾向东、范培瑾墓)

 

《“五•六事件”始末》一文根据《公告》介绍了以下12位死难者:

 

李全华,男,22岁,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北地东方红公社红卫兵,“首都红代会赴西南战斗团”战士,当时和几个解放军战士及成都的红卫兵在宣传车上,正向产业军喊话时头部中弹死亡。成为第一个遇难者。

 

程其逸,女,成都26中学生,属“红成”成都地质学院“解放大西南兵团”红卫兵,和李全华等在宣传车上,腹部中弹身亡,年仅16岁。是现场第二个遇难者。

 

潘美德,男,18岁,成都5中学生。随队冲锋时中弹身亡。

 

侯显亮,男,21岁,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川师“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红卫兵。

 

许敏,女,25岁,成都市工农兵相馆职工,下班后赶到132厂,抢救一位受伤的红小兵时中弹身亡。后来,孩子们为她重建的墓碑显示,她遇难时27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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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图为许敏墓)

 

秦劲松,男,19岁,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学生。属“红成”成都工学院“十一战斗团”红卫兵。其父秦仲藩58看见游行的灵车上写有“秦劲松”名字的尸体,才知道儿子已于两天前身亡。

 

杨正业,男,15岁,峨眉中学,即132厂子弟校学生。属“红成”成都大学“8.31战斗团”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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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杨正业墓)

 

赵宗纯,女,16岁,成都18中学生,头部中弹身亡。

 

蒋应庭,男,19岁,成都水力发电学校学生,“8.26”红卫兵。

 

李海滨,女,35岁,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东方红11.16战团中学红教工“战士。

 

彭霓云,女,15岁,四川师范学院附中红卫兵。

 

李文君,年仅11岁,遇难时仅注明”红卫兵小闯将“,未查明其他情况。是年龄最小的遇难者。

 

在竹望山公墓,我们看见了上述名单中程其逸、潘美德、许敏和杨正业4位死难者的墓冢。此外,还看见了名单上没有的6位“56事件”遇难者墓,他们是:

 

范培瑾,女,13岁,成都市十七信箱子弟小学学生。

 

曾向东,女,16岁,成都23中学生。

 

邓德成,男,17岁。

 

王旭东,男,32岁,遇难时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

 

谢云祥,男,43岁,遇难时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重建的墓碑显示,在他遇难46年之后,孩子们把享年90高龄的母亲,也即他的夫人,与他合葬在一起。可以想见,被文革打碎的这个家庭曾经是怎样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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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为谢云祥墓)

 

还有一座墓冢,遇难者是成都某中学高中66级学生,遇难时20岁,亲人为他重新建墓立碑,但因不愿再提这段痛史,笔者此处只好遗憾地隐去他的名字。

 

在写作本文的时候,“56事件”遇难者贺丽的同班同学提供了她的信息:

 

贺丽,女,成都1中初663班学生,遇难时18岁。

 

此外,笔者通过百度和360网上搜索(无法使用google),又找到两位遇难者:

 

屈德安,男,14岁,盐市口中学初中1年级学生。

 

何正玉,女,16岁,抢救一个受伤的医生时中弹身亡。

 

58,事件过后两天,造反派在人民南路广场举行了30万人的追悼大会。大会开始前,几十辆用大卡车做成的“灵车”缓缓驶入会场,“灵车”上躺着45具死难者的遗体(见图3),每具遗体上覆盖着各自所属群众组织的旗帜。

 

追悼会上,程其逸的母亲尹淑女代表死难者家属发言。据《“五•六”事件始末》记载,她在发言中说:“我大女儿在132厂的斗争中壮烈的牺牲了!她的死,我感到的不是悲哀,而是无限的光荣和自豪!”想必在文革疯狂和文革语境中,她和会上其他人的发言不会缺少诸如 “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死,虽死犹荣!”、“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之类充满“正能量”的豪言壮语。

 

不要用只会说“格式化”语言来看待或嘲讽他们。文革中人说那些“改开”中人看来类似鸟语的话,不是作秀,更不是装神弄鬼。起码不是像眼下的贪官污吏,倒霉前在台子上满嘴仁义道德无比正确,倒霉后原形毕露满肚子男盗女娼。文革中的“程妈妈”们说的是真心话,当然,是在被“完美”欺骗下说的愚昧的真心话。因为受骗之深,把谬误当成了真理,当成了“信仰”。不仅自己心甘情愿为之去死,还认同自己的亲生骨肉去死。不然的话,文革怎么会酿成那么多悲剧——“中邪”的人们为革命、为领袖,不惜家人分裂,夫妻反目,甚至儿子举报母亲导致母亲被枪杀,女儿举报父母导致父母尸骨无存——把丧失人伦当成忠于领袖,坚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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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程其逸墓)

 

况且,程妈妈怎会悲哀,怎会不感到“无限的光荣和自豪”呢?“56”事件发生次日,中央即正式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史称“红十条”)。除点名以李井泉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明他们在文革中坚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式予以撤职外,第十条还专门说了前一天发生的“56”事件,不妨全文摘录如下: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摘自文件原文)

 

记得当年曾动用直升飞机投撒这份文件。飞机在头顶盘旋,马达轰鸣声中,红头子中央文件漫天飘下。彼情彼景彼种氛围,纵有忆万个“程妈妈”,能不豪情满怀?

 

面对一个个小水泥墓,我们产生了一些疑惑,那些疑惑也与这份文件有关:被中央“红十条”肯定的死难者,墓冢何以如此简陋?当时,敌对的两派群众组织都称武斗死者为“革命烈士”,各自修建的坟墓都叫“烈士墓”。那时的“烈士墓”可谓遍地开花,川大、十六中等地都有,但从来没有这么简陋草率的。这点,目前仅存的重庆红卫兵墓可以证明。再者,墓碑何以被通通砸毁?那些遇难者姓甚名谁?第三,有些在原墓址上重建的新墓,其碑文所记与“56事件”完全无关,又是什么原因?

 

当然,不会有人来给我们释疑。但世间事有时候真还说不定。疑惑之际,有个人走到我们身边:一位大理石墓碑的推销员。他边说边指着旁边一座墓碑作为质量保证的样品,并保证给我们打折优惠。我们向他提出上面的问题,营销员没有因为生意不成转身离去,仍然就其所知做了回答。说当年落葬时,45名死难者确实都叫“革命烈士”。但埋下不久又说不是烈士,还把墓碑都给砸了。有的墓挖了埋成另一个人,是因为人家觉得这里风水好,舍不得丢。再问他知不知道“56事件”?他说不知道。这45个人是哪年埋的?谁来埋的?谁砸的碑?他都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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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王旭东墓)

 

推销员走后,我们却发现了似乎他所说的“风水好”的“依据”。与死难者墓紧邻处立有一座大墓碑,我照完相转身一看,醒目的红色碑文写着“已故中共开国元勋陈毅元帅胞兄胞嫂 先慈父陈孟熙将军、先慈母李白文夫人之墓”。墓碑由6位孝男孝女敬立于1990101

 

是不是因为这里风水好,才使残缺破败的“56事件”死难者墓地留存至今?

 

文革10年,祸害巨深。连官方都说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但文革对人的伤害更甚于此,以至半个世纪过去了,到底多少人被斗死、打死、杀死和被迫自杀身死,连个数字都没有。他们的死,令国人寒心,留给亲人的伤痛将永远无法平复。多少父母失去儿女?多少儿女失去父母?那是千万条鲜活的生命啊!

 

无论死者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是文革的牺牲品。这一点,随着文革真相逐渐曝光,随着人们对文革研究的深入,正越来越成为共识。人们也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要防止文革之类灾难卷土重来,唯有记住痛苦,清算罪恶,才可能预防悲剧。正因为如此,巴金老人生前大声疾呼建立文革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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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为文革忠字舞,向毛泽东表示忠心的专用舞蹈)

 

竹望山上这片“56事件”死难者墓冢,虽然残破,虽然卑微,何尝不是一处小小的文革遗迹?尽管长眠于此的死难者是文革牺牲品,但他们更是父亲、母亲、更是在校学生和十几岁的未成年孩子。他们冰冷的墓冢,是对罪恶的控诉。这卑微的文革死难者墓,应该保留,并整修成纪念园地。

 

 

 

注释:

 

注一:《成都拾零,刺痛城市的枪声》链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MTU1MjUxMw%3D%3D&idx=1&mid=2247483921&sn=3666d9073db971cee0886ed7bc9fa95e

 

注二:《王锐:文革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王锐此文于201356发表在共识网,因共识网被封,原文可链接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506/15/9742787_283379165.shtml

 

 

关键字: 谢显宁 文革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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