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6/1/2013              

张耀杰:李泽厚、秦晓论中国模式

作者: 张耀杰

在马国川编著的《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的整部书稿中,最具有思想含金量的并不是十位老人的访谈内容,而是比他们年轻一代的秦晓在访谈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中,与李泽厚、马国川的谈话内容。

为了成功主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政当局,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标语口号,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于人类共同体的普世价值和普世大同的承认与接受。但是,随之而来的关于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总结,却又隆重推出了公然排斥普世价值的所谓“中国模式”。用身为太子党成员的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的话说:所谓“中国模式”论是有特定含义和价值取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特色”或“中国元素”。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即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道路和方式都具有自身的特色和元素,这种差异是基于普遍性而言的,特殊性不是对普遍性的否定,普遍性也不排斥特殊性。而“中国模式”论所表现出的价值观是以民族主义和阶级属性拒绝和解构普世价值和人类文明。

在秦晓看来,当今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地社会转型,未来中国要构建的是现代性社会。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中国的现代性转向起于一百多年前的晚清。百年的路程是曲折的,百年的进步是伟大的,但到今天,这仍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从实现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驱国家走过的路,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目标的偏离或背离。“一些人宣扬的‘中国特殊论’和‘中国取代论’,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秦晓把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笼统地罗列为“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暴露了他对于构成普世价值的六种价值要素——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自然和谐——之间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内在逻辑的认识不清。尽管如此,留学经商的人生经历,历练成就了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常识理性和价值判断。至少在对于所谓“中国模式”的立场坚定的洞察批判方面,秦晓的表现是该书中习惯甚至陶醉于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的十位老辈知识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李泽厚在前一次访谈《如果不改革,中国会慢慢烂下去》中表示说:“现在我不赞成再搞一次启蒙运动,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了,只要上面不要管得那么死,就行了。管那么死干什么?”

在这次访谈中,李泽厚又自我矫正地改口说:“社会革命不可取。应该逐步改良,逐步放开。针对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性的创造’,我提出‘转换性的创造’,主张不必彻底破坏,迅速改变,而可以逐步‘转换’,或旧瓶新酒,或即旧立新,使旧形式逐渐转成新形式。这是我二十多年的一贯主张。我仍然赞赏康德的政治哲学:遵守法律,告别革命,追求笔的自由,反对枪的自由。至于你说的‘思想革命’,其实大家很清楚,老实说,只要政府放开管制,松绑,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马上就起来了。启蒙应该搞,因为现在有些人不是启蒙,而是‘蒙启’,把已经启蒙的东西再‘蒙’起来。不过,我还是希望更多推动制度变革。我认为,有三点必须做,第一要党内民主,第二舆论监督,第三独立审判,检察也要独立。中国太大,情况复杂,这些可以慢慢做,渐进,累积。”

李泽厚所谓的“党内民主”和“告别革命”,其实就是江平所谓的“在目前的体制内来进行”的“民主进程”。这种擅自划定民主边界和革命权限,肆意剥夺党外人士的正当人权的身份歧视;归根结底源自于中国传统的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神圣偶像的“道统”思维;也就是自以为身份特殊并且绝对正确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天理人欲、成王败寇、非此即彼、单边片面、是非分明的点线思维。但是,自以为是身份特殊并且绝对正确的“道统”中人的哲学家李泽厚,与法学家江平一样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威和经济实力来依法限定执政当局的言论管控和改革进程;甚至于连所谓“第一要党内民主,第二舆论监督,第三独立审判,检察也要独立”,也是李泽厚单边片面、纸上谈兵的一厢情愿想当然。在掌握国家机器的执政当局没有也不肯最大限度地依法行政、推进改革、保障人权的前提下,李泽厚面向民间社会所提倡的“遵守法律,告别革命,追求笔的自由,反对枪的自由”的“康德的政治哲学”,不仅显得空洞无力;而且还有在官逼民反的尖锐对立中充当欺软怕硬拉偏架的强权帮凶的可耻嫌疑。

关于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李泽厚解释说:“中国如果能够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也不同于现在资本主义的新路,那么会对人类作出贡献。但是这样的第三条道路,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相反,具有封建特色的官本位盛行,政府权力过大。一些人认为,现在就存在‘中国模式’,好像中国一切都很好,政治上这样一种控制也很好。这是错误的,会起到误导作用。”

据李泽厚介绍,在现代化暴露出来一些问题之后,西方知识界提出了现代性问题,试图以现代性超越现代化。特别是学院左派反对启蒙理性、普世价值这些现代化赖以进行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即所谓的“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把这一套搬用到中国,成为今日学界亮点,吸引了好些年轻学生。“我颇不以为然。我认为,中国要搞出中国自己的现代性,但不是‘反现代的现代性’,而是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上既吸取、继承启蒙理性、普世价值,而又融入中国传统元素(如‘情本体’)的现代性。不能因为现代化暴露出的问题而否定现代化,否定全球化,否定启蒙理性和普世价值。”

这里所谓的“封建特色的官本位”,显然是对于中国历史的常识性误读。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皇权本位的郡县制之后,中国社会就已经丧失了分封领地、分割皇权的“封建特色”。在以人为本已经成为普世常识的情况下,李泽厚竟然还要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把人类与低级灵长类动物和部分非灵长类动物所共同的情感本能,自欺欺人地标榜为中国特色的传统元素也就是所谓的“情本体”,他的哲学研究的浅薄庸俗、价值混乱可想而知。

在过去的20多年里,李泽厚违背文明常识,闭门造车地创造了许多诸如“封建特色的官本位”、“情本体”之类似是而非的伪学术概念,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误导年轻读者的恶劣影响。他在访谈中颇为独到地谈到当下中国的政学两界普遍存在着把已经启蒙的东西再“蒙”起来的“蒙启”现象;但是,他自己一再鼓吹的所谓“党内民主”、“告别革命”,恰恰是这种“蒙启”现象中最为反文明、反常识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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