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3/2019              

一真溅雪:“文革”期间三百元买到的自由

—— 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作者: 一真溅雪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八月底东北蜜源基本结束,到九月份天气便会开始转冷,刘技师决定蜂群就在王子坟(我们采荞麦花的场地,位于辽宁省建平县小塘公社大塘大队)越小冬,到十月中下旬再把蜂拉回我省采山桂花。然后,或在我省就近越冬,或再往南拉到福建、两广或云南去越冬繁殖。
 
正在此时,我收到孫XX[註:1]的来信告知:我省已下文件,将我省下放农村的近三十名“反动学生”全部安排工作,但既不平反,也不发毕业证,也不按大学毕业生的待遇,而是作为“普工”(即普通工人)安排到相关厂矿单位去工作,每月工资三十五元。
 
蜂友们知道消息纷纷前来祝贺,他们都说:小易这下终于跳出了龙(农)门,丢掉了锄头把,吃上了国家粮。这些在当时的农村都是农民们寤寐以求,可望而不下得的“好事”。我说:我还没有决定去不去呢!你们别为我高兴得太早,他们说:这样的好事自己掉到你头上来,你还犹豫什么?你儍呀!
 
那天晚上我躺在帐篷里静下心来仔细一想:通过养蜂跑遍全国以全面了解中国大陆社会的真实状况、存在的弊端,分析这些弊端产生的根源,寻找出克服这些弊端的办法;利用养蜂抵达云南边境、两广、福建沿海以寻找越境或偷渡出境的机会,来实现自己办报纸喚醒民众的理想,这些事情经过好几年的努力谋划,现在刚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就让它中断实在太可借。此外吃国家粮、有稳定的工作、有固定的收入,甚至建立家庭,这些与我的理想、与我为之献身的事业比起来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更何况还是去当一名每月35元的普工,而且由于既没有平反,又没有发毕业证,那么我到了工作单位上,头上还顶着一个“反动学生”的帽子,单位上一搞运动,弄不好我就会作为“阶级敌人”的代表搞到台上去批斗一翻,成为单位上的“职业运动员” ,我儍呀!放着每年交五百块钱就可以买到的天不管地不管;既不开会又不搞政治学习;既不去批斗别人、也无须担心被别人批斗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过,却为了那区区三十五块钱去当“职业运动员”;去开那些永运开不完的会;去学那些永远也学不完的充满假大空话的报纸文件;去一天到晚提心吊胆防止别人对自已的检举揭发,并被要求对别人进行检举揭发。
 
我心想一千几百年前的陶渊明尚且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宁愿辞官归隐田园,难道现在我还要为连五斗米都不值的区区35元钱去折腰吗?所以我决定拒绝中共当局的“招安”。而我省除我一人之外的其他所有的“反动学生”,全都接受了中共当局的“招安”,都去不同的单位当了35元一个月的普工。
 
当我向刘技师他们表明我不想参加工作,想继续养蜂时,他们一个个睁大眼睛几乎不相信他们的耳朵,他们说:你刚才说什么?你不去参加工作?要继续养蜂?你疯了吧?廖X中[註:2]他们的下场你没有看见吗?
 
我知道他们无法理解我,有些原因又不便跟他们明说。我只好对他们说:我已习惯养蜂这种天不管地不管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想到单位上去受限制,这当然说服不了他们。后来他们说:先不管你去不去参加工作,你先回去看看再决定总可以吧!现在蜂场里又没有什么事,你等在这里也没有必要,迟早反正是要回家乡的,你先回去,在家乡等我们,到时候我们帮你把你的蜂群和养蜂用具一起运回家乡就是了。
 
我一想也有道理,就决定先回去看看。
 
我把行装整理好后,用一个小铁桶带上二十斤荆条蜜(是准备送给我弟弟的)就到最近的沙海车站去乘火车。原想卖一张到我县的通票,可是车站的售票员说:现在最远只能买到北京,因河南七月份发大水把京广铁路冲毁了,至今尚未修复通车。我想那就先到了北京再想办法吧!我买了一张到北京的慢车票经凌源、平泉、承德、鹰手营子、密云到达北京。
 
到北京后,到车站一问,京广线尚未通车,何时能通车要等通知。我只好在北京住下来,但是北京滞留了许多等待南下的旅客,所有的宾館、旅社、招待所都挂出了客满的牌子,不要说我没有钱去住旅社,就是有钱也住不到。于是晚上还是只好按那次到北京上访的老办法,买一张两三角钱的短途车票混进候车室,就在候车室找一处空地,垫上报纸就在上面睡一晚,等于花两三角钱住一晚候车室“旅館”,倒也合算。车站也知道滞留旅客无处住宿的情况,也只好睜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像68年我们到北京上访时那样,到半夜组织民兵来驱赶在候车室过夜的旅客。
 
到第七天传来消息,京广线已开始通车,第八天开始对外售票。第七天早早吃完晚饭,就带着报纸和行李睡到售票窗口外去排队买票,第八天上午我终于买到一张到省城的快车票,这是47次北京到广州的快车票,也是京广线修复后从北京开出的第一趟旅客快车。
 
这次7月份河南发大水,是因为7月份河南中南部接连下了好几天特大暴雨,信阳以北的驻马店、漯河、长葛一带历年都干旱少雨,所以缺少排水设施,一遇到这种前所未遇的特大连续暴雨,积水无处排泄,又加上板桥水库等大、中型水库连续溃坝,造成这一带水位猛涨,溃坝引发的洪水来势凶猛,不仅冲毁了农田、村镇、桥梁、城市就连京广线的铁路和行驶在京广线上的货运、客运列车都一起被冲毁了。客车上的人员全部被淹死在车箱里,平地水位一度超过两米,淹死的民众难以数计(后来据统计死亡达数十万人之多)。
 
按照中共当局报喜不报忧的“光荣”传统,如此惨烈的灾情、范围如此广泛的灾难、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如此巨大的灾难居然几乎没有报导。以致当时的国人,特别是远离河南的国人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场75年发生在河南的特大灾难。
 
我们这趟47次列车是京广线恢复通车后从此京开出的第一列南下客车,列车从北京开出后,经过河南灾区时已经是下午,由于原来的路基轨道已被洪水冲毁,我们列车所行走的线路是由铁道兵临时搶修起来的一条线路。新筑起来的铁道线,路基还不很牢固,所以列车只能以那种进站时的慢速度在线路上行进。
 
水灾虽然已过去了一个多月,但铁路两旁还到处是被冲毁的房屋、道路,看不到庄稼、看不到人烟,临时线路两旁到处是扭曲变形的铁轨、枕木、在一个冲毁的小车站附近,还有一整列客车东歪西倒的地趟在距铁路线一百多米远的地方,还见到一座二三十米长的钢架桥被冲到了离桥墩好几十米远的地方。在另一个小站附近还有一列货车被洪水冲到了离铁路线好几十米远的地方。远处的低窪地带还积有无法排出的积水。
 
据从灾区上车的乘客说:灾情发生后,上面派了好多部队的官兵前来救灾,主要是处理因灾死亡的人员,由于正值酷暑,气温高,尸体迅速腐烂发臭,灾区到处都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尸臭味,令许多救灾的官兵呕吐不止、吃不下飯。为防上发生瘟疫,官兵们把从田野上、房子里、火车箱内收集来的尸体集中在一起,淋上汽油进行焚烧。我们的列车经过时,灾民的尸体早已清理完毕,所以已闻不到腐尸发出的臭味。只是在灾区我们所经过的车站,再也看不到一个以前客车一到站,就蜂拥而至的、向乘客兜售烧鸡、烧饼、饅头、瓜子、花生的村民了。
 
我们的列车以这种比走路快不了多少的速度走了好长时间才通过了灾区,大概列车经过了确山之后,才恢复了正常行驶速度。次日上午列车终于到达了省城。我到了我弟弟那里,将那二十多斤荆条蜜拿给他,我与他商量被招工的事,他极力支持我的意见。
 
晚上我搭火车回到了我下放的生产队,第二天队上的人都来报喜说:小易,你终于熬出了头,你们学校来人安排你到X化市轻工业局去报到,你还没有回来,公社就已经帮你办好了到X化市轻工业局的户口迁移手续、报到证也放在公社,只等你去拿。
 
孫XX已被安排到X阳市电机厂工作,他已经报到去了。虽然我早已打定主意不接受中共当局的“招安”,但我又不想当面拂了社员们的好意,就说:等明天我到公社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再作决定。社员们走后我心想:公社干部们因为我帮兰X志申冤的事,是巴不得我早日离开兰岭,这样就没有人来找他们的“麻烦”了,所以在我招工这件事上才表现得那么积极,我人还没有回来就先帮我把户口迁移证、到X化市轻工业局报到的手续都给我办好了。我估计我要继续留在兰岭恐怕有点困难。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公社,马秘书一见我便说:小易啊,你什么对候回来的?党和政府关心重视你们大学生,已经安排你到X化市轻工业局的X化玻璃厂去工作,你要感谢党和政府对你的关怀和重视,我们公社党委对这件事也非常重视,你看,你还没有回来,我们就巳经帮你把户口迁移手续和到单位报到的手续都办好了。说着就从抽屉里把户口迁移证和报到证都拿出来交给我。他正在期待我说出几句:感谢党、感谢政府和感谢公社领寻之类的话之时,我却冷冷地对他说:我不去!他睁大眼睛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神态望着我说:你不去?为什么?我说:我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扎根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难道不行吗?马秘书说:这是党和政府对你的关怀、重视,好多人想都想不到的机会,你还不去!反正你的户口已经迁到了怀化轻工业局你不去也得去,要重新迁回兰岭,我们也不会同意。
 
我知道X塘公社将我“趕出”兰岭的决心已定,我要留在农村继续养蜂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户口迁到别的农村去落户。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我终于把我的户口迁到邻县的一个公社落了户。
 
我离开兰岭时,我留给兰岭村民的印象就是:小易这个人,人是个好人,就是有点“杏”(当地土话,就是“儍”的意思),因为我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有许多都是他们无法理解的。离开兰岭之前,我把从凌源带回的一套睛纶衫、裤送给了兰X件家,并对多年来他们一家对我和孫XX的关照表示了真诚的感谢,他家知道我已将户口迁移到相邻县的某公社,走前他家请我吃飯,算是给我踐行吧!
 
饭后我带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兰岭。自从我和孫XX1969年2月7日下放到兰岭五队,到1975年12月20号前后离开兰岭,在这里度过了差不多整整七年时光。在这里,我认识到了中国大陆农村的贫困、愚昧、落后,以及善良与凶残、逆来顺受与奋起反抗并存的精神面貌。
 
为了能让他们过上丰衣足食和享有做人的一切基本权利的生活,让我深感自己肩头责任的重大,和未来道路的艰辛与漫长。我带着这种既留下了许多美好记忆,又让我对这里发生的许多事令我深恶痛絕的复杂心情,离开了兰岭这个既令人留恋,又令人憎恶的地方。
 
这年十月中旬,还蜂友的的帮助之下,蜂场回到了家乡,我们进山区采完山桂花之后,回到车站,于12月二十三号从家乡装车南下,于二十五日傍晚到达广州南郊的石牌车站。卸车后,我把蜂放在石牌车站东边一所小学的围墙外边,我弄到了一套简易炊具,就开始自已做飯,大米、腌菜、油都是自己带来的,只要买点蔬菜就行,为节省开友,我在帐篷傍用石块壘了一个柴灶,到附近的山上捡了一些柴火炒菜做饭,就省下了买柴油的钱。
 
生活安排好后,我发现在石牌这个地方蜂群进糖进粉都很好,这不也是越冬繁殖的理想场地吗?何必再花钱雇车拉到四会去呢?
 
石牌,我们放蜂的地方是属广州市郊的棠下大队,是一个以种植蔬菜为主的大队,那时菜地里种植的菜心(是一种与白菜苔相似的蔬菜)已经开花有粉有蜜,于是我决定就在棠下繁殖蜂群算了,这样也可省一笔到四会的运费。
 
这里的菜农们对我都很友好,其中有一位男青年叫阿奇与我关系很好,时常送一些他家自留地种的蔬菜给我,还有石牌车站的梁站长、扳道员潘诊、货运员盘北泉都对我都很好,特别是那位叫潘珍的扳道员,他是广西武呜人,在唐山铁道学院铁路运输系毕业后,居然分配到石牌车站当了一名扳道工。他对当前的局势、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在许多方面都与我不谋而合,我们很谈得来,他不值班的时候就会到蜂场里来和我聊天。有次他对我说:易师傅,我真羡慕你呀!我说:你有工作、有工资、生活安定,我一年到头浪迹天涯、四处漂泊、居无定所,我不羡慕你倒好,你还羡慕我。他说:易师傅,你一年交500元给生产队,生产队至少要分一百几十块钱的粮食、茶叶、菜油……等物资给你,你实际上只花了三百多块钱就“买”到了那张养蜂的证明,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外面养蜂。你不开会,没有政治学习、不批斗人家、也不被别人批斗、你没有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勾心斗角的烦恼。只要你在外面不犯法,你就是个天不管地不管的自由人。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曾写下过那首脍炙人口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宁愿牺牲自己宝贵的爱情和生命去换取自由,可见自由的代价是何等的高昂,自由是何等的宝贵。而你每年仅需花费区区三百几十元就买得了那宝贵的自由,真是太便宜了,怪不得你不去干那种35元一个月的普工,我真想和你一样去养蜜蜂。我笑着说:那好呀!等我以后蜂群发展起来了,你就跟我来养蜂吧!你愿意,只怕你的家人不愿意。
 
[註:1] :与我下放同一生产队的我省某高校的“反动学生”
[註:2]:与我们一同放蜂的廖X中蜂场,就在这年上半年由四十几群蜂满蜜足的蜂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便因时运不佳、处置不当和蜂群感染美洲幼虫病而导致整个蜂场全军覆灭,只落得一个人空手回到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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