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4/26/2019              

闵良臣:你们的灵魂都在干什么

作者: 闵良臣

引子:据专家多年研究,中国人(当然不只中国人,至少还有日本、韩国人)的平均智商稍高于白种人,所以说,中国人“不笨”。因此,除了古人说的活不下去了还可乘桴浮于海之外,言论不自由到一定地步,还能“托作”,而且这在敝国也是颇有传统的。

于是,近日就看到这样一篇托作。说是“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

这当然是假的。但作者是假的,那假作者说的话未必没有意义,这里不妨摘录两句:

“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在中国,“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  
 
2019.4.17晨

 

本人愿因此文受到全国大学老师特别是清华北大老师们的声讨。

为何不说教授,因为大学里单是教授,就分多个等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曾在文章中透露过),何况还有副教授、讲师呢,所以我只能将他们统称为“大学老师”。

坦白说,自己一直对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不满;而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不满,最终又只能落实到对大学老师的不满,特别是对北大清华老师的不满。大约十年前本人曾做过一篇小文章,意思是如果北大清华那些老师们都能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对这个国家是很有意义很管用的。

遗憾的是,这么多年过去,我已经活到六十多岁了,依然没有看到这种场面出现。

很难想象,大学老师,尤其是北大清华的老师不是中国最顶尖的高级知识分子。至于中国“两院院士”,人数少不说,人们发现仍然有“水货”,甚至还有依靠权力或金钱当上的“院士”,因此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北大清华或清华北大,什么意思,就像说陈寅恪是教授里的教授一样,这两所大学,是大学里的大学。自杀已经快三年的《求是》杂志副总编朱铁志,生前就在《如果我死》这篇文章中“强调”,他“虽然在学术上毫无造诣,但我毕竟混进最高学府,正儿八经地学过几年哲学,至今还保留着母校颁发的哲学学位证书”。这里强调“最高学府”,就缘于他读的是“北大”哲学系,而不是普通大学哲学系。

那么在这种大学里的老师有什么义务吗?我觉得应该有,否则,就枉称大学老师,更枉称“大学里的大学”的老师。

那么是什么义务呢?在本人看来,那就是不仅教授学生知识,更应该教授学生懂得什么是公平正义,什么是自由民主,而且所教的这些,都是真的,不是假的;甚至在课堂上就应该给学生讲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否则,那老师即使不是个“水货”,至少也是不适宜去做这两所大学乃至所有大学的老师的。

那么,老师做到“这一点”,就够了吗?还不够。

不仅要教授学生们懂得这些应该懂得的东西,尤其要教他们应该守护和坚持它们。一个学生在“最高学府”中“混”了几年,出来后,人前谈起来,虽也一套一套,可人们发现,这人不过是在“背书”,根本就没有坚持过他所学的东西。那么,这虽然也有学生自己的责任,可在我看来,老师的责任似乎更大。

我们知道,一种习惯养成后,很容易形成条件反射,不可能轻易改变。如果一个从最高学府走出的学生,就像王安石在文章里写的那个“方仲永”一样,在守护和坚持这些特殊的东西方面竟“泯然众人矣”,那么,即说明你这老师不合格。你没有将你的学生训练到守护和坚持那些东西达到条件反射的地步,没有让他们把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变成他们的生活常态。这同样是失职。

鲁迅有篇文章《“公理”的把戏》,是一九二五年要过完时发表的。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在这篇文章后面对“骗一口饭”有注释:“这里指教书而言。”当年即有人认为:“今日身当教员之人,果有几人肯为教育牺牲?大多数不外以教习为糊口之职业,而存心借此骗一口饭而已。”鲁迅在文中当然是讽刺这么说,可放到今天,倒觉得有几分合适。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我知道,在中国大陆,连他的名字现在都成了敏感词,可以想象这个社会、时代无耻到何种程度)出事后,我们看到除了像章诒和这种我们佩服的作家站出来外,清华大学里也有几位站了出来,公开发表声音:清华大学,你错了!清华大学背后的什么东西,你们也错了!

然而,这里一定要强调,清华大学有多少老师?那些老师为什么不站出来发声!难道法学教授许章润真的错了吗?如果许章润没错,学校如此对待你们这位“同事”,你们就一点也不感到气愤吗?此时此刻,你们扪心自问:你们还配这所大学的老师吗?还配别人称之为高级知识分子吗?如果不配,你们夜间躺在床上,就没一点愧疚感吗?

你们的灵魂都在干什么?难道就是想着如何把讲师升为副教授,把副教授升为正教授,把三级升为二级,把二级升为一级?或者一如鲁迅当年所讽刺的“学界”,你们中有些人也有了“官瘾”,连“魂灵就在做官”?你们真的不以许章润出事你们没有站出来发声而感到羞耻吗?

当然,说你们的灵魂(且不说在想着“做官”)就是想着把讲师升为副教授,把副教授升为正教授,把三级升为二级,把二级升为一级,一言以蔽之,就是“骗口饭吃”,也许言重了,可你们的灵魂离骗一口饭吃,又还有多远呢?

中国为什么是现在这样一个中国,谁都会说是制度问题,是文化问题,是国民的问题。但做为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像清华北大这种“最高学府”里的老师们,你们就不觉得,中国的问题,其实就是高级知识分子或者说就是你们的问题吗?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没错。可在今天的中国,我想纠正一下,叫做:有什么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文化,有什么样的人民。如果此观点成立,那么,我就要以有你们这些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而为耻!

北大郑也夫教授在《政改难产之因》中,说他之所以做那样一篇文章,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让我还能看得起自己”,并紧接着说:“多年来我涂抹了上百万字。如果最终在这个我想了许久的、关乎民族大业的问题上不置一词,我会看不起自己的。”

如果容我以郑教授这几句话来推理:别的大学里的老师不说,北大清华的广大老师们,要么你们从来没有像郑也夫这样想过“关乎民族大业的问题”;要么,就是你们从没思考过你们是否还能“看得起自己”这种问题。之所以如此,我只能说,你们的灵魂就是这样的灵魂,没有什么可以做借口、可以让你们推脱的。

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已不用我来说;四十年前不说,就是在四十年里,他们教出多少合格的大学生,也只有你们和上帝知道。我上面所批评的几句,实在不及万一,甚至连自己都觉得不痛不痒。不然,若是对照一下半个世纪前美国时代周刊以及已经去世半个世纪(到今年九月整整半个世纪)的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殷海光先生所说的那些话,只要你们还存一丝良知,就应该脸红,就应该把自己缩到尘土里去,因为你们实在不配别人称作高级知识分子,不配那些学生们喊你们一声老师。

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五章《知识分子的责任》中引述1965年5月《时代》周刊中时代论文的话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此外,“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生怀疑并且提出批评,那么,这个人即令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

殷海光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希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

对照一下吧,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们,你们如果有勇气读一读上面这几百字,并且还会脸红,那么,中国就或许还有希望。

2019年4月14日星期日
 
关键字: 闵良臣 大学老师 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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