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10/2019              

应克复:经济—物质生产与生活方式现代化观念之更新

作者: 应克复

 
 
所谓现代化(网络图片)

  
    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包括经济—物质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与文化观念的现代化三大目标。其中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当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即由前现代化的政治制度转型到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必须由现代化的文化观念为先导。

我们现在提出的现代化这个概念,这个目标,是人类根据目前的认识水平在上述三个领域所要达到的理想的文明水准。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进步,现代化可能又会增添新的内容,去追求新的目标。所以,现代化的概念不是一个绝对不变的固化概念,它的内涵随人类实践的推进、认识的提高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应当以保护环境与生态为前提
 
什么是经济—物质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现在很难作出完整的回答。

就中国而言,近40年来对此问题的认识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邓小平在1984年说,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中国建立了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4页)
邓小平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界定现代化显然不妥。一是他丢掉了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现代化两大目标。二是即使是经济—物质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也不能简单地仅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尺呀!只能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现代化的标尺之一。
不过,那个年代几乎没人会去思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现代化的关系。那时举国贫穷。人民在贫困线上艰难度日。城镇居民生活必需品严格按票证供应,农民向往自由劳动,盼望能吃上饱饭。所以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道出了人民的心声。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定,标志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以后,邓小平指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的这一指示成为全民族的共识。

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思潮冲击下,政府以GDP增长作为考察政绩的首要指标。在此情况下,GDP挂帅、GDP为纲的观念应运而生。但这是一种片面的发展观。在这种发展观主导下,人们不会去考虑发展中投入的代价,发展中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20多年(80—90年代)来GDP是升帐了,经济高速增长举世瞩目,可是,这些成就是以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为代价的!或者说是用生态赤字换取的!跨入新世纪,中国巳成了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在此期间笔者撰写了“中国的生态危机”、“有一种‘破坏’叫‘建设’”等文章(发表在《炎黄春秋》、《同舟共济》、《学海》等刊物),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警告。

请见以下触目惊心的数据——

据2003年国家环保局统计,全国污水废水排放量为460亿吨,其中工业废水占46.2%。超过环境容量的80%以上。长江流域2001年废水污水排放总量为220亿吨,使干流沿线形成600公里污染带,60%的水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淮河则已成了全流域重污染的脏河、臭河。一首民谣如是诉述:“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

空气污染也日益严重。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我国占了一半。在这些城市中,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已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标准的2--5倍。我国600多座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2003年对340个城市的监测中,空气质量属于三级与劣于三级的城市占58.3%(分别为31.8%、26.5%)。

污染是立体式、全方位的。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公顷,约占耕地面积的1/5。另外,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巳到极限。占世界7%耕地却使用了占世界近30%的氮肥。全国至少有1300—1600万公顷耕地受到农药的污染。化肥、农药被农作物吸收仅30%;70%散发于大气、渗入到土壤与河流湖泊以及地下水体之中,至少对13个省份的居民与水生物造成健康与生存威胁。

环境污染同时,生态受到严重的破坏。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过度开发,我国西北地区的湿地正在迅速退化,表现为河流断流,湖泊萎缩,湿地面积减少。五六十年代石河子大规模开垦,使新疆玛纳斯湖周围的富庶之地因水量锐减而消失。新疆建设兵团的大面积开发,在塔里木河上游大量截水,导致罗布泊干枯。目前,我国最大内陆咸水湖青海湖正重复着罗布泊的命运:水位逐年下降,湖面不断缩小,湖边的沙漠面积年均以10.12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黄河源区玛多是三江源(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核心区,境内有大小湖泊4077个,有“千湖之县”、“中华水塔”的誉称,黄河在其境内绵延200多公里,带着49%的总水量滔滔东流。由于过度开发等因素,现只剩下1000多个湖泊,而面积大于0.06平方公里的湖泊仅261个,上世纪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年平均流量减少了27%。江河源区生态的恶化势必向大江、大诃中下游扩大。1972年4月,中华母亲河黄河在山东境内出现断流。这是黄河漫长历史上的第一次。1990至1998年,黄河年年断流。1997年断流多达7次,计 226天。黄河下流频繁断流其原因是上游水资源的过度利用。专家指出,如不采取有效措施,黄河会变成内陆河。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占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占世界20%的人口。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十分尖锐。可是,我国平均每年还在减少耕地1425万亩,而人口年均以1000万之数增长着(2016年开放二胎后增长速度远超此数)。耕地面积的锐减,导致1999年开始我国粮食生产连续滑坡,至 2003年跌至8614亿斤,而2005年我国粮食总供给为9680亿斤。也就是说,我国缺口粮食巳达1000多亿斤。“拯救耕地刻不容缓”,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

环境和生态的破坏影响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此事引起党国领导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任期内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就是为了纠正这种“片面发展观”的。中共十七大(2007年)首提“生态文明”概念,提出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口号。十多年来,政府大力治污,保护环境和生态,其恶化趋势有所遏制,但任务仍十分艰巨。

如2018年《环境科学》期刊上发文称,近20多年,我国粮食主产区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呈上升趋势,点位超标率从7.6%增加至21.49%,增长了 14%。污染物以镉、镍、铜、锌和汞为主,南方粮食主产区土壤重金属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中下游及江淮地区、四川盆地矿区附近的点位重金属超标均为100%。(参见《报刊文摘》2018年11月23日)
根据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2018年11月20日发布的报告称,近几十年来,中国西部冰川加速融化,现巳有 1/5消失无踪,此改变将大规模影响农业及城市用水。这些冰川被称为“亚洲水塔”,是南北极地区最大的饮用水库存,同时也是亚洲数条重要河流的河水来源。

英国中国事务特别顾问彭朝思(charlie  parton)说,中国有12个省市面临水资源严重短缺。这12个省市涵盖中国38%农业、50%的能源工业及41%人口。中国缺水是由于水资源基础被严重过度开采而遭到破坏。彭说,中共耗资1000亿美元打造的“南水北调”工程,即使把全部水输入北京、天津、河北等地也不能解决问题。

2011年中共环保部发布的《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要在2020年前遏制地下水污染;多年过去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中国学者表示,“要想解决被重金属污染的地下水,需要1000年。” 环保部发布的《2014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称,大陆将近2/3的地下水和1/3的地表水,人类不宜直接接触。2016年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发布的《水研究》报告称,在采集中国23个省和44个城市的水质样本中,都捡出了高风险致癌物质。

所谓经济改革的“中国经济奇迹”是指高污染的巨大代价后制造了“生态炸弹”和“生态灾民”。

环境和生态破坏的严重后果之一是威胁人的健康和生命。如,癌症发病率越来越高,新世纪前10年是90年代中期的5倍。四川沱江流域的简阳市简城镇民旺村,上世纪70年代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癌症村”了。当然,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民旺村。在《中国癌症村地图》(2014)上标有“癌症村”标记的共有39个。据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世界癌症报告》数据,每年有1400万被疹断出新发癌症病例,其中每年死于癌症的人数有820万。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20%的国家,占全球癌症死亡人数的27%,每年死亡计221.40万人。肿瘤专家王建璋说,“人类的癌症大约80%—90%都是由环境引起的。”问题还是要从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寻找出路。

经济的发展目的是为了人,为了使人生活得富裕美好,可片面的发展造成了环境和生态的恶化,导致了人的疾病和死亡的增长。

上述据以客观事实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到什么认识呢?那就是,人类的经济增长应当与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并举。以往的教训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了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导致经济上去了,环境和生态却遭到破坏,留下一堆令人头疼的后续问题。

因此,经济—物质生产的现代化不能只考量国民生产总值(GDP),还应当同时考察环境与生态是否得到保护。就是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应当以保护环境与生态为前提。这应当成为经济—物质生产现代化的一条规则,一杆标尺。人类应当遵循这一规则。这才是硬道理。
 
 全球经济增长、人口增长和消费增长都要限定在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
 
下面,我们来讨论更宏观的问题,那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人口增长、消费增长与地球的关系。许多人可能不曾想到,这也是现代化的一个问题。

地球是人类的母亲,太阳是人类的父亲。地球养育了人类,人类又从母亲身上不断地加以索取,直至今天。可人类什么时候晓得要关爱自己的母亲,甚至回报母亲?一切似乎理所当然。

千万年来地球上人口稀少,人类与地球平安相处。可工业社会以来,特别是到了20世纪,人类与地球之间的矛盾凸显了。全球人口20世纪巳达 60亿,比19世纪增长一倍。中国人口20世纪40年代是4亿5千万,至 60年代增长至6亿多,2018年已达14亿。人类的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了。城市高楼林立,二三十层的高楼比比皆是,四五十层甚至上百层的高楼也是司空见惯。人口快速增长,可地球只有一个,它的面积不会增加,而且,海洋、两极、高山、沙漠,又不宜人类生活。人类若要为未来考虑,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已成为当务之急。

与人口增长同时,经济的增长也在快马加鞭。从机械化、电气化到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方式日新月异,生产能力翻番增长,工业社会近两百年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比过去几千年还要多。万千种商品如同滔滔江水不断充斥市场。人类生产得越多,向地球索取得就越多。仅仅一个多世纪,人类潇洒地挥霍石油、煤炭、天然气,开采各种矿石这些为地球储藏亿万年的各种资源。可这些资源是有限的,可以预见的是,不要多久这些资源就会被人类劫掠一空。除非人类从太阳、自然风、潮汐中开辟新的能源。

生产是为了消费。随着人口的增长,各种消费品的消耗也与日俱增。但是,问题不在于人的正常消费,而是由于人的欲望的膨胀,人的异常消费汹涌而来。以往物质财富比较匮乏,人的消费需求受到抑制。衣服,作为人生活的必需品,过去是为蔽体和保暖;比较富裕的人家,顶多有几套体面的服装而巳。现在不同了。除了春夏秋冬有相应的季装,社会上不时流行各式时装,使青年人的服装更新应接不暇。过去一家两代住一间房很普遍;现在年轻人除了有一间宽敞的卧室还要有什么“衣帽间”。过去,有一件羽绒衣过冬就足矣;现在则追求各种款式的羽绒衣和冬装:长袍,短装,白色,黑色,红色等。没有衣帽间哪行!住房,一套几间还不满足,要设法购置别墅。为了炒房,有钱的人则到处买房,多的有十几处、几十处住房;有的甚至上百套,那当然是贪官了,另作别论。至于家用小轿车,城市基本普及了,一家一辆,个别的有二辆甚至更多。可它反给城市交通带来堵塞,使城市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这一切在中国的出现不过是近半个世纪的事情。

21世纪地球村的人口如果在20世纪基数上增长一倍就是120亿。与此同时,经济和消费势必同步增长。那么,小小的地球村能够容纳庞大的“人类帝国”吗?地球的空间和土地等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数量的增长、经济和消费的增长是无限的。现在,这个有限和无限之间的矛盾端倪渐显,而这个矛盾的升级乃至尖锐化完全是预料之中的事。

内蒙古牧业人口急速增长、牲畜头数快速增加与有限草原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说明这一点。

1949年内蒙古牧业人口为26.3万人,1965年约55.4万人,2017年达到150万人。在锡林郭勒盟南部正镶白旗、镶黄旗等地,数十年来人口大量涌入,加剧了牧区人多地少的矛盾。这些地方的人均草场只有三五百亩,根据当地适宜载畜量计算,每人只能养一二十只羊。人们为了生计偷着多养,草原因过度利用而明显退化。这种超载现象难以杜绝。在内蒙古东部某地,2013年超载5万只羊,2016年超载4.5万只羊,2017年严厉整治,仍超载 1.6万只。长期超载过牧导致草原自然生产力大幅下降。据监测数据,全区天然草地每公顷产草量从20世纪50年代的1600多公斤下降到目前的700公斤左右,降幅超过50%。草原是地球的“皮肤”,一旦破坏将难以恢复。相关人士呼吁,国家要像保护基本农田一样保护基本草牧场。(《经济参考报》2018年12月11日)
所以,21世纪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关键的世纪。人类应当寻求解决人类与地球这个矛盾的出路。

一些科学家都说到“地球毁灭”的问题。

《罗马俱乐部》早在1972年就提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指出如果不抑制人口和经济增长,地球与人类将由于环境污染和粮食不足而在100年内毁灭!

著名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1942—2018)说,人类对地球的掠夺日益疯狂,每年所消耗的能源已远远超过了地球所能负担的底线,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
关于“地球的毁灭”,我的理解它不是地球与别的星球相撞发生太空灾难而毁灭,也不是因地球自身寿命的终期自行毁灭,而是由于人类与地球的矛盾日益尖锐又找不到解决矛盾的出路,从而使现存的地球完全改变它的面貌(包括发生核战争使人类自我毁灭)。这就是中国学者黎鸣所说的那种情况。他在《中国的危机》的“序言”中说:“终有一天,人类会发现,在这个地球上,真正多余的不是其他,而恰恰是愈来愈变得精神空虚的一味贪图享乐的动物人自身。”“进入21世纪,需要地球养活60亿仅仅希望满足生存愿望的人类,是完全可能的;但要供给60亿为贪得无厌而竞争不息、享乐不止的人类,却是万万不可能的。这就是进入21世纪,全人类不得不面对的危机。”

世界自然基金会2012年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为黎鸣上述言论提供了一个根据。《报告》指出,1970年以来,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28%;人类的生态足迹(本报告中用来说明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的重要指数)已经超过了地球生态系统承载力的50%。这也就是霍金所说的,人类每年所消耗的能源,已远远超过了地球所负担的底线。

不过,巳有人提出,面对人类的生存困境,可以移民到别的星球。霍金就说,人类要想活下去,必须移民外星球。

然而,移民外星球谈何容易!美国航天局2015年7月24日发现了迄今最接近“另一个地球”的系外行星——ke-pler-452b,它被称为地球2.0。因为跟地球的相似指数为0.98,我因此称它为“类地球”。它比地球约大60%,已有60亿年的历史。它绕着一颗与太阳非常相似的恒星运行,公转一圈385天。这个星球可能有活火山,可能拥有大气层和流动水,有存在生命的可能。如果要移民外星球,该星球应该是理想的目标了。遗憾的是,它距我们1400光年,就是说,人类要想到达该星球需要5亿多年。由此看来,移民外星球既然是个不现实的梦想,人类的出路只能保护好地球这个人类的家园, 在这个星球上求生存,求发展。

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什么认识呢?那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不是愈快愈好,愈多愈好;人类自身的繁衍也可以不受约束地任其增长下去。一个多世纪所流行的这种观念应当改变,从而树立一种新的增长观;那就是全球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都要被限定在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这个底线之内。也就是:目前这种竞相追求经济增长为时尚的风气应当受到抑制,人口的增长应当受到控制,而非理性的异常消费也应当受到节制。这就是解决有限地球与无限人类之间矛盾的出路。也是人类在21世纪经济—物质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的一个标尺。人类应当进入一个新的理性的时代。

需要再次强调:全球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都要被限定在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这个底线之内,这是人类今后生存和发展必须严格遵守的一条总规则,前面指出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应当以保护环境与生态为前提,相对于这条总规则可以认为是一条由此派生的分规则了。

这条总规则要被世界各国所认识并付诸实践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联合国在完成这项战略任务中承担着主导者的作用。

联合国应召开各国领导人会议,就此问题达成共识。

联合国应当制定一个文件,就全球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如何被限定在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底线,提出若干举措,供各国执行。

中国是一个人口超级大国,经济上却处于发展中国家,如何使两个增长不突破地球所能承载的底线,负有重大责任。

这是笔者的呼吁, 一个微弱的却是重要的呼吁。
 
国民共创财富,国民共享财富,这是经济—物质生产与生活方式现代化的第三个规则和第三个标尺
 
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可如果经济发展所创造的财富被政府和权贵们以各种手段所占有,社会形成贫富两极,是我们所期盼的目标吗?当然不!所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

当今中国富贫两极之现状

早在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千分之四的人占有70%的财富。中国财富的集中居世界第一。

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报告披露: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1996—2003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的中高级官员及其家属账户金额22000亿人民币。这些官僚的公开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至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至85倍。例如, 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厅级以上官员财产在700万至1200万。这些官员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至300年的工资收入总和。

另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四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大陆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境外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亿元者其中2932人是高干子女(占90%以上),他们拥有资产达20450多亿元,平均每人6.7亿元。

国家垄断行业的其中五个最重要的领域——金融、外贸、能源、地产等——85%至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官员子女手中。典型的“红二代贪官”,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有句名言:“作为共和国长子,我们不垄断谁垄断!” 陈同海此狂言道出今天中国权贵们的心声。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胡说什么“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

与拥有数亿、数十亿甚至上百亿财产的权贵、富豪同时存在的“另一个中国”,是大量的贫困人口。

2009年中国政府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标准合二为一,将标准提高到每人年收入1196元,约170美元,平均每天0.46美元。按这个标准,2009年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597.1万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2010年9月26日)但是,不是要与世界接轨吗,按联合国每人每日1.25美元(比中国贫困线标准多0.79美元)贫困线标准计算,中国有多少贫困人口呢?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温家宝:《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2010年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讲话)专家们计算的结果高于温家宝总理这个数字。因为联合国这1.25美元指的仅是每天的食品消费支出,如果加上住房、医疗、教育等项支出,肯定要超过2美元。那么,中国的贫困人口应是1.5亿的翻番。

另外,据民政部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 全国仍有城市低保对象1701.1万人,每月平均低保发放标准仅为451.1元,全国农村低保对象4903.6万人,年人均发放标准仅为3177.6元,月平均264.8元。这里的问题是,国家给低保对象发放的这些救济款能维持其基本生活吗?2015年全国农村低保对象4903.6万人,比2009年农村贫困人口3597.1万人反而增加了1306.4万人。

中国GDP总量2010年已据世界第二,由于庞大的贫困人口,人均GDP在世界排名第87(或90)位。说明贫富差异的基尼系数21世纪第二个10年,已达0.45,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

前几年流传“三座大山”一说,即“看病难,买房难,上学难”。现在,这三座大山没有推翻,又增加了“养老难”这是座大山。这四座大山是当今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国家若不采取有力措施,每年GDP增长得最多,对贫困群体来说也看不到希望。

二、造成富贫两极的三个原因

一是税负太重,加之税收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中国科学院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宏观税赋占GDP的比重为34.5%。按照世界银行标准,低收入国家宜为13%左右,中上收入国家宜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30%左右。目前中国属低收入国家,但是,税赋已经达到高收入国家行列。

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早在2005年就发布报告称,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是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仅次于法国,是亚洲税负之首。

中国税负之重,连“中国石油”这样的垄断企业也不停地发牢骚,说中国一箱油至少有半箱税(油价中至少含48%的税费)。中国的房地产税费多达180多种,难怪房地产大佬任志强喊冤,说房价里70%都是税费。中国的房地产业根本不是民生事业,是政府的支柱产业,是政府和开发商的“摇钱树”。通过买房,百姓将几代人积蓄的血汗钱流入了国库和开发商。

一辆进口车在中国要缴三种税:关税、消费税、增值税。关税率25%,增值税17%,消费税因排气量不同,从1%—40%不等。以一辆从德国进口的4.4升宝马x6为例,到岸价50万元,缴完这三种税,进口成本就达到121.8万元。进口车在中国价格翻倍,合资车在中国定价过高,都是高税收所致。

中国政府的高税收入,并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用之于党和政府的高消费。
高额的“三公消费”(公车购买和使用、公费出国及公费招待)广为诟病。2007年全国公车保有量超过5221755辆,一辆公车一年费用需要20万元(购置费、折旧、维修、油费、司机工资、福利等),全国为此消耗超万亿元。(卞保武:《昂贵的官轿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编《改革要情参阅》,第6辑,新华出版社2010年)“三公消费”是一种腐败诮费,却是一种公开的合法消费,百姓指责有何用!

中国有“吃饭财政”之说,意思是说国家的财政预算主要是供养政府的官员。


“吃财政饭”的人员有多少?这个数字十分吓人。财政部2012年出版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披露,到2009年年底,全国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不包括中央)。如果加上60余万个村委会及8万余个居委会275万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到2009年年底,财政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至2012年吃皇粮的已超过6000万人。财政供养的人数不仅存量巨大,其增长趋势更令人担忧。平均每年以150万的速度飙升,其中2007年突增300多万人。前总理朱镕基曾感叹;“如此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正如李昌平“给总理的上书”中那句话:“负担如泰山,干部如蝗虫!”中央也搞过几次“精简机构”,结果是越精简越膨大。李克强上任总理后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问题是如何贯彻兑现?所以,“吃饭财政”的解决,还是要靠政治体制有一个根本的改革。

中共高官的特权享受令人震惊。

2004年中组部公布离退中央领导待遇: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高干12人,公费开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多万元。

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多万至600多万元。

因此,政府极为庞大的行政公务开支成为国家财政支出的重头戏,其比例每年不少于30%。有的专家估计可能达到37.6%。这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均未超过10%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日本是2.38%,英国是4.19%,加拿大是7.1%,美国是9.9%等。

这样,政府只好压缩民生事业的开支。中央党校吴忠明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三项基本民生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约分别为3%、2.9%、2%。中国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投入比不上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乌干达!

即使民生上的极少投入,也往往为一小部分特权者所享有。据中国科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的数据,有 40万名干部长期占居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为500亿元。

据2005年两会透露,我国医疗总费用中,居民自费占60%, 44.8%的城镇人口与79.1%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 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

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社会主义”。

二是权力腐败猖獗,使国民财富愈来愈集中于权贵之私囊。

一党专政下权力不受制约,可以胡作非为,为权力腐败大开绿灯。市场经济开启后,又为权贵们施展权力敛财开辟了新天地。他们驾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点兵点将,权钱交易,官商分利。高昂的、无法计算的腐败成本都是由国民买单的啊!

腐败案例多于牛毛,不胜枚举,举几个典型的吧!

陶驷驹1994至1997年任公安部部长期间,以挪用部属实体资金、没收走私货款,在北京、青岛、杭州、上海、珠海、厦门等15个城市购得320套豪宅和别墅,每幢仅以3000至5000元的价格“卖给”国务院各部委、退休政军高官。还供高干及其家属到欧、美、日、澳等地旅游、购物。还将300多块名表每块以100至500元人民币“卖给”政军高官及其家属。陶驷驹本人拥有4幢住宅、别墅,2辆轿车,收受贿赂210万元人民币、大量不记名债券和7万美元现金。陶驷驹涉案金额高达7亿元,不但本人大肆接受贿赂(按法律规定超过500万元应判处死刑),而且腐蚀了上百名中央和省部级高官。可经中纪委研究报告中央批准,竟免于对陶驷驹的法律起诉和追究,只作出免除其职务和留党察看2年的处分。

曾伟(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儿子)在悉尼买了一幢豪宅,价格2亿5000万人民币(4200万美元),轰动世界。一般来说,300万美元以下是一般豪宅;三五百万是中等豪宅;1000万左右的是高档豪宅;2000万元以上是豪华庄园了,有小型跑马场和高尔夫球场。1998年蒋宋美龄生前以280万美元卖掉了纽约蝗虫谷豪宅,至2010年代价值应在1000万美元。曾伟的豪宅是蒋宋美龄别墅价值的3.5倍。中共曾义愤填膺地打倒国民党“四大家族”,如今中共高官的家属,其巧取豪夺巨额财富远远超过被他们打倒的对象。曾伟能出巨资购置豪宅其资金来自何处,读者心知肚明。此例子也说明中共高官窃取了多么巨大的国民财富。

中共十八大以来掀起反腐风暴,甚得民心,可五六年下来,腐败分子此伏彼起,层出不穷,呈现愈反愈腐、愈肃愈贪的怪现象。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腐败的制度不改变,反腐无疑是隔靴搔痒。

2018年5月,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对安邦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吴小晖一案作出判决。吴集资诈骗652亿元人民币,职务侵占100亿。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处没财产105亿元人民币,违法所得及其孳息予以追缴。吴小晖上诉上海高级法院,被高级法院驳回,维持原判。吴小晖系邓小平外孙女婿,2004年邓卓芮结婚。2004年入主安邦集团,其资产2004年至2014年,从5亿扩张到7000亿,至2016年又迅速扩展到2万亿元。吴小晖正是拥有邓小平“外孙女婿”这块金字招牌,使他可以在商界横行无忌,掠得巨额财富。

稍后,又爆出一贪污大案。财政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张少春,贪污资产多达600多亿人民币,房产 130多套,包养 140多名情妇。2018年10月双开、被捕。

大官大贪,时下的行情是小官也大贪。河南新乡有位女科级干部李娟,官至新乡市委组织部电教中心主任科员。检察机关查明,李拥有2.014亿元人民币,房产53套(价值约3290万元),轿车5辆,此外还有港币54万,美元29.98万,韩元425万。将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笔者感到不解的是,这位女科级的小官不活跃在经济领域,为什么也能成为巨贪?这只能说明,当前中国腐败太猖獗了。

三是明火执仗地盗窃国有资产,化公为私,造就一批巨富。
  
 先给国有企业把脉(外一篇)
国有企业(国有经济)有两大病灶。一是天然的机制缺陷。二是经济结构中的自大症。先分析第二个病灶。

1、国企的“自大症”。

宪法(笔者称“党宪”)中载言: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宪法中的这些规定,其原始根据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应当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原教旨先验设想。

视马克思主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毛泽东是马克思这一教旨的忠实执行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毛泽东承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国家不没收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不禁止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不能操纵国民生计;而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1页)我们发现,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所有制的规定仍然跳不出毛泽东80年前的思想模式。

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

一是,规定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是不科学的。市场经济下,各种经济成分彼此平等,才能公平竞争,优胜劣败,促进经济发展。人类的经济活动不像政治生活那样,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把国营经济指定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虽然是毛泽东的一个发明,却违反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中共的国营经济已存在70年了,我们真看不出它是如何领导其他经济成分的。

二是,说资本主义经济不能操纵国民生计,也就是说,只有国营经济才能操纵国民生计(以后的说法是“掌握国家经济命脉”)。这个观念和实践也流行70多年了,可效果如何?又是“领导力量”,又是“掌握国家经济命脉”。这些,完全是权力意志赋予的。再说,“操纵国民生计”,“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其边界在哪里?这也是由长官意志决定的。由此可见,国营经济就是特权经济、垄断经济和腐朽经济,具有特权性、垄断性和腐朽性三个特性。列宁说,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我看,将这个标签粘贴到国营经济上面倒是合适的。关于国营经济具有特权性、垄断性、和腐朽性,可另作专题论文,此处只略作提及而已。

2、国企病的根子以及国企与民企的四大区别

评价国营经济最根本的是要认识它的内在机制,认识其机制的天然所具有的缺陷。而机制的缺陷的根子是“所有者缺位”。

国有资产属全民所有,但全民怎么可能去管理与经营国有资产呢!只能由政府派任相关官员去经营国有资产,管理国有企业。因此,国企是“代理人经营”,而民营企业是“自主经营”。这是国企、民企的第一个重大区别。

代理经营者在企业管理中享有很大的权力,但他不承担投资、决策风险和经营亏损责任,因为他不是企业资产的实际所有者,而民营企业是“自负盈亏”的。这是国企、民企的第二个重大区别。

国企高管不是企业资产的实际所有者,又无须承担企业的亏损责任,因此,他不像民营企业家那样具有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意识,殚精竭虑,尽心尽责,不断完善企业管理和生产中不断技术创新,使企业在市场竞争(垄断行业的国企在国内不存在市场竞争的问题)中立于不败之地。国企的管理者对企业管理中存在的漏洞满不在乎,对企业资产的流失并不心疼,对企业中出现的种种浪费麻木不仁。总之,缺乏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是国企与民企的第三个重大区别。

国企的高管是政府派遣的使者,他本质上是政府官员,是企业的过客,而不是与企业同生死共命运的企业家。国企中不可能产生企业家。因为他的使命首要的是听从政府的指令,而不是关注企业的命运和市场的脉搏。他今天是这个企业的高管,明天可能到政府的某一个部门去出任要职。这是国企和民企的第四个重大区别了。这就是国企为什么效益低下,许多企业不能扭亏为盈的根本原因。

由此可见,国企实际上是一种落后企业和落后的经济形态。要它来领导国民经济,操纵国民生计,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是认识上的一大误区,在实践中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

所以,一国经济之崛起并赋有持久的发展动力,靠的是民营经济(如亚洲四小龙和西方的发达国家)而非国营经济;市场经济之基础是民营经济而非国营经济;人类文明之经济基础是私有制经济而非公有制经济。消灭私有制就是消灭文明社会的基础,导致国家衰落,百姓贫穷。苏联与中国的公有制史都是铁证。

靠鲸吞国有资产发了横财的一族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民营经济(应称“私有经济”)尽管在不利的舆论环境、不利的政策环境、不利的市场环境下,还是纷纷崛起,造就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至2017年前后民营经济贡献了GDP中60%的产值,以及70%的政府税收,80%以上的就业岗位。它巳成为当代中国不可动摇的经济基础。民营经济的崛起,中共所给予的仅仅是“允许,不禁止”五个字的政策,它的崛起一靠机制优势,二靠一批企业家的艰苦奋斗。

再看看国有企业,尽管是政府的宠儿,总是难有长进,至今仍是国家的一个沉重负担。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共对国企改革推出“抓大放小”的决策,就是为了甩包袱。这一改革决策的背景是国家将大量资金注入大批亏损国企,使银行积累了不堪重负的坏账、死账,陷于崩溃的危机。是故,国家只能保留一部分大型国企,而将长期亏损的中小企业转型为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这可以认为是国有企业的第一轮私有化。

问题是谁来接收这批中共的弃儿?对此,政府推出了“管理层收购”政策(MBO)。就是说,由这些中小国企的厂长、经理来收购这批长期陷于亏损的企业。但他们的月薪仅几百元人民币而已,无力收购国企资产。于是通过暗箱操作,首先低估企业资产的净值。这样的事儿,至今还在发生。如西安一家国企“碑林城建公司”在改制中原总经理张东宁等人仅以27.3万元就获得了总资产达数亿元的这家房地产公司。其中192.37亩土地2002年估价就达1.25亿元。(《经济参考报》2018年12月11日报道)然后,或动用企业公款,或以企业的名义去银行贷款,或向私人借款,买下这个将要属于自己管理的企业,注册在本人或亲属名下。最后,以新企业主的身份,用私有化之后的企业资金偿还所借的款项。整个过程,即从国企变为私企的过程,个人只付很少的钱,甚至不付钱。他们空手套白狼,就当上了这个企业的老板了。

新世纪初,舆论大呼“国有资产流失”,说平均每天流失一个亿。哪里是“流失”!是国有资产的化公为私,是明目张胆的“盗窃”!又何止每天“一个亿”!在这个过程中,一批权贵一夜之间成了暴富者。这又拉大了中国贫富之间的差距。

根据两个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数据,这些私有化之后的企业约50%到60%都为原企业管理层私人所有了。这种化公为私的盗窃和掠夺当然是非法的。可是,“国有资产管理局”对这种不法侵吞国有资产为什么熟视无睹?

原来,从1998年到2003年,当管理国企的权贵们与政府有关部门合谋大范围地侵吞中小型国有资产时,当局特地关闭了负责监管国有资产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在化公为私的关键的6年中形成了国有资产监管的“休克期”,为权贵们不法鲸吞国有资产洞开大门。其实,中国重大的犯罪事件,往往是国家所为。学术界称“国家罪错”。

国企的化公为私可能与邓小平的一次内部讲话有某种关系。

2008年新浪网发表“‘先富’理论的制定过程”,透露了邓的这个讲话。他说——
 
“要在中国当前的这种社会形态上培养起一批富人来,那么,总会是有的人先富,有的人后富,也就会有人大富,有的人小富。政府可以动用国库,主动培养几位大富先富,在社会上将走向富裕的道路带起来。”

“现阶段让什么人富起来,让什么人先富起来,这还是我们的权力范围内可以掌握控制的,也是可以办到的。在这方面如果确实不能实行公平竞争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提了。我们的接班人这些年来经受了各方面的锻炼,现在我们把他们安排到合资企业中去锻炼,或让他们自己开设集团公司,他们可以去收购那些亏损的国营企业,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胜任。只要我们给予他们适当的政策,允许他们使用适当的关系和机会,让他们先富起来应该来说是不太难的。但是我们在舆论上更多的还是应该宣传那些白手起家的万元户,这样看上去就体现了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
 
这就是为什么“权贵资本”横空出世,横行天下!

原来如此!

中小国企被窃为私有之后,还有一批大型垄断国企。对这类国企还有许多话可以说,这里只说一句:垄断本身是造成富贫两极的一个重要根源。垄断国企应当收缩,而不是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当然更不是“国进民退”。
 
                              结   论
 
本文对经济—物质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提出了三个新观念。

第一,经济增长和物质生产的发展应当以不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为前提,即以不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为前提,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现代化。换言之,经济虽然增长了,生产也发展了,但生态和环境却遭到破坏,对人类的生存和健康造成威胁,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现代化。

第二,从全球视觉加以考量,全球的经济增长、人口的增长和消费的增长,要控制在地球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人类在20世纪的活动巳经突破地球所能承受的底线。如果人类到今天还不认识到这一点,各国依然竞相沉湎于追求经济、人口和消费的盲且增长,那么,等待他们的是人类的自我毁灭。

第三,经济发展中所创造的财富应当在国民中得到合理公正的分配。这就是国民共创财富,国民共享财富。如果这些财富仅为少数人所占有和享用,众多的国民大众的基本需要都难以得到满足,社会形成富贫两极的景象,这难道是现代化吗?难道是社会主义吗?这是在践踏人类文明!

上述三点是对经济—物质生产与生活方式现代化在观念上的重大更新。以往,对经济与物质生产现代化的认识就是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普遍地运用于生产过程,从而生产效率大幅度的提高,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到共产主义社会便是“极大丰富”——这是马克思的一个主观空想)。人类在20世纪在经济—物质生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确实是划时代的,无论是科技、交通、通讯、城市化、基础设施到人的生活方式所达到的水平都是18、19世纪的人们所不可想象的。但是,人类应该停下脚步冷静地思考:一味地追求这种现代化产生了什么负面后果?追求这种现代化是长远之计吗?如果放长我们的视线,为21、22世纪乃至更远的人类的将来想一想,我们还能这样一意孤行地干下去吗?答案是:不能!于是笔者提出经济—物质生产与生活现代化的三个新观念,三个新标尺,三个新规则。

20世纪人类在改造、利用自然与物质生产中所取得的成就是一个伟大的世纪;21世纪人类在与自然、以及各国之间和谐相处是一个转折的世纪。笔者为此祈祷与祝福。
    
 2018年12月   八十新翁
关键字: 应克复 现代化 三个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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