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3/2019              

刘同苏: “教”内不仅有“宗”,更得有主

—— “闽东”教案的启示

作者: 刘同苏

 
 
天主教闽东教区主教职位之争是否是一个教案?现在成了一个疑问。闽东教区原本有两个主教。一个是被教宗祝圣的家庭教会的主教;另一个是政府管理的天主教三自爱国会授职的主教。前者是按照教会的信仰系统授予的圣职,却被中国政府责令为“非法”;后者由共产党的统战部批准任职并由政府的劳动人事部发给薪俸的变相干部,不过,按照五十年代的教宗敕令已经属“自科绝罚”之列(即无需另外手续而立即革除教籍)。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宗教局)要求“非法”主教把主教圣职移交给“合法”主教。“非法”主教申明:这是教内事务,不归政府管辖,因为按照天主教的规矩,在教会事务里面,本主教只接收教宗的指令。于是,在2018年3月,中国政府把不肯让出主教职务的“非法”主教拘捕关押了二十余天,释放以后又将其拘禁在家中,不准他去主礼弥撒。这无疑是一个剥夺宪法所规定的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的铁定教案。但是,蹊跷的是现任的教宗却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下令叫“非法”主教把主教职位让给“合法”主教,于是,中国政府开放“钓鱼台”国宾馆,让教宗特使以国宾身份在那里主持了主教职务移交仪式。由于教宗的配合,这个原本是侵犯宗教自由的事件,好像成了天主教的内部事务,其“违宪”的性质似乎也被抹去了。但是,内部的出卖就能够消除外部侵犯的性质吗?有汪精卫的邀请,日本人的侵略就不算侵略了吗?


就象其它涉及家庭教会的教案一样,这个事件也彼此交织地具有双重性质:信仰本身的属天自由和世界的宪法权利。就信仰本身而言,基督教信仰的最高主权属于基督;从信仰的有形组织看,天主教认定基督信仰的有形权威坐落在教宗身上。依照宪法的规定,只要是在信仰的领域里,选定谁是最高主宰者,这是个人的信仰自由;只要限于信仰的公共有形表达,个人们如何组织其宗教权威,这是个人的宗教自由。动摇了前两条,就改变了信仰自身的内在性质;干预了后两条,便剥夺了信仰在社会里活动的外部条件。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的无神论政府,开始对教会的信仰事务实施管理,试图取消基督对其信仰者的至上主权,并且在有形宗教组织结构上,使自身成为居于教会之上直接统辖教会的实体权威。对此,那时的教宗发布敕令,要求中国的天主教徒坚持对天主之主权的尊信以及对教会实体权威(即以教宗为代表的天主教权威)的顺服;对于无神论政府否定天主绝对主权,直接管理教会事务,取消教会信仰性质等等干预行为,予以抵制;拒绝加入无神论政府治理下的伪天主教会(即“天主教三自爱国会”),凡加入伪天主教会者属“自科绝罚”之列。遵循教宗的敕令,上千万坚持独立信仰的天主教徒,虽然经历种种逼迫,依然不加入无神论政府统辖的“三自爱国会”,继续独立的教会生活,成为忠于天主和教会的“忠贞教会”。不少信徒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例如,在长期监禁中,河北保定教区的范学淹主教(1992年),山东烟台教区的高克贤主教(2006年),河北永年教区的韩鼎祥主教(2007年),分别为了信仰而殉道了;另外,河北保定教区的苏志民主教几次入狱,坐监时间近五十年,河北易县教区的师恩祥主教更四次入狱,铁窗之内被囚五十余年,直至今日这两位仍不知被关押在何处。那些被“自科绝罚”的官方教会的主教却卖主求荣,例如,1965年,河北省天主教爱国会的秘书长王其威主教竟然协助无神论政府的“四清”工作队,到徐水县的不同村庄劝说天主教徒退教。现在,现任教宗要求坚持信仰天主的独立教会主教让位给已被“自科绝罚”的卖主主教,无论从信仰还是情理上都无法让人接受。教宗,悔改吧!范学淹主教,高克贤主教,师恩祥主教的血从地里向主发出控告之声呢(见圣经创世纪4:10)。

无神论政府选择闽东教区首先开刀,因为该教会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早于1631年,天主教道明会的传教士高崎等十一人就进入这一地区建立天主教会;在这一地区,产生了第一位中国籍的教士罗文藻(1654年),其后该教士又被祝圣成为第一位中国籍的主教(1685年)。据媒介报导,该教区现有九万余位天主教徒,其中八万余位在家庭教会聚会;除主教以外,家庭教会有45位教士,三自爱国会仅有12位教士(据教会内部通信,数字略有不同:家庭教会有47位教士,三自爱国会有9位教士)。在天主教于中国传教的先驱地区,于天主教徒密集居住(占当地居民比列百分之十左右)区域,让人数众多的家庭教会投降和服从人数劣势的三自爱国会,这一事例必然对全国的天主教会产生重大影响。


教宗配合中国政府出让教会权威并背叛被逼迫的一千万天主教教友,为了获得一碗什么样的红豆汤呢?据笔者多年前所知的方案,是有条件的主教任命权。所谓的“条件”就是只准在中国政府推荐的人选里面任命(即祝圣)主教。这个方案就如同,水果铺子标榜由顾客随意挑选苹果,但有一个限制条件:只准从铺子老板放进秤盘的烂苹果里面选取。尽管现任教宗对外声称他具有最后选择权,实际上,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难看出,在表面的最后任命权之下,谁对主教任命具有实际的决定权。特别是,从教宗命令被逼迫的家庭教会接受原被前教宗处以“自科绝罚”的三自会主教的领导,已经显示了这位教宗很可能会接受中国政府推荐的任何“烂苹果”。


听不止一位前辈提过(比如俞崇恩弟兄),他们在监狱或劳改地遇见比新教信徒更坚定地忠于信仰并抗命执政党权者的天主教友。显然,当有形的教会权威坚定地支持自己的教友坚持信仰的时候,会在实体意义上成为更强的信仰力量。不过,有形教会的权威毕竟只是基督至上主权的代表,教宗仍然只是一个人而不是基督。在终极的意义上,基督徒所“忠贞”的是基督,而不是教宗。若教宗鼓励教友只忠于基督,则其权威便坚固了教友的信心;若教宗要求教友接受无神论政府对信仰的领导,则其权威就被用来摧毁教友的信仰。就象“二战”中教宗面对纳粹的合作态度,那能代表十字架上的基督吗?作为一个具有新教牧师身份的基督教学者,笔者并非执着门户之见,其实,在海外的新教教会里面,因为中国政府的势力渐盛,就忙不迭地朝拜逼迫教会的执政当权者的也不在少数。想想因忠于基督而入狱的王怡牧师和秋雨圣约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膝盖真能向逼迫他们的“巴力”们曲得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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