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FA 】  时间: 1/21/2019              

余杰:中共是什么时候想当老大的?-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中国》

作者: 余杰

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中国》。(Public Domain)
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中国》。(Public Domain)

谁能坐上中国冷战史研究的第一把交椅?毫无疑问是传奇般的、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沈志华。

沈志华在北京长大,毕业于名校北京四中。尽管他与共产主义制度有冲突,但他有着近乎完美的共产党家世:他的父亲在国共内战期间加入毛泽东在延安的军事基地,后来在党内官运亨通,官至中国监狱系统的二把手,而他的岳父是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好友——即便如此,沈志华本人仍然不能免于似乎注定的牢狱之灾,他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两度蒙冤入狱:毛时代,他报名参加空军,入选飞行员,突然被降为地勤,并遭诬告而被迫复原。还是他自己去找到诬告人,让对方写了证明材料,才把诬告材料从档案中取出,否则那薄薄一张纸会让他终身成为贱民。文革快要结束时,他又因议论时事,言多必失,被“四人帮”关进监狱,“四人帮”倒台后才获释。

在邓小平时代,沈志华历尽波折进入体制内,开始其学术研究,却又被指控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再次入狱两年。间谍指控源于他向一名美国留学生提供了一些关于中国农业改革的文章,当时他并不知道,中共当局怀疑这名美国留学生与中央情报局有关。在狱中的两年里,他发明了一种方法,将一个空牙膏管做成钢笔。他向狱方要求获得关于毛泽东、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籍,如愿以偿后,在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一书的空白处写下第一本书的笔记。

体制内的大门重重地关上了,沈志华只好“下海”求生,靠着聪明才智,炒黄金赚了几百万。但他心中从事历史研究的理想仍未改变。上世纪九零年代初,趁着苏联解体,沈志华孤身跑到俄罗斯,花了一百四十多万人民币,买下一万五千份冷战档案,从此成为中国坐拥最多苏俄历史档案的学者,这些档案为解读一九四九年以后冷战背景下的中国历史提供了扎实可靠的依据。他并不垄断这些档案,很快就将它们全部公开,让同行共享,其胸襟之开阔,让人肃然起敬。他还用赚来的钱成立民间历史学研究机构,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各类史学专著的出版。

当沈志华著述等身,在国际上获得普遍承认之后,重返中国学术体制就水到渠成。这个世界是势利的,对于有钱、有名又有真本事的人,门坎自动降低,规则束之高阁。沈志华这位没有任何学术职称和高等教育文凭的学者,先后被社科院、北大、人大、港大、华东师大聘为教授或研究员。沈志华创建的华东师大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也因他的缘故成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重镇。 

沈志华认为,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重构被扭曲、被遮蔽的历史。重构历史必须从个案做起,先搞清楚基本史实,再探讨其背后的理论问题,这样对历史的理解才能不断加深。他为自己设定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希望中国揭开自己的秘密,打开自己的档案,把中美关系、中朝关系的往事以及其他很多内容告诉国民。当然,习近平不会支持这个愿望,中国的档案机关始终是“庭院深深深几许”。沈志华只好就现有的苏俄档案及中国已公开的史料、个人回忆录等展开研究,《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中国》是他的一本重要的论文集。他试图回答一个学界始终争论不休的议题: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间,中国的国家政策为何选择阶级斗争,放弃经济建设,以致十年后发生文革浩劫,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晚到了二十年?其中,既有中国国内矛盾的积累、党内派系斗争的激化以及毛泽东个人阴狠自大的性格等因素,但沈志华第一次将目光转向外部因素——中苏关系以及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中“话事权”的变化,无不对中国的国内政治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斯大林神话破灭,毛泽东神话呢?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打破了斯大林的神话。对于多年来将斯大林奉若神明的苏联社会和社会主义集团的各国来说,都宛如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或飓风。既然是秘密报告,苏联当局并没有向中国转达报告全文,中国是将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秘密报告英文版翻译成中文,然后呈送给毛泽东等领导人。

沈志华分析说,毛泽东对苏联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心情是双重的——既高兴又担心。毛本人长期受斯大林打压,早已忍无可忍。延安时代,斯大林从不将中共放在眼中,一度为了与国民党结盟而放弃对延安的支持,任由延安自生自灭。国共内战期间,斯大林向毛提出“划江而治”的建议,让中国成为南北朝,由美国和苏联各自控制一边。毛胜利在望,哪里肯听。中共建政后,毛第一次出国访问,是到莫斯科朝圣,觐见斯大林,签署出让中国主权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换取苏联的若干经济和技术援助。在此期间,毛遭到斯大林的冷遇,被安排在郊区别墅苦等数日,斯大林故意以此挫其锐气。后来,毛告诉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他第一次去莫斯科,“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当毛听说斯大林在他下榻的别墅里安装了窃听器时就更生气了。有一次毛同斯大林吵了起来,斯大林直接把电话线挂断了。毛闷在房间里发脾气,拍桌子,埋怨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毛不敢造次,大致保持毕恭毕敬的姿态。斯大林死后,尤其是赫鲁晓夫展开对斯大林的批判后,毛顿时感到头上的紧箍咒被拿掉了,脱口而出说,感谢赫鲁晓夫“使我们大家更容易正确理解个人崇拜问题”。然而,很快,毛就回过神来,改口批评赫鲁晓夫“捅了篓子”。为什么呢?沈志华梳理了大量当年的外交档案后,分析说:“毛泽东反对的是对斯大林的崇拜,而不是对中共领袖的崇拜,欢迎的是苏联党批判个人崇拜,而不是中国党也批判个人崇拜。说到底,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还是需要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没有读懂毛的心思意念,致力于将中国党内外的个人崇拜降温,因而使得毛对他们有了猜忌之心,这也成为毛发动文革,将刘邓形容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的起因。   

研究现代中国政治史的德国学者丹尼尔·里斯在《崇拜毛: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辞崇拜与仪式崇拜》一书中,首先讨论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中国政治走向的影响。作者认为,从表面上看,中共在八大上与“秘密报告”相呼应,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论点,但并未给出防止个人崇拜的指导方针。反之,“伴随着毛泽东在中共主导机构充分树立的高大形象,中共这个列宁主义的先锋党就为新一轮个人崇拜的崛起打下了结构性的基础,在毛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带来的国际形势做出了评论后,此新一轮的个人崇拜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这个结论与沈志华基本一致——苏联的批判斯大林运动,长远而言,成为一股让毛泽东强化中国党内外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的“反作用力”。

波匈危机,中国趁势介入欧洲事务

外交与内政之间是双向互动的。中共建政后,外交政策一边倒向苏联集团,苏联和东欧的政局变化,无不清晰地投射到中国的内政上;同时,中国也敏锐地把握苏联东欧集团的脉动,并开始发力介入“大家庭”的事务。

本书最精彩的章节是《“波匈事件”:中国的反应及态度转变》、《周恩来穿梭外交:中国开始介入东欧事务》、《莫斯科会议:走到顶点的中苏同盟关系》等部分。作者认为,一九五六年十月爆发的波兰危机与匈牙利危机,推动中国介入欧洲事务,获得极高声誉,开始挑战苏联共运领袖的地位。其中,苏军两次军事干涉匈牙利,苏联高层的内部意见很犹疑;中国先提出撤军,然后又主张干涉,态度都很坚决。沈志华指出:“正是这些看来不容更改的意见,对苏联处理危机的方式和结果产生了导向性影响”。

本书特别指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决定匈牙利改革派领袖纳吉及其政府命运的关键性一步,是毛泽东首先迈出的,而在危机关头,纳吉恰恰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纳吉曾紧急召见中国大使郝德青,向其表示:“情况万分严重,请大使转告毛主席和周总理,要求中国政府干预此事,帮助解决苏军撤退问题。”纳吉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此时已经做出了与他的期望完全相反的决定。杀死纳吉的是苏联占领军,但纳吉的死刑判决书上的“隐形签名者”却是毛泽东,纳吉死不瞑目。

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主化浪潮遭到苏联出兵镇压,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这两个国家的民众对苏俄的仇恨暂时被压制,但此后数十年间暗潮汹涌,一九八九年终于爆发“苏东波”,苏联东欧所有共产党国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全部垮台。回到当年的情境之中,赫鲁晓夫缺乏斯大林的威望,经历波匈事件,表面上大获全胜,却在道义上声名扫地,灰头土脸,不得不寻求毛泽东的支持。中国不费一兵一卒,只是运筹帷幄、合纵连横,就坐收渔翁之利。此消彼长之间,中国开始较多介入东欧事务,比如赠送匈牙利三千万卢布的物资和现金,比如周恩来以“调停大使”之身份高调出访苏、波、匈三国,再比如拉拢反苏的南斯拉夫独裁者铁托……毛泽东从中国古书中悟出的权谋术,是赫鲁晓夫所望尘莫及的。

毛泽东名义上维护苏联“老大哥”的地位,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但他的很多言行已然表露出“坐二望一”、“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有意思的是,当时赫鲁晓夫还在犹疑,是不是弱化苏共的领导地位这种说辞,或者提出“以中苏为首”的说法,毛泽东却高举“以苏联为首”的口号,还去说服其余有意见的外国党。而提出这种口号,“在党内这样谈‘以苏联为首’,多少有些居高临下的姿态,似乎是一个以国际共运指导者的姿态来维护苏联的形象”。赫鲁晓夫被毛泽东放在炭火上烤而不自知。

由此可见,中国并不是习近平时代变得财大气粗了,才敢于跟美国叫板;早在还要“勒紧裤腰带”的上世纪五零年代,毛泽东就已经豪气干云地要进军欧洲、与苏联互别苗头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本性,也是中国两千年一以贯之的“天下帝国”的文化传统使然。今天美国的领导人、智库、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士,应当好好读一读这本书,才能更了解共产党政权的特质,并制定精准的对策。

不是诗人的狂想,而是独裁者的残暴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应赫鲁晓夫之邀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国际会议。这次莫斯科之行,与上一次形成显明对比:赫鲁晓夫安排的接待规格极高,除了红场庆典时围着毛泽东欢呼,发言时可以唯一一个不用起立,还准备了木板房,把马桶也给改成蹲式的。

毛泽东终于可以在莫斯科向“兄弟党”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毛在主题发言中直接干涉苏联的内政,对赫鲁晓夫刚刚清除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集团的苏联新一轮党内斗争评头论足。尽管毛支持赫鲁晓夫,却语带威胁地说,“处理得好,可以不出乱子。处理得不好,有出乱子的危险”。当时,整个会议大厅变得死一般的寂静。赫鲁晓夫的副手米高扬示威性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是以苏联为首,而毛泽东却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顾忌地随意评论苏共党内的分岐和矛盾,这能不让苏联恼火?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卡德尔在毛泽东讲话时写下一张字条:“俄国人同中国人在国际工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领的斗争开始了。”

在这次大会上,各国共产党领袖们见识了毛泽东所谓“诗人般”的即席谈话风格。比如“东风压倒西风”,说的是既然苏联宣布要在十五年内超过美国,那么中国就要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最匪夷所思的是,毛谈论核战争时说:“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超英赶美还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附和,而听到核战争这段话大伙都目瞪口呆,毛对战争的狂热和对人命的轻视让欧洲人感到不可思议。赫鲁晓夫回忆说,“整个会场一直是死沉沉的一片寂静”,只有宋庆龄一个人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女巫般的笑声——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国母”,早已沦为毛泽东手中的傀儡和玩物,这个曾经西化的、优雅的女士的可怕的笑声从反面呈现出中共极权主义制度的邪恶与野蛮。

会后,许多代表的反应都十分强烈。捷共第一书记诺沃提尼说:中国有六亿人口准备损失掉三亿,我们怎么办?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一千两百万人。波兰共产党总书记哥穆尔卡也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愤慨。毛的这一番讲话并未给他本人和中国赢得国际声誉,反倒让那些稍有理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从此避之唯恐不及。中苏絶裂之后,中国成为四面楚歌的孤家寡人,在共产党集团中只剩下阿尔巴尼亚这个无足轻重的盟友。

因为沈志华重返中国官方学术体制,在一个缺乏基本学术自由的外部环境中,他在很多时候只能欲说还休、犹抱琵琶半遮面。比如,他小心翼翼地为毛辩护说,“毛泽东发言的本意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难以理解”;他也刻意夸大周恩来的外交才干和外交成就,将周毛做一定的区隔,其实,周只是毛的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而已,周毫无个人意志和个人观点。

在结论部分,沈志华指出:“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同盟关系发展的最高峰,也是中苏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仅仅半年多以后,中苏关系就从巅峰跌倒低谷,从意识形态的论战到兵戎相见,变脸如此之快,连西方都始料未及。而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必须在两国之间选边站。苏联从中国最亲密的盟友变成比美国还要危险的、最大的敌人——而为了对付苏联,毛泽东甚至不惜跟美国和好。这一段历史,值得今天一厢情愿地企图“联俄抗美”、在普京面前卑躬屈膝的习近平引以为鉴。    
关键字: 中国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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