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FA 】  时间: 10/7/2018              

余杰:香港不是中国的孤儿,而是世界的新邦 - 桑普《中国孤儿·香港人》

作者: 余杰

桑普《中国孤儿·香港人》(Public Domain)
桑普《中国孤儿·香港人》(Public Domain)
 

桑普是我欣赏的香港评论人之一,他具有两个卓尔不群的特质。

首先,他非文史出身,是法学博士,评论非其主业,乃是其“副业”。他没有一般文士那种头巾气和腐儒气,不会刻意炫燿文辞和典故。他不以文字谋生,写作时保有“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既不用讨好权贵,也不必谄媚媒体和大众。在华人世界,即便是许多具备法律背景的评论人或人权活动者,也禁不住“文艺青年”的诱惑,好用大词,好说大话,文胜于质,情盖过理。桑普下笔有著西方法律人缜密的推理和逻辑,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充足的材料,方下确凿的结论。他的文字如同法庭上的辩词,事实与雄辩并重,文采与学理兼具,让读者心服口服。

其次,桑普成长和工作于“东方之珠”的香港,曾赴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这两所中国和台湾的最高学府求学,并娶了一位台湾女孩做太太。他在一家跨国公司的法律事务部门工作,因工作关系常奔波于港、中、台及其他国家。他具有广阔丰厚的国际视野,拥有在港、台、中三地完整而深切的生活经验。他不受某地域或某族群的身份限制,更不受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等极端意识形态之蛊惑,有著“世界人”的格局和胸襟。他的文章被中国官媒屏蔽,也被港台某些“主流媒体”拒之于门外,不可能像龙应台的那种投机取巧的文字,“同步”在中港台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中文媒体发表。但正因为其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对专制极权的尖锐批判,桑普成为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独立知识分子。

桑普的这本新书《中国孤儿·香港人》,不是一本专业的史学著作,而是一本写给大众尤其是青年人阅读的、通俗化的香港文化史。何为香港?如何凸现香港之主体性?首先要从文化上对香港作出定义,正如桑普所说:“我是站在香港本土历史与文化观点来展开全书论述,破除对于中华天下大一统框架的膜拜与迷思。我是从「文化身份认同」、「族群身份认同」、「政治身份认同」这三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概念,通过文化与历史叙述,作为全书论述的主要伏线。”换言之,香港之为香港,不仅仅是指地理意义上位于中国南方、空间窘迫、气候湿热的小岛,更是指中西汇聚、有容乃大、在文化和制度上迥异于中国、却尚未完成法理与精神独立的“城邦国”。在种族和血缘层面,香港人跟广义的中国人有千丝万缕的渊源,但香港人有上帝赋予的权利挣脱中国的奴役获得自由与独立,正如昔日美洲十三个殖民地居民大都是英国人的后裔,分享着英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但依然要通过一场浴血奋战争取自由与独立一样。

今日,面对共产极权主义和中华帝国主义的两大魔爪,香港与台湾命运休戚与共。桑普在书中特别引用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馀生》一书中的一段话:「台湾跟美国一样是个移民国家,台湾人就跟美国人一样,并不是依据地缘或血缘而集结的人们,而是共生在民主、自由的理念下,构筑多元开放社会,维持自由组织状态的人群集合体。」同理,香港文化和香港人的核心或根基,也在于人权、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在此意义上,香港总有一天会摆脱中国孤儿的悲情,成为世界上倍受尊敬的新邦。

 

香港左祸的前世今生

梳理香港的文化史,不能回避近百年来共产专制的左派意识形态(也包括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对香港的巨大戕害。一般人认为,红祸赤魔肆虐香港,是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中共取得香港治权之后,中共全面输出“中国模式”和“中国噩梦”;但更聪明一些的人则发现,若往前追溯,当年与文革“造反”浪潮相呼应的香港“六七”暴动,是一页即将“被消失的历史”——当初中共布置在香港地下党,虽未能颠覆港英政府,却由此登上历史舞台。然而,桑普认为,以上两种看法都似是而非、不求甚解。若只从“九七”或“六七”两个历史转折点审视“左派病灶”,无法让香港从根子上摆脱左祸,正如庸医未找到病人的病根,就急急忙忙开出药方,该药方不可能让病人痊愈。

瞎子摸象,摸不到大象的真貌。达芬奇作画,先要研究解剖学才能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在本书中,桑普以孙悟空般的火眼金睛,看到一幅草蛇灰线般的历史地图:他如数家珍地描述了近百年来左派邪恶思想如何侵入香港,如何控制人心,如何洗脑教育。

左派思想征服中国的人心,始于五四运动;左派思想征服香港的人心,同样始于五四运动。当时,香港与中国虽是“两国两制”,在社会思潮上,香港却无法避免与中国发生“共振”。桑普指出,五四运动之后,“在逐渐形成的「仇日敌人意识」格局下,混吨的「中华民族」意识、抽象的「中国人」观念、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张,在香港人脑海中朦胧浮现,甚至带有更多若隐若现的激情。 ”五四的激进化的思维方式,成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激荡人心、席卷天下之前戏。而英国式的、温吞水般的古典自由主义以及旅居香港的旧式文人的国粹鼓吹,无法与之抗衡。

然后,中国南方的左倾运动日渐升温,中共成立、孙文为一己私利投靠苏俄、共产国际输血给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伏地魔”,中国局势的恶化一发而不可收拾。紧邻赤化最严重的广东,香港岂能置身事外?如桑普所论:“爱国思潮及民族大义的澎湃、虚相、实相、亢奋、苦头,到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的省港大罢工(由受苏联共产国际控制的容共左派国民党广州政府策动),真正衝击和扑向香港人。”中国近代史的直线堕落,香港无法独善其身,如同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游弋在其旁边的小小救生艇亦被卷入深渊。

历史是一面镜子,统治者可用它来完善愚民术和独裁制,被统治者也可用它来打开枷锁、奔向自由。桑普发现,在香港完成政治层面的独立之前,必须经历一次全面的文艺复兴与啓蒙运动。此前,香港中学生发起反对“国民教育”运动,成功抗拒了港府洗脑教育的企图,但真正优质的本土文化教育至今仍然阙如,桑普指出:“从博杂的香港本土历史事实著手,参透背后的文化涵养和价值信念,是许多香港人尚未完成的启蒙功课。小学不讲,中学不教,大学荒废,难矣哉。即使中学生必修通识,少数人选修中史,但却根本没有针对香港历史及文化的专门学科,而且通识科也没有提供比较完整的香港文化传承教育。”这或许是关心香港文化和教育的有识之士下一步可以着力的地方,这也是另一处塑造香港主体性的战场。

 

断然去中国化,加入“英语国家”

香港的未来在何方?首鼠两端,于事无补,此时此刻,须作决断:无论在制度上还是文化上,都要毫不犹豫、毫无依恋地去中国化,加入“英语国家”或“英语民族”之序列。

去中国化,就是去专制化、去野蛮化、去卑贱化、去酱缸、去奴性、去集体主义。当年,李登辉在台湾完成了该工程的前一半,即遭到北京的大字报批判和飞弹恐吓,后一半因而搁浅。台湾民主化至今已三十年,制度层面的民主体制和人权保障已基本实现,但文化层面「儒表法里」的中国毒素仍挥之不去。昔日追求民主、人权价值的民进党在执政之后,若干官员开口闭口就是弟子规、师道尊严、君臣父子,可见文化上的去中国化遥遥无期。台湾如此,香港更为严重,西式高楼大厦林立却流行风水术数,车水马龙的天桥下有“打小人”的“谶纬服务”,教会学校骨子里是儒家伦理,自由经济规则之下是私相授受的家族企业,这些情形并非体现香港具有“中西合璧”之悠长,而是香港需要剔除之“文化毒瘤”。

表面上,香港实现了西化和资本主义,在内里却尚未完成精神与价值的转型。桑普指出:“整个华夏儒学的伦理观、社会观,以及所谓「天地君亲师」等观念,都跟西方「人性本罪、人权平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想法格格不入。”换言之,中国文化和中国制度,与英美古典自由主义差距甚大,香港惟有大刀阔斧地去中国之毒素,方能展翅上腾、融入英美文明,追求光明美好的愿景,用桑普的话来说就是:“冲破「论说和谐秩序的儒家外衣」,直捣「实行独裁暴政的法家内核」。”然后,香港才能充满自信地迈出第二步:“在独立与党治之间,必须作一个清晰的了断。本土、民主、自治、独立,需要时间烘焙,需要启蒙民智,需要解除心魔,需要组织行动。”

经过英国一个多世纪的良好治理,香港成为东亚最亮丽的一颗明珠;经历中国二十年的劣治,香港却成为日渐蒙尘的灰姑娘——儘管如此,香港仍有重新闪亮的希望,就是在价值认同上加速实现英国化或英语国家化、英语民族化。英国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丘吉尔曾写过洋洋洒洒百万言的巨著《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他将说英语的群体命名为享有共同价值或信仰的国家或民族,文化、价值和信仰超越血缘和种族。丘吉尔指出:“我之所以使用「英语民族」一词,是因为没有其他名词可以用来介绍不列颠群岛(the British Isles)的居民,以及由英格兰(England)衍生出去,获得语言及许多制度,现在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保存、孕育及发展的那些独立国家。”即便面临德国纳粹武力攻击的阴影,丘吉尔仍充满信心地强调说:“如果百事顺遂,那么英语民族也许能够指引未来的方向;如果百事不吉,由于我们任何人都有力量,英语民族当然能够自我防御。”

在我看来,香港的年轻一代与其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学习中国史,不如认真阅读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与其煞费苦心地创造出所谓的“香港民族”之集体认同,不如引领香港融入“英语民族”的壮阔海洋——“英语民族”比“英联邦国家”这个鬆散的国际组织更具深刻的文化和制度内涵。丘吉尔对自己宣扬的价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战的硝烟尚未散去,英国耗尽资源、伤亡惨重,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转移到美国手上,但丘吉尔坚信,在文明的意义上,英美乃是父子继承之关系,他在本书之序言中指出:“如果过去需要这本书的话,那么这项需求当然还没有消逝。本世纪,大英帝国(the British Empire)第二次与美国并肩作战,面对世人所知的、最大规模的战争凶险;由于大炮已停止发射,炸弹停止投掷轰炸,我们变得更加意识到,我们对于人类的共同职责。语言、法律,与我们所形成的生活秩序,已经为共同勾勒出的一致任务,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基础。我认为在我开始写作此书时,这种团结的力量可能影响到世人的命运,并且至为彰显。”果然,此后的冷战和反恐战争,以及接下来对抗邪恶的“中国模式”的战斗,绝大多数英语国家都站在同一战线,并肩作战。

对于香港而言,虽然务实的英国人未能竭尽全力保护香港免受中共的劣质殖民,但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价值却能为香港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抗拒中国式极权主义的“精气神”。

 

香港人为什么要纪念六四?

在本书中,作者也谈到香港与六四的关系。正如我此所说,六四屠杀发生在北京,但持之以恒的、大规模的纪念六四的活动却发生在香港。那么,香港人为什么要纪念六四?在香港本土运动兴起之际,发生在三十年前遥远的北京的六四屠杀,跟香港的本土运动有何关联?

二零一七年,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发表声明,表示不再参与纪念六四的活动,认为香港与六四并无血脉关系,香港应当优先瞩目于自身的问题。此声明在泛民阵营引发轩然大波。

同样支持香港独立建国理念的桑普认为,纪念六四与本土、独立并不矛盾,甚至可以相辅相成、齐头并进。六四的鲜血让大部分香港人彻底觉醒,这个杀人的政权连统治中国的合法性都不具备,哪有统治香港的合法性呢?在此意义上,六四是一味如黄连般的猛药,当香港人与六四受难者及其家属同哀哭之后,六四也融入了香港当代的历史文化和深层记忆。香港拥有全球惟一的一座以纪念六四为主题的博物馆,以及规模最为宏大的纪念六四的城市公共雕塑。这是香港的骄傲,而不是香港人的“多管闲事”。

当然,桑普并不像某些泛民前辈那样居高临下地批评香港年轻人心胸狭窄、自私自利,他对香港年轻人疏离六四的选择有一定的同情和理解。他认为,如果前辈故步自封、泥古不化,就不可能号召年轻一代积极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必须提炼出新的口号和理念吸引年轻人参与。六四那一代中国青年,未能摆脱“爱国者”和“忠臣”的自我定位,比如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下跪呈送上书;中共却连古代的皇帝也不如——古代的帝王至少不敢成批杀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儒生。六四那一代中国青年自有其不敢抛弃爱国主义的思想侷限,但纪念六四的新一代青年(包括香港青年)则可以超越前一代人而成为真正的自由人。

桑普认为,支联会必须与时俱进,正视雨伞运动之后香港民心的转变:“二零一三年支联会悼念六四亡灵烛光晚会的口号原本是「爱国爱民、香港精神」,立即成为了众矢之的。经历了「反国教运动」洗礼的香港人,尤其年轻一代,对于「大中华文化」与「香港文化」的分野,体悟甚深。听到有人还说「爱」那个「国」,深感这种态度就是正中中共独裁政权的下怀,即使当时的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女士也表示略有同感。支联会后来也有所反省,希望广纳不同意见,争取六四晚会的纲领能够突出彼此之间的最大公约数:结束一党专政。”这是香港泛民阵营必须作出的应变和提升,否则就会重蹈中国海外民运遭到西方主流社会和西方华人社会“双重抛弃”的厄运。

需要改变的,不仅是观念,更包括具体的行动纲领。桑普直言不讳地指出,此前受大中华、大一统理念支配的支联会乃至整个香港泛民阵营,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效仿台湾当年的党外运动,全盘“在地化”:“彻底抛弃「爱国爱民」之类口号或字眼,改为强调「香港命运自主」和「抗拒赤祸乱港」,并把它们订定为新增两大纲领,肯定能够重新上路”。惟有如此,泛民阵营才能摆脱“大中华胶”和“左胶”的标籤,与年轻一代产生休慼与共的精神共鸣;也惟有彻底根除欢天喜地地“回归中华帝国”的虚荣心,香港人才能实现“因真理,得自由”。 
关键字: 香港
文章点击数: 1812

 
english twitter